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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主导下的开放性体制
郑永年：中国可能发展出一党主导下的开放性体制
外部多元主义分权、参与、妥协、合作
内部多元主义
执政党能够发展出党内民主的机制，中国可能发展出一党主导下的开放性体制。只有注重谈判、妥协、协商和合作中国才会彻底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传统中解放出来。
记者：近年来，您关于中国改革道路选择和中国政策发展的独到见解，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最近这几年，大家都在谈顶层设计，希望通过顶层设计推动改革。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郑永年：实际上，对各个方面的改革来说，这几年顶层设计概念的提出非常重要，因为无论哪一个国家，尽管改革的动力往往来自地方和社会，但是改革政策的制定、执行都要涉及到顶层设计问题。从各国经验来看，顶层设计都涉及到两个基本的层面，就是权力的结构和改革的政策。
权力结构决定政策的产生。在这个意义上，顶层设计不仅涉及到改革问题，也关涉到政治制度日常运作和政治生活日常进行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高层领导时时在处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重大挑战。改革是一项永恒的事业，不仅适应新的社会现状，还要有能力应对、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记者：从世界的经验来看，顶层设计需要满足哪些基本条件？
郑永年：首先，最重要的条件是确立政治责任制，任何政治制度都要确立最高层的政治责任，如果领导人的政治责任不明确，任何一个组织包括政府，其生存和发展就会出现问题，责任最重要。
其次，政治责任确立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履行责任。政治责任体现为政策，政策的执行需要通过制度来实现。制度能力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层面，没有足够强大政治力量的支持，政治责任很难强化为政治政策。二是行政层面，没有有效的行政层面，政策就很难执行下去，政治责任也就成为空中楼阁。
再次，确保顶层在履行政治责任时考虑到体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是领导层的自身利益。传统政治追求个人和家庭的利益，而近现代政治在要求执政者追求个人和家庭利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追求社会利益。
第四个条件跟民主相关，即如何避免专制和专断。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都面临这样的矛盾。中央集权制是近现代国家的权力特征。如何保障权力集中的同时避免类似于传统政治的专制？分权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也不排除用其他的方式解决专制。
记者：就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来说，顶层设计具有哪些具体制度安排的创新？
郑永年：区别于西方的外部多元主义，中国现有政治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内部多元主义。简单地说，中西方对政治不同的理解促成不同的政治制度。西方政治的典型就是古希腊，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通过谈判、合作和妥协，参与城邦事务。应当指出，当时的奴隶并非城邦公民。西方社会尽管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革，但是分权、参与、妥协、合作等特点以不同的方式延续至今。
亚洲国家原本并不存在类似于古希腊的谈判、参与和妥协的民主文化。选举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内涵并不一致，亚洲更多体现的是选举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除了选举时期各个党派之间缺少民主和妥协，还常常为了反对而反对。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政治的理解十分特殊。一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对中国政治下一个非常经典的定义：中国的政治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中国传统政治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大家都接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理念；另一方面大家又推崇人人都可以当皇帝的理念。中国传统怎么样解决政治问题呢？简单地说，即西方使用的是外部多元主义，那么中国发展出来是内部多元主义，就是强调内部利益分配。
记者：请您阐释一下内部多元主义的具体内容。结合刚刚结束的十八大，您认为中国民主政治将会呈现出怎样的走向？
郑永年：第一，尽量使制度具有开放性，传统文化里面皇权当然具有高度垄断性，同时国家的治理权开放给社会成员，不同社会成员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国家管理权力。第二，中国实行政治招安制度，皇权对社会上的威胁力量实行打压，也实行招安。第三，社会阶层之间保持流动性，用社会的流动性来挖掘社会的等级性和人人平等之间的矛盾。
这是数千年来中国对政治的理解，缺乏妥协精神。革命话语在不断改变，这种传统理解的影响尚在。在当代中国政治格局中，一方面无论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社会群体之间妥协精神还是相对少，而对立精神到处可见。另外一方面也和传统政体类似，执政党也在加快内部多元主义的步伐，开放性越来越大。上世纪90年代，解决了企业家入党和参与政治的问题，社会群体参与政治的问题也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中国政治中萌生并发展出一些平等和妥协精神，执政党内部多元主义有了很快的发展，也正因为这样，党内民主变得非常重要。十八大也再次强调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执政党能够发展出党内民主的机制，中国可能发展出一党主导下的开放性体制。只有注重谈判、妥协、协商和合作中国才会彻底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传统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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