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宏观经济学家，但我不同意美国最主要的两个宏观经济学阵营：专注于提振总需求的新凯恩斯主义和专注于减税的供给学派。近几年来，这两个学派试图克服高收入经济体表现持续疲软的问题，但以失败告终。基于可持续投资拉动型增长的新战略是时候粉墨登场了。
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挑战是配置社会资源，加以最佳利用。选择工作的工人应该找到岗位；工厂应该有效部署其资本；用作储蓄而非消费的收入应该投资以改善未来福祉。
新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就栽在第三个挑战上。大部分高收入国家——美国、欧洲大部和日本——投资不足，或没有明智地以未来最佳用途为目标投资。投资有两种——国内和国际——对世界而言，这两种投资都有所不足。
国内投资形式繁多，包括机械和建筑的商业投资、家庭住房投资以及政府对人力（教育、技能）、知识（研究和开发）和基础设施（交通、电力、水和气候恢复力）的投资。
新凯恩斯主义方法试图提振国内投资，不管属哪一类的投资。事实上，根据这一观点，支出就是支出。因此，新凯恩斯主义者试图通过极低的利率刺激更多住房投资，通过消费贷款证券化刺激更多的购车行为，试图通过短期刺激计划带来更多的“万事俱备”基础设施工程。当投资支出停滞不前时，他们建议将“过剩”转化为又一场消费盛宴。
相反，供给学派希望通过更多减税和进一步去监管化促进私人（绝不是公共！）投资。他们在美国做过几次尝试，最近的例子是小布什政府。不幸的是，去监管化的结果是短命的房地产泡沫，而不是生产性私人投资的持续繁荣。
尽管政策在供给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狂热之间摇摆，但一个持久的现实是近几年来大部分高收入国家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幅下降。根据IMF的数据，这些国家的总投资支出占GDP之比从1990年的24.9%下降到2013年的20%。
在美国，投资支出从1990年占GDP的23.6%下降到2013年的19.3%，若以净值（剔除资本折旧的总投资）衡量，则降幅更加巨大。在欧盟，投资占GDP之比从1990年的24%下降到2013年的18.1%。
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都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一投资支出持续下降趋势的真正解决办法上。我们的社会急切地需要更多投资，特别是改变重污染、能源密集和高碳生产方式，转向基于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低碳能源资源的可持续经济的投资。这类投资需要公共和私人部门相互补充。
必要的投资包括大规模部署风能和太阳能、更大规模采取公共（公交车和火车）和私人（小轿车）电力交通、远距离传输可再生能源（如从北海和北非到欧洲大陆以及从加州莫哈韦沙漠（MojaveDesert到美国人口中心）的电网等。
但是，就在我们的社会应该进行这些投资时，美国和欧洲的公共部门却陷入了名符其实的“投资停顿”。政府打着预算平衡的名号削减公共投资，而在公共监管的电网、责任规则、定价模式和国家能源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巨大争议时，私人投资者也无法在替代能源领域进行稳健、安全的投资。
在美国，公共投资支出被大幅削减。联邦政府和各州都没有政治权力、融资战略和长期规划推进下一代智能清洁技术投资。
新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都误解了投资困局。新凯恩斯主义者将公共和私人投资视为仅仅是总需求的一种。他们忽视与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如旨在推进新技术的定向研发，它们是打开环境可持续的明智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支出局面的必要条件）有关的公用政策决定。因此，他们总是弄出各种噱头（零利率和刺激计划），而不敦促制定实施稳健投资复苏所需要的具体的国家政策。
至于供给学派，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私人投资需要公共投资和明晰的政策和监管框架加以补充。他们鼓吹削减政府支出，天真地认为私人部门能变戏法般地填补空白。但是，他们的削减公共投资的做法拖累了私人投资。
比如，如果政府不拿出长期气候和能源政策或刺激建设长距离输电线从而将低碳能源资源引向人口中心的计划，私人发电商就不会投资于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混乱的政策细节令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困扰不堪。
另一个选择是用国内储蓄提振外国投资。比如，美国可以贷款给低收入非洲经济体从美国公司手中购买新电站。这套计划能让美国私人储蓄派上重要用场，参与全球减贫斗争，同时还能增强美国的工业基础。
但是，在这方面，新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也都没有致力于改善发展金融机构。宏观经济学家不应该建议日本和中国提高消费率，更聪明的做法是鼓励这些经济体利用其高储蓄为投资项目融资——不仅包括国内投资，也包括海外投资。
这些考虑对于任何关心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可持续性问题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这一代最紧迫的挑战是将全球肮脏的碳基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改造成清洁、智能、高效的二十一世纪系统。投资于可持续经济将极大地改善我们的福祉，有利于利用我们的“过度”储蓄为正确的目标服务。
但这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们需要长期公共投资战略、环境规划、技术路线图、新型可持续技术的公私合作以及更大的全球合作。这些工具将创造我们的健康和繁荣所依赖的新宏观经济学。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是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教授、卫生政策和管理教授、地球研究所主任。他也是联合国秘书长千年发展目标特别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