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8月19日报道 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8月16日刊登《亚洲能在中等收入时期继续增长吗？》一文，作者为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霍米·哈拉斯。全文如下：
大约十年前，我们发现对亚洲中等收入经济体来说，没有便于传播的发展战略。
当时，中国强大的出口机器正在加速运转。随着国家从低收入行列成功迈进中等收入行列，工资水平因此提高，许多东亚经济体正在同中国一道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丧失竞争力。经济决策者开始思考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所需的经济增长来自何处。
为了描述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名词。对我们来说，“中等收入陷阱”既是表明缺少充分理论支持中等收入经济体发展政策，也是阐述一种发展现象。这是对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本质无知的陷阱：主流经济学解决的是高收入经济体的问题，而发展理论则试图研究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遇到的问题。由于全世界四分之三人口生活的地方既不属于发达国家，也不属于低收入国家，因而这是一片不小的空白。
令我们吃惊的是，“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很快在决策者和发展研究专家中流行了起来。在东亚地区，2008年的大衰退打击了经济决策者的自信，并引发了随后举措的大辩论。到2009年年中，包括总理纳吉布在内的马来西亚决策层开始在演讲中使用这个词，甚至建立了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详细讨论如何逃离这个陷阱。在中国，从2010年起，负责起草2011年到2015年第12个五年规划的官员也开始争论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十年过去了，对“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其特征是什么以及如何能够“逃脱”这一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讨论方兴未艾。我们有哪些收获呢？
贸易自由化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至关重要；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和公司生产率都有所发展。在规模经济产业有优势的国家最可能随开放而取得长足发展。
成功的中等收入国家也应鼓励创新。贸易的开放在促进竞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并由此推动了创新和技术转让。同样促进的还有新的资本投资以及研发：这些也会推动更先进的技术传播。
金融市场的质量和资本市场自由化对中等收入国家也是重要的。我们建议中等收入国家汇率更加浮动，同时发展当地金融市场，为企业抵御汇率风险提供更多机会。巧合的是，中等收入国家也正在向这个方向稳步发展，把货币政策重新作为宏观经济管理工具使用。
我们还强调推动城市化和城市群、解决不平等问题、杜绝腐败现象等在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战略成功中的作用。
但事后想来，我们还应强调一些领域，但忽略了。有三个问题是中等收入国家应该注意的。
其一是人口构成变化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中国过去30年来的经济增长中，有四分之一是其人口构成的结果。而尼日利亚、印度等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则希望新一代年轻人加入劳动力大军后可以提供人口红利；另一些国家则担心本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耗尽。对所有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未富先老是一大风险。
另一个中等收入国家面对的任务是培养企业家精神。这与创新有着细微的差别。一套平衡的技术体系——包括但不仅限于某些中等收入国家扶持的传统科技技术——对培养新一代把创意转化为商业机会的企业家是非常重要的。这已经是中国面临的当务之急。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外部承诺和地方主义。地方机构通过预先约束中等收入国家的自由化改革，从而能够有助于保障其长期经济增长轨迹。在当今世贸组织谈判停滞的情况下，这些外部承诺的本质很可能是地域性的。这会帮助一个地区内的多个中等收入国家一同逃离陷阱，也因此我们对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较为贫困的东盟国家仍保持乐观。
无疑“中等收入陷阱”引起了该地区决策者的兴趣。虽然这一理念本身仍在梳理中，但明确的是，中等收入国家需要深思迈向高收入国家所需的变革。2015.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