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幾十年裡，我曾經多次參與中央文件和國家領導人講話稿的起草工作，其中最難以忘懷的，是30年前受命起草那篇劃時代意義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

　　四天寫出初稿

　　1978年12月17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我正在釣魚台國賓館參加為鄧小平副總理訪美做准備的工作。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務院研究室主任的胡喬木把我找去，告訴我，小平同志布置了一項任務，要在1979年元旦，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名義，發布一份《告台灣同胞書》，讓我在三四天內起草出一個初稿。

　　他向我講了文告的要點，特別叮囑說：這個文告既要面對台灣老百姓，也要面對台灣當局。行文不用黨報社論的格調，語氣要委婉平和些，可以半文半白，適應台灣同胞的習慣，讓他們能聽得進去。

　　對此，我的理解就是，既要曉之以義，也要動之以情。我花了四天時間，按照胡喬木所說的精神把稿子寫成，給他送去。他對稿子作了修改，框架沒有大動，只是對文字作了精心潤色，加了一些警句，如“這種綿延多少歲月的互相思念之情與日俱增”等。

　　12月24日，喬木同志要我和他一起，帶著打印好的修改稿到小平同志家裡去，請他審定。胡喬木讓我當面逐字逐句把稿子念了一遍。小平同志聽完后，隻字沒改就表示認可，當場拍板說：“我看可以了，趕快分送政治局的各位同志過目。”后來，文告也沒有改動，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12月26日開會討論通過，就在1979年1月1日公之於世了。

　　這份文告有這樣一些特點和主要內容：開誠相見，言之成理，語調懇摯親切，富有感情。不再重彈“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舊調，而是反復強調實現祖國統一是所有炎黃子孫的共同願望和責任。為了緩和海峽兩岸的緊張局勢，宣布停止對金門等島嶼的炮擊（國防部部長徐向前當天就向人民解放軍發布停止炮擊的命令）﹔建議通過商談，結束兩岸的軍事對峙狀態﹔主張盡快實現通航、通郵、通商，可以進行任何范圍的交往接觸﹔指出統一祖國是歷史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神聖使命。

　　這篇全文1800多字的文告，可以說是語重心長，入情入理，它理所當然在海內外引起強烈的反響。

　　文告的背景

　　《告台灣同胞書》的發表，有著一定的歷史背景。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雙方經過協商發表《上海公報》。中美兩國結束了長期的敵對關系，互設聯絡處，但是，美國仍然保持與台灣的“外交關系”，繼續在台灣駐扎軍隊，維持同台灣的“共同防御條約”。到1977年，卡特就任美國總統后，希望實現中美關系的正常化。經過兩國代表將近半年的談判，終於在1978年12月16日達成協議，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公報》。美國接受中方堅持的“斷交、撤軍、廢約”三項原則，與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宣布承認隻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美關系實現正常化，這就大大增加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

　　這不僅需要全國各族人民的艱苦奮斗，還需要有一個和平的周邊環境、國際環境，正如小平同志所說，“我們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那就有必要對我們的外交政策作出適當調整，我們的對台方針也要作一些變動。

　　正是面對當時的國內和國際形勢，已經在中央確立了領導地位的鄧小平同志作出決策，在促進台灣問題和平解決上採取更為積極的步驟，這就有了《告台灣同胞書》的誕生。

　　小平訪美談台灣

　　1979年1月28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赴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本人以顧問身份隨行，對他和平統一祖國的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

　　小平同志訪美期間，不止一次談到台灣問題。他在美國參議院舉行的午餐會上，用明快的語言說：“人們擔心的是將要用什麼辦法來解決台灣問題。我肯定你們已經注意到，我們不再使用‘解放’台灣這個字眼了。我們現在說的是，我們希望解決台灣回歸祖國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問題。隻要台灣回歸祖國而且承認隻有一個中國，那麼，我們就充分尊重台灣目前的現實。”

　　他在另一次講話中也強調：“按照我們的心願，我們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這對國家，對民族比較有利。這在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應該說，中美關系正常化以后，這種可能性將會增大。”

　　小平同志這次美國之行，對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進程無疑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形勢比人強

　　《告台灣同胞書》的發布，是我們黨和政府對台政策的一個轉折點，它打開了通過和平協商實現祖國統一的新局面。為了落實“尊重台灣現狀”的政策，鄧小平同志於1983年6月正式提出“一國兩制”的具體方案。

　　這個非常富有創造性的構想，當然對台灣各界人士有很大感召力。后來，中共中央台辦負責人又提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互派代表進行接觸，以便創造條件，就和平統一展開談判。

　　在這期間，盡管受到“台獨勢力”的干擾破壞，兩岸關系還是不斷改善，往來日益頻繁，經濟聯系日益密切，文化交流日益活躍。

　　回顧《告台灣同胞書》發布以來30年海峽兩岸關系發展的歷史，可以充分看出這個文告的重大歷史意義。正如胡錦濤同志去年12月31日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講話所說的，“《告台灣同胞書》的發表，標志著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理論和實踐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兩岸關系發展由此揭開新的歷史篇章。”（摘自《財經》2009年第9期，譚文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