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超级大国和威权国家，在治理互联网方面一直面临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方面，互联网为新兴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平台和无限空间，使政府对其经济拉动潜力垂涎三尺。看看“淘宝”在双十一“光棍节”上不断刷新的网上交易记录，看看一个个散布在全中国各个角落，以网购为主业而崛起的“淘宝村”，就可以知道互联网经济的巨大能量了。因此，向来以稳健的经济增长绩效作为执政合法性的中国政府，自然不会放弃互联网的巨大实用价值。

    与此同时，互联网为威权体制实现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问责提供了契机，使政府可以通过网络反腐和信息公开，来推动公共治理的改善。中共中央纪委开通了网络举报平台，各种网站、论坛和微博成为网民举报和检举的便捷通道，网络反腐成为中国反腐风暴的亮丽风景。伴随着“阳光采购”“晒账本”等一系列政府透明举措，互联网有力支撑了政府自身的监督，以及社会对政府的问责。

    但另一方面，互联网崛起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又往往让人忌惮。互联网使群体性事件更容易被组织起来，类似“颜色革命”这样的政治威胁，让执政者心存畏惧。当人人手持智能手机，通过隐秘的互联网交换信息并“串联”时，“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就显得非常苍白。更可怕的是，互联网的自由空间还为流言传播和社会恐慌埋下了祸根，进一步加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和暴乱风险指数。

    更为重要的是，当互联网安全日益凸显时，政府不得不紧绷神经而不敢有任何懈怠。自主研发芯片和操作系统，实现政府部门软件正版化，采用国产全球定位系统，都是中国政府互联网安全布局的表现。同时，鼓励国内企业复制国外同类技术和服务，以取代其对输入技术的依赖，也是一种替代策略。

    当互联网日益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当越来越多的互动和交易在互联网上实现时，互联网的脆弱性也昭然若现。一次系统瘫痪或信息泄露，就可以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日益兴起的大数据技术，通过海量数据挖掘、高级逻辑匹配和更为复杂的算法，可以将原本看似毫无关系的数据组织起来，从而发现新的规律。这种技术的巨大风险，使政府认识到其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力日益式微。所以，政府不得不正视网络安全，并不惜一切代价对其加大投入。

    只是，类似谷歌这样的企业，政府常常很难找到确凿证据，来证明其侵害国家安全。即便掌握了线索，也会忌惮公开它们以后所可能诱发的可怕后果（比如暴露技术弱点）。所谓投鼠忌器，政府拿互联网企业没办法，互联网企业也只能自认倒霉。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在禁闭谷歌等相关企业时总是不声不响，让人一头雾水。但是，当人们在猜忌种种可能时，网络流言便难以遏制，对政府的不信任乃至敌对情绪也发酵升温。

    郑永年形象地将互联网在中国的崛起，形容为相互赋权，即国家与社会都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强化了能力，获得了权力。但是，二者的角力过程与结果却是不确定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与社会的相对演变和动态均衡。更为重要的是，境外势力的介入，进一步使这个过程日趋复杂和难以预测。

    作为一把“双刃剑”，互联网给中国的国家治理出了一道难题。政府一方面期望振兴互联网经济，但另一方面又忌惮其政治隐患，双重的矛盾心理使互联网治理的逻辑扭曲。研究显示，民主国家的经济透明度与政治透明度是吻合的，经济自由化助推政治开明，反之亦然。但是，中国在反映政府向企业开放商业数据和经济信息的经济透明度上得分很高，但在反映民主参与、政治问责与政府响应力的政治透明度上却得分很低。这种“一低一高”的经济－政治不相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互联网整理的两难境地。

    互联网治理思维的矛盾，使政府存在很强的相机抉择和依条件行事的色彩，往往“见招拆招”“看人下菜”。双重矛盾心理作祟，互联网治理也只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最近的实验研究发现，政府可以容忍网民对政府和官员的批评，甚至尺度很大的谩骂都可以姑息。但是，当网络言论中出现群体性事件的苗头时，互联网的“红色长城”却绝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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