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享有“千年学府”美誉。 　　岳麓书院位于长沙市湘江畔岳麓山下，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其前身可追溯到唐末五代（公元958年）智睿等二僧办学。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嗣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南宋理学家朱熹等曾在此讲学，据说，鼎盛时期从学有千人之众。 从岳麓书院至湖南大学的千年办学历史，反映了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岳麓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西晋以前为道士活动据点，曾建万寿宫、崇真观等。西晋泰始四年（公元268年）麓山寺创立。六朝建道林寺。唐代马燧建“道林精舍”。唐末五代智璇等二僧建屋办学，形成书院的前身。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因袭扩建，创立岳麓书院；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赐“岳麓书院”额，岳麓书院遂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 　　 自明宣德始，经地方官员多次修复扩建，岳麓书院主体建筑每一次集中在中轴线上，主轴线前延至湘江西岸，后延自岳麓山巅，配以亭台牌坊，于轴线一侧建立文庙，形成了书院历史上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现存建筑基本格局。

           
         返回中华博物馆 　　“青山有幸埋忠骨”。辛亥革命后，不少仁人志士的遗骸长眠于此，这也是岳麓山的一大奇观。其中最著名的有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黄兴、蔡锷、蒋翊武、刘道一、陈天华，辛亥光复湖南的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同盟会重要成员姚宏业、禹之漠，著名学者杨树达及大批阵亡将士的公墓，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已与岳麓青山溶为一体，是岳麓山文化浩气长存的一个篇章，是碧血丹枫美景中最具有忧国忧民的感情色彩的一页。 　　明代岳麓学术仍以朱张之学为宗。清代岳麓书院主要传授儒学和汉学，道光年间，吴荣光于书院内创立湘水校经堂，使其成为汉学研究的重镇。清末，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书院也开始了新学的传播，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维新变法运动兴起，要求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湖南时务学堂创办，后相继改名求实书院、湖南大学堂。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与岳麓书院合并改为湖南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学堂为学校，拟办湖南大学，期间先后迁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至1926年湖南大学正式成立。 　　学校虽几经变革，多次易名，但始终为湖南最高学府，原书院院舍始终保持未变。今日的湖南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修复后的岳麓书院，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千年学府正续写新的历史篇章。

  书院的学规

　　中国书院一般都有学规。所谓学规，是书院订的用以规范生徒学习、生活行为的规矩章法。岳麓书院的学规，最早源于朱熹的《书院教条》，到清代乾隆年间，欧阳正焕任书院院长时，提出“整、齐、严、肃”四字并撰诗，刻在碑上嵌于书院讲堂右壁，流传至今。这四个大字刚劲有力，令后人景仰不已。 　　岳麓书院学槼: 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名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 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时蚤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创建和繁盛

　　坐落在长沙湘水之滨、南岳之麓的岳麓书院始建于976年（宋太祖开宝九年）。从岳麓书院到清末的湖南高等工业学堂，再到今日的湖南大学一脉相承，故有“千年学府”之称。它比意大利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要早近100年，比英国牛津大学更要早近200年。因此可以说，在世界上自建立之日始一直延续至今的高等学府中，长沙岳麓书院是创建最早的一座。 　　宋代潭州教育之兴的明显标志便是岳麓书院的建立。但岳麓书院的渊源一直可追溯到五代末。那时，茂林修竹、葱笼滴翠的岳麓山林已是士子的习业之所。智等两位僧人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割地建屋”，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岳麓书院就是在智办学的基础上“因袭增拓”而诞生的。 　　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原僧人办学的遗址上，即岳麓山下的抱黄洞附近正式建立起了岳麓书院。这时已不是仅仅能让“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的简陋学舍，而成了拥有讲堂5间，斋舍52间的规模恢宏的书院。不久朱洞去职离开潭州，书院因一时得不到支持而一度出现“弦歌绝音，俎豆无睹”的冷落局面。但到999年（咸平二年）李允则知潭州时又恢复了生机。李允则本是儒臣，系唐济南团练使李谦溥之子，少时就以才略闻，后以荫补官，所到之处都致力为民办实事，“民皆称便”。他知潭州后，对兴教办学身体力行。岳麓书院在李的主持下，很快获得了恢复和扩建。他“尽获故书，诱导青衿，肯构旧址。外敝门屋，中年讲堂，揭以书楼，序以客次。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请辟水田，供春秋之祀典”，使书院初具规模，并形成了以讲学、藏书和供祀3个部分组成的书院规制。书院正式定额为60余人，其他从学者还不在此数，声名渐次传播三湘衡岳之间。朝廷因岳麓书院办学有成绩，故采纳李允则的奏请，拨赐御书给书院，所赐之书有《释文》、《史记》、《唐韵》、《玉篇》等各种经书史籍。北宋王禹在《潭州岳麓书院记》中赞誉道：“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把岳麓书院比之孔孟之乡的“洙泗”、“邹鲁”。潭州也从此有了“潇湘洙泗”的美名。 　　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7）年间，岳麓书院进入了北宋的鼎盛时期。1012年（大中祥符五年），潭州湘阴人周式上任山长。周式“学行兼善，尤以行义着称”。岳麓书院在他的主持下，办学规模大为扩展，学额由原来的60余人提高到“数百人”。周式还请知州刘师道扩建斋舍，当时有谭绮作记，可惜原记不存，具体扩建情况难详。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宋真宗亲自召见周式，对周式兴学颇为嘉许。亲书“岳麓书院”匾额。至今书院所存明代“岳麓书院”刻石，便是当年宋真宗的手迹。宋真宗感其学行义着，授周式为国子监主簿，留在朝廷效命。但周式坚请不就，乞求归山掌教。真宗为之动容，乃赠对衣鞍马、内府书籍，以表彰他的拳拳执教之心。在周式执掌下，岳麓书院的从学人数和院舍规模都有很大发展，遂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关于“四大书院”有多种说法。吕祖谦、吴澄之说是：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王应。麟之说是：岳麓、白鹿洞、丽泽、象山。范成大之说是：徂徕、金山、石鼓、岳麓。马端临之说是：岳麓、睢阳、白鹿洞、石鼓。古人众说纷纭，我们不必拘泥于某家之言，但唯有岳麓为诸家共推，反映了古之学者对岳麓的印象是多么刻骨铭心。 　　北宋朝廷为了加强思想上的专制，振兴衰落中的官学，拓宽科举取士的途径，曾展开了4次兴学运动。在官学运动的冲击之下，各地书院遭到了摧折，有的被废弃，有的则改成了官学。同样，岳麓书院也难逃厄运。 1097年（绍圣四年）朝廷下令废弃岳麓书院，要将书院改为鼓铸场。在岳麓书院面临着生存威胁的关键时刻，湘阴尉朱辂冒着杀头危险，以“乡校不可毁”为由抗旨不行。朱辂虽官微言轻，但由于岳麓书院名声在外，朝廷也只好作罢，岳麓书院也就幸免于难。岳麓在官学运动中不仅没有沉寂下去，反而纳入了“潭州三学”的“三舍法”教育改革体制，成为荆湖南路的最高学府。 　　两宋之交，岳麓书院遭战火洗劫，“兵革灰烬，什一仅存”，几成荒榛之地。1165年（乾道元年）岳麓书院得以重建。担起重建岳麓重任的是当时的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刘珙也系儒生，一生以尊儒重道为己重。他知潭州后对发展文教十分重视，“葺学校，访雅行，思以振之”。他授命郡教授郭颖主持重建岳麓之事，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书院不仅恢复了昔日旧观，而且又有扩建，屋舍增至50楹，并“肖圣像于殿中，列绘七十子，而加藏书堂之北”。特别是他延聘著名理学家张主教岳麓，更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 　　张主教岳麓，一时群英骤至，人文荟萃，从学者广及东南数省，人数达千人之多，以致“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为岳麓历史上所未有。南宋另一位大理学家朱熹闻张得衡山五峰（胡宏）学，专程造访岳麓，举行了驰名天下的“朱张会讲”，推动了闽学与湖湘学的交流，岳麓书院的影响也更深更广。诚如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所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 　　继张主教、朱张会讲后，又有胡宏的另一高足彪居正于1167年（乾道五年）主教岳麓，继有事功学派陈傅良于1188（淳熙十五年）年来岳麓讲学，使岳麓书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了活跃的学术气氛。在陈傅良讲学岳麓的同时，湖南安抚使潘畴再次修葺书院，“广二斋，益额十人”。州教授顾杞亲任山长，并聘张高足吴猎为堂长。1194年（绍熙五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第二次来到潭州，经过他的整治，岳麓书院再次进入到繁盛时期。1222年（嘉定十五年）著名理学家真德秀以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专程前往岳麓书院主祭朱洞、周式、刘珙。1146年（淳六年）理宗再赐“岳麓书院”额，恢复“潭州三学”。1253年（宝元年）湖南转运副使吴子良又聘吉州理学名家欧阳守道为副山长，开讲“发明孟氏正人心，承三圣之说”，大力弘扬理学。张季子张庶、侄张忠恕也先后讲学书院。岳麓传播经邦济世之学、倡行伦理践履的学风一直坚持到1275年元兵攻破长沙，书院被毁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