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享“天府”盛誉的四川省，拥有秀丽的山川和辽阔的沃土，遍布各地的名胜古迹和丰富多彩的出土文物，反映着四川历史的发展进程，它是我国文化宝库的组成部分。
四川省博物馆便是收藏和展出四川省文物的重要场所之一。
四川博物馆创建于1941年3月。创办伊始，设备简陋，经费不敷开支，专业人员甚少，直至1949年底，全部藏品仅近万件。1950年改称“川西博物馆”，1952年改为“四川博物馆”。
四川省博物馆的藏品是经过几代考古人的辛勤工作积累而成的。1941年，原馆长冯汉骥教授主持发掘前蜀永陵，开启了四川省博物馆文物收藏的先河。
建国后，四川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当时担负着四川地区主要考古任务的我馆在几十年的田野工作中获得了大量文物资料，丰富了馆藏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1951年。在资阳黄鳝溪发现了“资阳人”古人类头骨化石，后又在汉源富林、资阳鲤鱼桥、铜梁县西廓水库等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和遗物。四川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遍及全川主采集点已发现300多处，其中以公元前4400-公元前3300年巫山大溪遗址最具代表。该遗址1955年初次发掘，后又经历了两次发掘，从200余座墓葬出土了1250余件石器、陶器、骨器等物。它的发现，使长江中游地区以红陶为主并含彩陶的地区性文化得以命名，并为认识两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打下了基础。
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取得了较大成果，出土的实物证明，巴蜀地区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区域，同时又与中原及周边地区存在广泛的文化联系。1956年，我馆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新繁水观音商周时代遗址，出土了三角援戈长 矛、空首斧等青铜器是研究早期巴蜀文化与战国的巴蜀文化承接关系的重要物证，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1957年、1959年两次试掘中，出土了陶 、豆形器、钵、平底罐、纺轮及铜戈等物，为研究早期的蜀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1959年和1980年在彭州市蒙阳镇瓦瓦街，两次发现西周早期铜器窖藏，出土了40余件青铜器，其中兽面象首纹铜罍、羊首耳涡纹铜罍、牛纹铜罍不仅形体硕大，造型和纹饰也十分精美，堪称重器。其与北方所出形似而色质有别，应为蜀仿中原器型而造。两件铜觯的内底分别铭有“覃父癸”和“牧正父已”，字体与中原地区出土的铜器铭文相同，应为中原传入。蟠龙盖饕餮纹罍，其形制、纹饰基本与1973年在辽宁喀左出土的1件商周铜罍相同，亦应为中原文化之物。
1965年，在成都百花潭战国墓中出土的“嵌错宴乐攻战纹铜壶”，通体用金属嵌错出丰富的图案，从上至下共四层，第一层为“习射、采桑”、第二层为“宴乐、弋射”；第三层为“水陆攻战”；第四层为“狞猎”及装饰图案，成为战国时期的战争、生产等方面的全景图，具有极高的文物和艺术价值。1972年在郫县独柏树出土了一件有代表性的虎纹铜戈，上铸一组铭文，类似符号也见于巴蜀其它铜器，这种尚未被解读符号被称为“巴蜀图语”，可能是甲骨、金文系统以外流行于巴蜀地区一种文字符号。1954年在广元市宝轮镇清理出土9座战国时期的船棺墓，共出土铜器29件及陶器、漆器。在巴式剑上，有“巴蜀图语”，其时代与重庆巴县冬笋坝晚期船棺墓相同。 般棺葬的发掘，从地下证明了“巴蜀文化”的存在。此外在成都白马寺、峨嵋符溪、成都琉璃厂等地也出土大量战国时期的巴蜀青铜器。1972年在涪陵小田溪巴人墓中，出土了铜钲、错锡铜缶、嵌错云水纹铜壶、虎纽錞于等。其中14枚钮钟组成的一套编钟是音乐考古的最大成果。《乐书》载：“倍七音而为十四者，小架所用也”这套编钟各钟的尺寸正是依次递减。其上还有精细错金纹饰，笋 上有巴族常有的符号，文化内涵有楚文化的某些因素。应是两种文化相互影响的产物。1980年，从新都县马家乡战国木椁墓的腰坑中出土青铜器188件，礼器的形制、纹饰多与楚器相似，说明蜀楚文化的交流。兵器、工具等九件、五件成组并铸有类似族徽的符号。从九器的组合以及铜印上的铎象征王权来看，它又明显具有中原的影响。说明战国中期，蜀文化与其它文化的整合加剧了，1955年在成都羊子山172号战国墓出土鼎、釜、甑、罍等铜器50余件，另还有相当数量的金、银器，其中，铜器上亦有“巴蜀图语”。从工艺来看，它不仅受中原影响，也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四川汉代的画像砖，画像石（石棺）以及陶俑以品种数量多，分布范围广，题材丰富多彩，雕塑精美著称于世，也是四川美术发展史上继三星堆青铜器群后又一座高峰。1974年在都江堰外江水闸附近发现高达2.9米的李冰石像，从纪年可知造成公元168年。
四川省汉代崖墓多，出土的画像石棺占全国像石棺的90%以上。我馆1974年在郫县新胜乡发掘的“宴乐百戏”石棺四面满二，前后档为双阙和伏羲、女娲，左右一则是宴乐、乐舞、杂技，另一侧为漫衍、角抵、水嬉。1974年同在新胜乡出土的龙虎戏璧石棺盖，图中骄龙猛虎极富动感，龙虎上方刻牛郎织女，似为我国已见最早的牛郎织女图。四川汉代石棺是以杰出的雕刻艺术，成为古代雕塑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画像砖与画像石、石阙并称为四川汉代艺术的三大顶峰。它以分布地域广、时间连续性强以及艺术形式的变化多样闻名于世。我馆从成都彭州市、新都县、大邑县、彭山县、德阳市、什邡市等地发掘和收集各类题材的画像砖数百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它所透示的思想和朴素美。它反映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为可贵的是把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作为美的事物来表现，从而构成一幅长的汉代的社会风俗画。四川汉代画像砖夸张变形的造型、力量、动感构成了其古拙的美学风貌，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更是人类艺术史上的瑰宝。
汉代陶俑有灰陶、红陶、釉陶，多为模制，也有捏提塑或两都兼有。其题材广泛，有说唱、庖厨、乐舞、侍者、劳作、部曲，还与车马、楼房、禽兽等，四川东汉陶俑具有单纯、质朴的美，它不求细部的刻划，更多地运用夸张的手法追求神似。南北朝考古最重要的成果是1953年在成都西郊万佛寺遗址了石刻造像200余件，年代自梁至唐。造像虽多残缺不全，仍为研究这一时期佛像造像和四川石刻艺术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如梁普通四年、梁中大同三年石刻造像龛都是南朝佛像造像的精品，从万佛寺石刻艺术表现手法的活泼与隽逸，可以看到它与四川汉代石刻艺术的承传关系。另我馆所藏南齐永明元年造像，为四川造像中有年号之最早者。1957年在广元市宝轮镇清理了32座南北朝墓，出土陶器76件，铜器24件，青瓷器30件及一些铁器、钱币等物。另外，在郫县出土的有铭文的铜弩机以及“成汉”墓出土的陶俑。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实物资料。
唐宋时期的文化遗存最重要的发现，当推我馆建馆之最，冯汉骥教授于1942年主持发掘的前蜀永陵，出土有玉哀册、谥宝、玉大带和一些银器，王建石像、棺床上所刻24使乐像，为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杰作，也是音乐史研究的重要资料。1971年清理后蜀和陵（孟知祥和妻福庆长公主合葬墓）；1974年清理晋晖墓；1977清理张虔钊墓，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文物，为两蜀史提供珍贵物证。1959年在德阳孝泉镇窖藏出土银器32件，在万县唐冉常才墓发现青瓷百余件。蜀瓷的遗存的发掘，也是这一时期考古工作的特点。唐宋时期，四川瓷窑星罗棋布，烧造地区极广。1953年广元瓷窑铺古窑，1976年彭州市瓷峰窑以及邛崃市邛窑、成都市琉璃窑的考古成果都反映出宋代四川制瓷发展的水平。
元代文化遗存，有1956年成都保和乡元墓。清理的四座墓中，出土陶俑及瓶香炉等30余件。1974年简阳市东溪园艺场元墓出土青釉、影青、白釉、黑釉等各类瓷器525件，青铜器60余件，砚台17方，从产自不同地方的瓷器，可以看出四川与各地的商贸活动。明清考古成就主要有1955年在成都白马寺6号明墓出土随葬俑82件，瓷器20余件，部分金、银饰品。1970年在成都北郊凤凰山发掘的明蜀王朱椿长子朱悦廉墓，墓中出土各类彩俑500余件，俨然一个仪仗方阵1974年在平武县古城乡发掘王玺家族墓，出土金器129件，银器49件，其中王瀚妻朱氏墓所出镂雕人物金发式，分三层雕楼台亭阁及40余人的乐舞表演，做工细腻，层次丰富，堪称明代工艺美术中的精品。此外，在成都及其附近地区发掘多处明代太监墓，出土了大量陶、瓷器。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之地，有14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大量珍贵文化遗产，这也是我馆藏品的一大特色。馆藏仅彝、藏、羌族的文物就有6000余件。彝族漆器集彩绘、雕刻、镶嵌、堆漆等工艺，造型和色彩都极具民族特色。藏族的金银器、木板经书、鎏金藏戏面目等，是藏文化宝库中的奇葩。我馆收藏的金铜佛像和唐卡不仅数量多，品质亦精，其中《格萨尔王画传》为全国罕见。1978年，我馆茂汶城关进行了两次规模较大的考古发掘，出土各类文物1400余件，为研究羌族的文化渊源提供了依据，此外羌绣、羌笛等都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四川省博物馆所藏历代法书名画位居全国前列，宋徽宗的《腊梅双禽图》、刘松年的《秋山行旅图》、唐棣的《携琴远眺图》、文征明的《高人名园图》、唐寅的《虚阁晚凉图》、八大、石涛的巨幅山水……，件件珠玑，数百件张大千的画作，更是为世人关注。
此外，四川省博物馆的近现代文物、历代钱币、民俗文物也极具特色。本书所选文物只是馆藏的极小部分，但它已展示出四川历史文化的丰厚和博大。抚卷追昔我们应向为四川文博事业的繁荣做出巨大贡献的几代考古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四川省博物馆原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现已迁至浣花南路251号，浣花溪公园旁。一期工程已于2008年12月10日通过工程验收，现正在进行二期修建当中，将于2009年5月1日对公众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