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故居
——后圆恩寺胡同13号
后圆恩寺胡同属东城区交道口地区，是交道口南大街路西从北往南数的第三条胡同，自东向西沟通交道口南大街与南锣鼓巷，长400米。清乾隆时称“后圆恩寺胡同”，宣统时称“后圆恩寺”，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交道口南三条”，“文革”中一度改称“大跃进路七条”，后复称“交道口南三条”，1979年恢复“后圆恩寺胡同”原称。
《顺天府志》载：“圆恩寺，元刹也，在圆恩寺胡同”。圆恩寺胡同今称前圆恩寺胡同，是后圆恩寺胡同南面的一条胡同。据此可知，后圆恩寺胡同因在圆恩寺的背后而得名，却没有按习惯被称为“圆恩寺后身”或“圆恩寺后街”，并非此处原有前、后两座圆恩寺。
后圆恩寺13号在胡同西段北侧，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进宅院，占地面积为8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500多平方米。街门为“如意门”①，东侧有1间倒座儿南房，西侧有3间倒座儿南房，街门与两侧的倒座儿南房均为合瓦清水脊屋面，清水脊两端6条向上斜翘的蝎子尾②与蝎子尾下的砖雕，既完整又精美。进入街门迎面是一座影壁，影壁上镶嵌着邓颖超书写的“茅盾故居”金字黑底的大理石匾额，影壁前有一口荷花缸；一进院有北房3间，两侧各有耳房1间；有东、西厢房各3间，厢房南侧各有耳房1间；北房是茅盾先生的工作室兼卧室，西厢房是客厅和书房，东房是餐厅；院内有两棵太平花，院中有一尊置于黑色大理石基座上的茅盾半身雕像，雕像的材质为汉白玉，高83厘米。二进院有北房5间带东耳房1间、西房1间、南房两间。
茅盾于1974年12月搬入此院，直到1981年辞世。茅盾逝世后，故居辟为陈列馆对公众开放。故居的前院开设了2个陈列室，陈列茅盾生前的实物和图片，包括手稿、作品、信件、手迹和茅盾主编过的文学刊物等，共400多件。后院正房6间，安放有茅盾夫人孔德沾女士的黑漆镂花骨灰盒。
1984年5月24日，后圆恩寺13号作为“茅盾故居”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茅盾（1896—1981），著名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原名沈德鸿，字雁冰，常用笔名茅盾，浙江桐乡人。
茅盾在家乡读书时就喜爱阅读古典小说。1916年，茅盾在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20年初，开始主持《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工作，连续撰写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小说平议之平议》等文章，阐述自己对文学发展的见解。1921年1月，与郑振铎、叶圣陶等在北京成立了文学研究会，从事新文学的倡导、评论和外国文学的评介工作。同时茅盾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2年，以《小说月报》编务为掩护，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员；1926年，奉中共中央之命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毛泽东为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1926年底，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茅盾赴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茅盾离开武汉回上海，开始以“茅盾”为笔名从事文学创作；1928年7月，茅盾东渡日本，失去党的组织关系。
茅盾在抗日战争时期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日战争胜利后，茅盾在上海主编《文联》杂志，从事争取民主与和平的活动；新中国建立后，茅盾长期担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是中国文坛的领军人物之一。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国家级文艺大奖——茅盾文学奖的基金来源便是茅盾生前捐赠的专款。
1981年3月27日，茅盾先生在北京辞世，临终前，中共中央根据先生的请求，决定恢复其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茅盾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有10卷本《茅盾文集》和40卷本1200万字的《茅盾全集》存世。193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子夜》是茅盾先生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全貌的力作，把“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里程，奠定了茅盾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瞿秋白评价《子夜》：“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像我这样“老三届”的学生，知道茅盾大多并不是读过小说《子夜》，而是学过课文《白杨礼赞》。我佩服先生的文笔，他在《白杨礼赞》中写道：“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逸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
我纳闷先生的笔名，何以叫“茅盾”？从1927年到1928年，沈雁冰以“茅盾”的笔名陆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中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被称为《蚀》的三部曲。茅盾在《几句旧话》中谈了当时的创作过程。1926年，茅盾由上海去广州，在船上写了一篇《南行日记》，计划返回上海后再写，他说：“不料既到广州，我就住下了，不但《南行日记》无从继续，简直的和文学暂时绝缘。那时的广州是一大洪炉，一大旋涡。——一大矛盾。”“记得八月里的一天晚上……我就计划了那小说的第一次大纲。”“从计划大纲到动手写，隔开了整整一年。”“一九二七年正月我到武汉后就连这‘大纲’也忘记得干干净净，就连我曾经有那样的‘创作冲动’也忘记得干干净净。这时的武汉又是一大旋涡，一大矛盾！”“终于那‘大矛盾’又‘爆发’了！”
一篇短文，《几句旧话》，竟频频出现“大矛盾”！而立之年的茅盾处在投身革命洪流与热衷文学创作的角色互换之中，胸中波涛汹涌，心底电闪雷鸣。 茅盾是无处不在的。比如：由于时代的变迁，年近半百的茅盾既有删改旧作的经历，也有拒绝修改旧作的表态。长篇小说《子夜》是茅盾的成名之作，1954年重版时茅盾依据审读意见做了620多处的修订；但对创作于1941年的日记体小说《腐蚀》却拒绝修改，尽管当时已有批判文章指向小说《腐蚀》。对此，茅盾的解释是：“《腐蚀》既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那么，如果我再按照今天的要求来修改，不但是大可不必，而且反会弄成进退失据罢？”
再比如：晚年的茅盾疾病缠身，八十四岁的他饱含深情地写了一篇散文——《可爱的故乡》。文章的开头便是：“浙江是个物产丰富，风景秀丽，人材辈出的地方。虽然我仅仅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却深深地怀念它！”回首往事，先生感叹：“在二三十年代，我还间或回家乡探望母亲，而1940年母亲的去世，终于切断了我与故乡连接的纽带；那正是风雨如磐的年代，解放后，故乡日新月异，喜报频传。每当我从故乡来人的口中听到这些消息，总想回去看看，可又总是受到意外的干扰，其中就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然而，漫长的岁月和迢迢千里的远隔，从未遮断我的乡思。”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病榻上的茅盾先生却只能“且将文章作酒杯，斟满思乡不了情”，细细地品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