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宁宁：中国教育如何上台阶？
教育投入不足的总体状况亟待改善
从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算起，已经20年过去了，我国教育投入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80年代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占GDP时比例平均是4%）的事实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90年代初，经过有识之士的多方努力，在1999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终于写上了：“到本世纪末，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应达到4%”。表达了当时政府重视教育的决心。上届政府期间，中央出台了“1个百分点”政策，即自1998年起至2002年的5年中，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每年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从1997年至200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分别为：2.5%、2.59%、2.79%、2.87%、3.19%、3.41%。与1997早相比，2002年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确实有了很大提高，达到了198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还是没有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的4%的目标。据一些教育部门的人士透露，近年来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不仅没有上升，可能还有所下降。这一情况不作根本改变，所有重视教育的激烈言辞都是空话。背弃平等理念的普通教育没有希望
北京不少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热爱教育事业的老教师对当前教育非常悲观。主要理由是：当前的中小学教育背弃了平等理念。这不仅违背了新中国的“人民教育”宗旨，也不符合中国历史上“有教无类”的传统。目前的情况是：有钱、有权家庭的孩了，上好学校；没有钱、没有权的普通家庭孩子，只能“就近入学”。名曰义务教育，实际上样样收费（包括择校费）。一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借口没有达到规定的办学标准，与城管部门一道查封民办的民工子女学校，让很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老人痛心疾首！
应当说，中国产品目前在国际市场上之所以有竞争力，绝不仅仅是因为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中国劳动力素质高的根本原因，得益于建国以来的普及义务教育，以及孔夫子创立的“有教无类”传统。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所谓国际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人才成长靠的是“宰相出于青衣”的平等教育理念和人才选拔制度。只有坚持这一理念和制度，才能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并铸就国民高尚的精神品格。然而，在目前经济领域不平等急剧扩大的过程中，教育不仅没有坚守自己的平等原则，反而由于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而成为扩大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产业化”改革迷失了方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体制确实需要进行认真的改革。但是，高等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包括一些高校的所谓专家，并没有认真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反而借口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采取了一系列违反高教基本规律的所谓改革措施，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
其一是打着教育“产业化”旗号，用高收费解决高校自身资金不足问题，结果将很多有才华的学生挡在高等学校的门外。贫困家庭的子女即使进了高等学校的门，也得不到应有的经济援助，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其二是教师考核标准出了问题。把发表论文的数量作为高校教师考核、升级的主要标准，并规定每个教师的创收任务；使得教师不是忙于自己的论文，就是忙于挣钱，无法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学上。现在很多大学的知名教授，基本上不给本科生上课。研究生的教学质量也不容乐观，一个导师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研究生，不少研究生直到毕业，也没有见过导师几面。记得1977年恢复高考后，清华大学上专业基础课的都是国内知名教授，教“电路”的是萧达川教授，教“电场基础理论”的是王先冲教授。现在很难见到这种情形了。
其二是企图用“合村并屯”的办法来建设国际一流大学。梅贻琦先生有言“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流大学靠的不是人多势众，而是各师、名系、名专业。想简单地通过院校合并，一下子搞出几十所“研究型”大学是天方夜谭。
其四是过分强调知识私有化和个人奋斗。过去我国高等教育的缺点是忽视个人天赋，过分强调个人志愿服从国家需要。现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什么社会责任，民族大义，凡是与集体主义沾边的东西通通舍弃。这和国际上科研、生产的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嫌贫爱富做法违背人才培养的规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当然可以收费。但如果把交费作为入学的条件，就违背了人才培养的规律。孔夫子那时候也收费，但对穷学生不收赞。中国的教育传统一贯如此。西方国家的做法也很类似：不管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对优秀学生都不收学费，而且还给奖学金。其实理由很简单，人的天分和能力与家庭的富裕程度无关。美国哈佛、麻省理工等一流大学的学费很贵，一般的美国家庭根本承担不起。但它们对中国学生不但不收学费，而且付给高额奖学金，要他们去美国读学位、搞研究。美国人的解释是：要保持一流大学的领先地位，就需要集中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而优秀人才是无价的。
大学收费的直接结果是，大学生中的工农子女比例不断下降。高考制度对落后地区和农村的考生也不公平。既然是统一命题，统一试卷，不同地区之间就应该是统一的录取分数线。现在各地搞的（3+X）试点，在我看来是变相的地方保护主义、城市保护主义。现在大学生也不包分配了，更应该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大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殿堂，不应当把社会上贫富差别那一套搞到大学里来。
在学校教育质量有差别的情况下，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收费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收费不应当成为录取的惟一标准，而且学校的财务状况应当接受社会监督。在错误教育理念的指导下，目前国内一些高收费的所谓贵族学校，实际上是纵容有钱家庭的孩子花天酒地，这样的学校没有前途。国际上有名的英国伊顿公学，是典型的贵族学校。但它是世界上对学生要求最严格的学校之一。搞运动建不成国际一流大学
近年来，国内办一流大学的声音此起彼伏，大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态势。大学靠的是学术能力和人文传统的积累，急功近利的做法往往适得其反。大专变本科，院系升格，专科大学扩展为综合大学；加之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绩需要，人为合并出若干个门类齐全的“超级大校”；再来一个扩大招生。
高等教育本身应当有分工。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理工科大学，农业大学、师范大学等，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和特定的发展目标，没有必要都变成综合大学。普通大学也不可能都办成研究型的，主要任务首先还是要搞好教学。如果想办世界一流大学，可以选择几所基础好的综合大学，给它们更大的自由来开办专业和选择教虽。这类大学光靠政府投资不行，应当按照西方非营利机构的模式组成董事会，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在世界范围内招聘人才，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将教学和一线科研结合起来，鼓励教授、学生自主创业。这样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要创办国际一流大学，从办学方针到组织方式，需要进行一系列变革。目前我们的教学行政部门对大学的具体事务干预过多，学校内部缺乏学术自由的民主气氛，人员流动也存在很大阻力。这些都不利于国际一流大学的创建。问题的根源是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了，但是很多人的思想方法，还带有“文革”时期的走极端倾向；只不过是从“政治决定一切”，跳到了“市场万能论”。其实这也是一种借口。由于政绩观的误导，各级政府无论是上项目，还是搞开发区，都有办法搞钱；一说办教育就没钱了。
客观原因是80年代地方财政包干以后，把教育经费也包下去了。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义务教育上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加之农村包产到户，集体经济不断萎缩，没有能力继续自己办学。政府教育经费又不断减少，义务教育的城乡差距也不断扩大，以至于很多的公立中小学，政府给的钱还不够发工资，只好自己想办法去筹钱。于是什么校办企业，社会赞助，择校收费等歪门邪道都来了。其后果不仅没有解决义务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还导致了严重的教育腐败。
本届政府以来，提出了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问题，开始注意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认识上的提高还需要体现在具体政策上。防止义务教育两极分化，关键是政府要出钱。义务教育的本意，是为所有的儿童，包括贫困家庭的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因此，政府必须承担起义务教育领域的财务责任。
在提高认识，增加政府教育预算的基础上，还有一个政府经费的投向问题。建国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处理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关系问题，总认为义务教育是地方政府、基层政府的事，中央政府的钱大量用在高等教育上。改革开放前的目的是为了赶超，现在则是为了政府官员的政绩，为了改善政府形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基础教育的底子打好了，高等教育才能根深叶茂；基础教育搞不好，即使高等教育人数增加了，质量也上不去。因此，今后不仅要增加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更重要的是，新增加的教育经费应当向基础教育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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