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

                             大学问题破坏了改革共识
    高负债率是中国高校的普遍现象
    
    经济观察报：有评论说，吉林大学负债20亿元的新闻，不过是目前我国高校债务问题的冰山一角，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 http:// )
    丁学良：我认同这种观点。不要以为中国的大学只有吉林大学负债那么高，其实高幅度的负债率是中国高校普遍的、全局性的问题。只不过吉林大学在媒体上曝光了而已！ ( http:/
    经济观察报：90年代以前高校并没有高负债率问题，为什么到今天，高负债率一下子成了中国高校的普遍现象？
    丁学良：在90年代后期之前，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态度是一种哲学式的，更多体现在发社论、发文件上，没有把哲学式的重视变成经济学重视，没变成财政措施。而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加上了财政的支持，在金融政策上开始对高校倾斜。问题在于，直到现在，高校基本上还是在沿袭老国企运作的模式。许多老国企最后都没有办法维持，只好垮掉了，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而是他们不会用钱，不是他们贷不了款，而是贷了款之后，没有把这个贷款作为企业发展的新的血液，在很大程度上浪费掉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高校只不过是模仿中国老的国企，不断地从国有银行以低成本输血的方式做一些他们愿意做的事情。 ( http:
    经济观察报：他们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盖高楼？
    丁学良：对，盖高楼，把排场做得很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有国立大学同国有银行的关系，只不过是老国企同国有银行关系的拷贝。 ( http:/)
    在90年代后期，一方面是高校想发展，想扩张，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开始把大规模发展高等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但政府的财力很有限。那时就有人讲，既然国企能够不管运作得好还是差，不管是赚钱还是亏本，不管是办得有效益还是没效益，都能够从国有银行贷款，我们大学也是国有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贷款？而且还说“不贷款白不贷”。曾几何时，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关系”，国有企业不贷也是白不贷。国有银行同国立大学之间同样是“父子关系”，如果说国有大学不充分利用这种关系到国有银行贷款的话，那才是傻瓜。到现在为止，这种情况已经延续快10年了。 ( http
    
    经济观察报：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就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可不可以这样说，看到这个机会以后，国立大学就开始取代国有企业的地位？ ( http:)
    丁学良：他们就是按照老国企的办法输血。另外从银行方面来说，反正支持高校是政府的一个重点政策、优惠政策，我干吗不去贷呢？这里面还是牵涉到一些其他的关系，比如说有的大学毕业的校友可能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当官的多，贷款就更容易了，贷的钱就更多了，负债率就更高了。有的学校在这方面条件差一点，可能贷款就少一点，但是没有哪一个国立大学不去借这个机会贷款。 ( http://)
    在国有银行对企业贷款越来越走向以市场为主导的情况下，为什么高校反而不是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长官意志在起作用。即使有的银行不愿意给负债累累的大学继续贷款，学校也可能把市长、市委书记或省长、省委书记请出来讲情。这些人可能和学校有很深的关系，还有可能是孩子在学校念书。国内不是经常有一些相关报道吗？很多政府官员到母校去，到子女读书的学校去，参加校庆活动的时候就带一张支票——— 在国外这都应该是个人捐款，可是这些官员开的是什么支票？开的是公家支票，这跟银行的高额贷款都是有联系的。 ( htt
    经济观察报：问题是，当高校扩招逐步刹车以后，在国有商业银行越来越注重效益以后，高校债务问题就立即凸显出来了。 ( http:/
    丁学良：不能说所有高校开始到银行贷款的时候用心就不好，这也不公道，我们要超出个人的品质或者个人的用心之外谈论这个问题。只要熟悉中国经济发展的人马上就能够看到，这和老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有极类似的地方，这就回到了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概念，就是 “软约束”。 ( http:/
    所谓“软约束”，就是指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温情脉脉的 “父子关系”，往往是以国有银行造成大量坏账为代价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反正我是国有企业，你作为“父亲”有责任维持我的长期生存，你不能让我死掉。国立大学贷款的时候，也想办点好事，可是如果马上还贷的话，可能很多事情就办不成。再看看周边，很多国有企业，很多国营单位和其他的国立大学贷的款比我多，贷的时间比我长，他也没还清，我干嘛那么傻？经济机制对人的行为的诱导，就是这么来的。在这之前，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之后该还不还，或者经营不善出现问题，如果负责贷款的人受到了法律惩罚，后面的人不会没完没了地搞下去；国立大学找国有银行贷款之后，到时候该还不还，如果具体的经管人受到应有的处罚，后面的人也不会做下去。就是因为这种约束是软的，就是因为这种关系像父子关系一样，所以后面的人胆子越来越大，做的事情越来越大，造成高校的负债率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出吉林大学负债20亿元的新闻是很正常的。 ( http:/
    
    为什么不先请菩萨再修庙？
    
    经济观察报：高等教育要发展，没有钱是不行的，但为什么在有了那么多钱以后，高校的发展仍然不尽如人意，甚至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 http
    丁学良：体制，问题在于没有一个良好的体制！
    我们不能说中国大学没有进步，但是这个进步相对于中国各级政府，相对于学生的家长、社会对教育投入的资源相比，它的产出、它的效益是远不成正比的。高等教育取得的进步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表面化的。 ( http)
    在国外，不管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当它有条件弄到一笔新财源的时候——— 不管这笔财源是来自政府的贷款还是社会贤达人士的捐款，或是来自于提高学费——— 它第一步一定不是把庙弄大，而是要请到好菩萨，能念经。你没有好菩萨，高等教育的经是念不出来的。不是先建大庙，而是先请大佛。 ( http: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应该先请大师，还是先造大楼的问题？
    丁学良：大师和大楼的话题被人们说滥了，我习惯说庙和菩萨。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经常强调，争取到资源不应该先把庙建起来，而是先请到菩萨，再根据这个菩萨的需要给他盖庙，因为不同菩萨需要的庙是不一样的。刚好相反，国内的许多高校有了钱，不是先请菩萨，而是先修大庙。这个庙究竟适不适合以后请来的菩萨，他不管。用流行的话语说，就是办大学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硬件为本。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这里面既有观念上的原因、体制上的原因，也有非常深层次的物质利益方面的考虑。 ( http
    体制上的原因，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源的运用方式。在中国许多国有部门，往往都有一些非常过时的财务制度。比如说一个校长拿了一千万，如果用来请大师，往往不能报销，但是盖楼账目一下子就办成了。 ( http://www.tecn.cn )
    观念下面，是物质利益的考虑。你看看现在国立大学铺摊子，同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大规模融资举债办政绩工程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你建起的这个楼，铺设的草地，盖出来的庙，别人都能看得见，对当官的有好处，对提高自己的政绩有好处。如果请进大师的话，那只能内行人才能感觉出来，你的学生才能感受出来。学生是学校的服务对象，大学做得好不好，学生的反馈是一个很重要的检验标准，可是现在学生在学校里是没有发言权的，学生的反馈基本上不管用的，只有极少数的学校才把学生的反映当成一会事。 ( http:
    
    经济观察报：有教育部官员说，高校职务犯罪一半出在基建。同样，政府方面的贪污受贿人员中，分管基建工作的领导、负责基建计划的官员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个里面涉及的利益太多了。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这些明的、暗的原因纠缠在一起，使得贷款并没有用在高校发展上，没有用在最关键的那些环节上。
    

        大学无破产　学子多失业
               童大焕 
经过大跃进式的“跨越式发展”后，中国高校现在到了出卖、转让土地还债的“地产商时代”。但是，国土资源部负责人马上发表谈话，强调“高校用地为教育用地，属国有划拨土地，划拨土地转让或改变用途，必须依法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使用划拨土地的高校不得私自转让。” 中国高校这是卖了学位卖土地，国土资源部叫停合理合法。但是我怀疑它能执行得下去。众所周知，高校周边土地和房产是房地产商和公众追逐的热点，也是有权批（拍地）的地方政府GDP和预算外收入的增长点，原本荒凉的土地，经高校“大学城”之类的一圈，立马身价倍增，炙手可热。有批准权的地方政府会不许高校卖地？ 但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没有破产机制，某种程度上已经到了危害大于成就的时候。何以见得？君不见大学在把普通民众口袋掏空的同时，培养出来的学生却越来越不值钱。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2006年，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激增至413万，截止到2006年5月底，在接受调查的2006届本科毕业生中，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还没有签约的占49.81％，不想马上就业的占15.02％，而没有找到工作的比例为27.25％。六成大学生月薪期望值低于2000元，甚至有1.58％的学生为了职业理想可以接受“零工资”（2006年7月17日《南方日报》）。也就是说，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能够顺利工作的可能不到一半！中新社消息说，“十五”期间（2001年至2005年），中国普通高校的毕业生人数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但就业率却持续走低。 
      大学在沦落为土地和文凭批发商的同时，我国的基础教育却遭了殃。一方面基础教育都成了大学预科班，素质教育遥遥无期；另一方面高中收费制度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费又成为公民不堪承受的负担，中国高中的入学率之低可能是世界罕见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显示，2005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学生4030.95万人，毛入学率仅为52.7%。 大学靠土地还债这条路，必须堵死；不好的大学必须引入破产制度，免得其在榨取国民钱财的同时误人子弟。同时，国家教育资源应该集中用于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应该普及到高中，让义务教育成为合格公民教育，大学回归精英教育的本来面目。世界上一流的大学，都是以培养精英为目标，从没听说以只要入学率，不要就业率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为荣的。
             在大学中挣扎的劳工子弟     

我已经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了一年书了，但仍然感到难以理解我的学生。 

    2004年离开耶鲁来到萨福克大学任教，许多朋友就警告我：“不要以为哪里都是耶鲁！”因为像我这样在耶鲁当了几年助教、刚刚拿了教职的人，习惯了和精英学生打交道，容易对别的地方的学生期望太高。对此我当然有心理准备。记得几年前一位师兄找工作，在参加一个小学校的面试时对方问：“我们这里的学生，有一半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另一半不希望呆在这里。你怎么对付这样的学生？”他一下子目瞪口呆。另一位师兄在一个黑人的私立大学教书，上了大半学期的课，班上的绝大部分学生还没有买教科书，说是没有钱，可是脚下穿的运动鞋都挺时髦。相比之下，我算幸运多了。萨福克是个位于波士顿市中心、正在上升的私立学校。其法学院和哈佛法学院在波士顿地区是最大的，只不过是以培养当地的司法人才为主。萨福克的学生，许多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以白人劳工阶层子弟为主力。在面试时同事们告诉我，这里的学生非常尊重老师，学习也很用功，只是不少人来自贫困家庭，上的中学一塌糊涂，学术准备不足，需要更多的帮助。另外，还有一些学生，成绩非常优异，SAT考到快1400分，和哈佛、耶鲁的学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来了这里。一位同事还告诉我，她当年就被耶鲁录取，家里没有钱，只好上了一个比萨福克还便宜不少的州立学校。

 这些都是萨福克的现实。第一学期，我就碰到了很优异的学生。第二学期中国史课的一个学生，准备读体质人类学的博士，他虽然没有一点中国方面的背景，但入门奇快，讨论起秦始皇和李斯的关系来头头是道。这些学生和哈佛、耶鲁的学生，实在没有什么区别。当然，大多数学生比较慢，不过读书勤勤恳恳。有两个一年级的女孩子是同屋，合买一本教科书，学得吃力，让我心里十分感动。

 但是，问题马上就出来了。第二学期教的一门课，属于必修之列，学生是被迫来学，而且阅读材料也比较难。结果一上来就遇到了“反叛”。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公开问：“我想赚钱！怎么赚钱？我就对这个感兴趣。为什么要学历史？”我措手不及。马上说：“只要能赚钱干什么都行吗？”“对！”对方斩钉截铁。“抢银行如何？”“我不在乎。”我灵机一动，马上开玩笑地说：“可惜你晚生了至少三百年。三百多年前，类似抢银行这种事情在一些地方是合法的。比如17、18世纪的欧洲和美洲，私掠船很盛。西班牙在美洲发现了白银，英国错过了这个运气。怎么办？抢人家的！这些私掠船到处在海上打劫运白银的船，实际上就是海盗。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后，王室不经国会批准无权加税。想打仗没有经费怎么办？只好将这些私掠船合法化：只要人家肯和王室分赃，就成了英王的非正规部队。后来许多私掠船的头目，用抢来的钱在加勒比地区开辟蔗糖种植园，激发欧洲的蔗糖消费革命。当时蔗糖业成为世界规模最大、最先进的企业。后来的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的建国，都和这个买卖有关。”我一口气这样讲下去，觉得很自然地把一个荒唐的话题引导到正经的学术主题上，很有些得意。但再看那个学生，已经坐在那里睡着了。

 等学期结束，我给了一串F，也就是不及格。临考前就有学生抗议：“这本来应该是一门轻松的历史课。我上别的课很少需要读任何书。上你的课阅读量比别的课加起来还多。”实际上，我一个星期只要求他们读六七十页。这样少的阅读也完不成，怪不得考试惨不忍睹。但一给F，人家还来抗议：“我拿了F，就得花900美元重修这门课。难道我是来这里烧钱的吗？”他们一直闹到院长那里。

 我顶住压力，坚决不改成绩。不过，这样的经历帮助我认识美国高等教育的现实：大学普及了。大部分适龄青年都上了大学。但是，中高产阶级的子弟集中在耶鲁这样的精英大学，劳工阶层的子弟则集中在笔者任教的这种草根大学。按说，这样的草根大学，条件非常好：图书馆、教室都十分气派，教授中名校的博士甚多，学术上有建树的也不少，不少学生也有奖学金，优异者利用这样的机会，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有之，继续到名校读博士的有之。可惜，许多劳工阶层的子弟，在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后，进了大学举足无措，最后被迫辍学。最近美国大学竞争空前激烈，各校纷纷盯着那些学术优异的学生。劳工阶层的家庭经济资源缺乏，在中小学对孩子训练不足，申请大学时当然竞争不过中高产阶级。所以许多人开始提倡“经济平权”，要学校照顾这些弱势阶层。但是，经济上的弱势，并非劳工阶层的子弟学术表现差的惟一原因。他们的子弟接受高等教育，面临着深刻的文化障碍。这种障碍如果不能超越，平权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在这方面，“种族平权”的失败之处，应该成为经济平权的前车之鉴。所谓“文化障碍”，用一种最有偏见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许多人根本不是“读书的料”，甚至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能读好书。他们进大学是出于无奈，而非个人志趣。这当然不是说劳工阶层的子弟一定就不是读书的料，相反，美国的历史一再证明，美国的劳工阶层的子弟屡屡冒出优异之士。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劳工阶层有深刻的反智主义传统，许多人就是在“读书无用论”的文化中长大的。如今社会转型，再不喜欢读书的人也觉得不上大学不行。这却不能说明他们所承载的反智主义文化有所改变。是这种文化，导致他们进了大学白白浪费青春和金钱。

 我在《直话直说的政治》和《右翼帝国的生成》两书中，都反复谈到美国有强烈的反智主义传统。从殖民地时代到南北战争后，大学教育主要是培养上流社会子弟的品行，不涉实务。等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年轻人纷纷投身实业淘金，上大学一度为人所不齿。1863年，后来成为美国心理学奠基人的G·斯坦利哈尔（G. Stanley Hall）作为一个乡村的孩子被Williams College录取，他的第一个本能就是向同伴隐瞒事实。可是等农场里的孩子发现真相后，他还是被无情地戏弄和嘲笑了一番。进入20世纪，美国的大学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劳工阶层对之还是敬而远之。后来经过“新政”、“二战”，美国劳工阶层有了各种保障。在1950年代，美国是世界工厂，制造业十分繁荣。工人的日子过得稳当。高中一毕业，就进工厂、结婚生子。一个人工作养活一家，买车买房，一辈子用不着离开故乡的小镇，干的是粗活，过的是中产阶级的日子。大家在政治上也都一心一意跟着民主党走。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竞逐白宫的大选日，一直到吃完午饭的时候，尼克松还在领先。等下午劳工阶层一下了班开始投票，局面就翻过来，因为劳工阶层就是民主党的社会基础。在总统政治中，民主党的优势一直维持到1968年尼克松上台。即使是尼克松上台后，对劳工阶层也不敢得罪。

 但是19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迅速转型，制造业纷纷输出国外，高科技和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动力。传统制造业的劳工，眼看就要变成“濒临绝种的动物”。在总统大选时，工会支持的候选人屡战屡败。劳工的日子再也过不稳当了。《纽约时报》报道的一个故事最说明问题。麦克莱伦本来是一个医生的儿子，但中学毕业，不想再读书，决定到家乡的工厂做事。他父亲对此还很支持。首先他不是读书的料，常常拿C；其次，那个时代当工人比读书能够更快地升入中产阶级。他22岁当了工头，28岁当了主管，32岁进入管理层，不到40岁时，年收入达到10万美元，住的是带游泳池的房子，开的是新车，妻子从来用不着工作。相比之下，高中毕业再读十几年，拿了博士的幸运者在大学里获得教职，混到快40，常常还没有当上正教授，一年挣不到他的一半。也怪不得人家要嘲笑知识分子是愚腐无用的“鸡蛋脑

袋”呢。可是如今，工厂关门，而且再也不会开张。没有大学文凭，什么工作也别想找得到。风光一时的麦克莱伦只能靠储蓄过日子，坐吃山空，惶惶不可终日。他儿子一看不妙，马上决定无论如何要上大学。

 问题是，在这样舒服的劳工阶层长大的孩子，从小受反智主义的影响，除非特异之士，很难产生出对学术的兴趣。如今眼看着父辈失去了昔日的乐园，自己不得已进了大学，以为镀四年金，以后就有出路了。对他们来说，上大学就像买房子分期付款一样，似乎只要按时缴学费，最后就会拿张文凭。我给学生讲课，从世界的香料贸易、蔗糖贸易、奴隶贸易，一直讲到棉花贸易、石油贸易，分析这些贸易如何塑造了从前近代到近代社会的转型，如何影响大国的兴衰。学生们虽然大多数是学财经方面的专业，但听到这些竟然笑起来，一脸滑稽表情。他们一定觉得我这个“鸡蛋脑袋”里全是些怪念头：香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花这么多钱，耽误了打工的时间，坐在这里就是来听这样的奇谈怪论吗？我讲蒙古帝国对世界贸易的影响时，干脆被学生打断：“你在讲什么？为什么要谈蒙古？我这辈子就没有听说过这个词。”

这就是劳工阶层反智主义文化的典型表现。父辈的言传身教告诉他们：你只需要关心你眼前看得见的东西。其他那些虚无飘渺事情不用操心，否则就不正常，就是“有病”。在这种文化中长大的孩子，不仅不习惯抽象思维，而且觉得抽象思维是荒唐事：这么胡思乱想的人多少有些心理不正常。他们一进大学，学的全是这些漫无边际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兴趣，考试拿个C或D，甚至不及格。放了学一打工，一小时挣上六七美元，钞票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而且还有时间和女朋友泡。这样的日子有多好！左思右想，还回去念书干什么？于是中断了学业。如今大学在美国虽然几乎全民化，但是在二十多岁的年龄层里，几乎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处于这种辍学状态；而在1960年代末期，这样的人只占1/5。原因也很简单：那时上学的人大多是想上的。现在的大学则是不想上也得上。

 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贫困家庭的孩子和富裕家庭的孩子之间的差距，是美国目前最严重的国内问题。”美国教育部2004年的统计表明，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有66%能够在5年之内完成4年制的大学课程；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只有41%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完成4年制的学业。在一些精英大学，几乎每个学生都毕业。但在一些差的大学里，毕业率低得出奇。这里当然有经济原因：穷学生要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常常读到半截就力不可支；富学生则可以专心致志。但是，家庭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也至关重要。我就碰到过这样的学生，她有奖学金，但要维持奖学金，她必须维持一定的平均成绩。这是她做不到的。因此求我高抬贵手。1991年，一个大款跑到波士顿边上剑桥地区最穷的一个小学，对69个二年级的孩子许诺：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就支付你们的大学学费。如今14年过去，当时8岁的孩子现在也已经22岁，到了大学毕业的年龄。但是，这些孩子里，有12位根本没有上大学，16位从大学辍学，25位还在大学中挣扎，只有4位利用这样的机会从大学拿到学士学位。

 美国高中产阶级的家长，从孩子三四岁时开始，就担心其未来的竞争力。于是钢琴班、芭蕾班、外语班，一个接着一个的上。选择居住地点，也完全以孩子为中心，哪里的公立学校优异就去哪里，不管房价贵到什么程度。孩子上了中学，又是各种暑期班、补习班，晚上回家家长亲自督促功课。甚至一个家长辞职，专门辅导孩子的学业，从十二三岁就为上大学作准备。许多劳工阶层则宁愿自己去打猎、钓鱼，放下孩子不管。我家邻居有个专门给人看孩子的，几乎没有文化，对孩子动辄训斥，有时弄得孩子直哭。其实当地有各种幼儿园和“学后课程”，很有教育性。但不少劳工阶层的家长，图省钱把孩子托到她这里，下了班来接。这样的早期教育，使孩子两三岁就陷于劣势。其实，劳工阶层的家庭本来并不一定穷。如前所述，在工厂可以比在大学挣得高得多。既然如此，管孩子有什么用呢？如今工厂关了门，孩子一看势头不好，赶紧上大学。家长则说：“你去试试吧，不行再回来。”这样的孩子坐在课堂里也心不在焉，不停地在那里算钱：“我这个小时不得不听课，耽误了打工，损失7美元！我要这样荒唐多久？”他们每上一周的课，就觉得丢了一周的钱。这样还能学好吗？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许多中高产阶级反对“经济平权”的大学录取政策。比如弗吉尼亚大学，是美国顶尖的州立大学。如今该校学生考分越来越高，中高产阶级的子弟越来越多。该校校长卡斯特三世（John T. Casteen III）自己就是个造船厂工人的孩子。他坚信许多劳工阶层的子弟，面临着自己无法克服的困难，需要社会的扶助。于是，他力图推行向弱势阶层倾斜的录取政策，要学校到本州的一些贫困地区重点招生。但是，该州北部富裕的郊区的选民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歧视，正试图通过立法阻止这样的政策的实施。

 这就引发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大家都认为，个人的品质而非家庭背景应该是决定一个人成功的关键。但是，如今家庭成了培养个人品质的重要因素。真要衡量个人品质，这种品质和家庭背景的相关性已经无法割断。难道父母作出种种牺牲为孩子创造的良好的成长条件，不应该得到奖赏吗？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夫妻有孩子时都还是穷学生，孩子从来都穿旧衣服，5岁了家里也没有车，常常带孩子在雪地里走半个小时去买东西；我有工作后，3000多美元买了辆旧车，在好的学区租最便宜的房子。但是，我们花了3000多美元给孩子买了架新钢琴，找了当地最好的老师，送她上一小时100美元的钢琴课。邻居一个劳工阶层者，她刚刚买了2万美元左右的新车，而且从21岁第一次买车起，从来都买新车，动不动就去加勒比海度假，去打高尔夫球。15年后，两家的境遇很可能不一样，孩子的教育素质肯定会有天壤之别。社会是否应该把我们付出的牺牲视而不见，而要照顾她的孩子呢？

 所谓弱势阶层，是由经济环境和文化行为两方面造成的。“经济平权”的目标，是为弱势阶层创造机会平等。但文化行为的改造，则要靠劳工阶层自己。过去欧洲的贵族，靠的是家徽、爵位、世袭的特权和遗产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如今美国的精英，则靠考分、大学的学位、领导世界开拓经济和科技前沿的个人素质来出人头地。美国的中高产阶级，正在创造一种培养这种素质的文化。他们的孩子，在教育竞争中，不仅有金钱上的优势，更大的优势恐怕是他们的父母本身就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的榜样。相比之下，劳工阶层的第一代大学生，在家里找不到学习的榜样，不明白上大学是怎么回事。如果劳工阶层的文化行为不能够及时改造，“经济平权”也不足以弥补他们日益增大的劣势。      摘自《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