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2月25日文章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政治都和民主分不开。在还没有民主化的国家，人们在努力争取，发展中社会的民主政治，或多或少地都呈现出西方化的迹象;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本身，则处于新一轮危机之中。但不管民主的表现如何，民主在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很多客观条件均表明，政治民主化不可避免。

　　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于上世纪90年代初(也就是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著述，称当时的民主化为世界上第三波民主化。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看，如果不去讨论民主化的品质，人们也可以说，在本世纪初以来，世界在经历着新一波民主化。这一波民主化是很多因素促成的。郑永年：民主政治有没有非西方的选择

　　首要的因素当是全球化。现在的全球化是全方位的，包括人、财、物在内的各种要素的全球化。其中，思想的全球化更引人注目。在思想领域，西方世界仍然占主导地位，西方话语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思想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单向的，也就是西方思想扩散到非西方。西方各国政府和社会对西方思想在非西方世界的传播不遗余力，今天不管富国还是穷国，与民主有关的政治权利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所要争取的权利。

　　其次，大众传媒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进步，更使得社会的政治参与具有实质性意义。媒体的进步始终是政治参与的重要技术条件，但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具有性质上的不同。个体化技术的社交媒体，使得人们可以自己掌握参与政治过程的权利，人人可以扮演各种角色，包括记者、评论员和政治人物等等。

　　从民主化的外部条件看，现在所有的民主化过程不仅是一国国内的政治过程，而已演变成国际过程。西方世界的干预已经成为现实。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政治主权，但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拥有隔离西方影响的能力和方法。尤其是那些具有反对派的社会，西方的干预更是顺畅。在有反对派的地方，西方干预的动力不仅来自西方，更来自内部社会力量的需要。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非西方社会内部的一些社会力量，“邀请”西方来干预本国政治。

　　这些因素也对现存西方民主政治构成巨大的挑战(本栏前一周已经论述过)。西方人普遍认为西方民主有自我纠正机制。西方民主在两百来年的历史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精英民主，大众民主的时间并不长。大众民主的问题，主要是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不对称。西方如何解决这个越来越明白的不对称问题，有待观察。

　　民主产生在西方，发展过程是渐进的，这使得西方有条件促成民主的进步和转型。但西方式民主一旦蔓延到非西方社会，往往是激进式的“大众民主”，因此弊端越来越甚——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很难找得到运作良好的民主。西方民主是西方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长期发展和演变的结果。在非西方国家，民主如果不能配合当地社会的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就很难运作起来。

　　问题在于，在非西方世界，人们今天的权利意识已经远远领先于文化、制度、经济和社会条件，权利意识已经成为现实。这个现实必须成为思考问题的起点，人们不能忽视或低估这种超前权利意识的重要性。民主已经成为现代性的象征。不管结果如何，人们都会去追求。问题的核心不在于需要不需要民主，而是需要什么形式的民主。在非西方国家，人们需要寻找一种既能满足人们民主权利意识，但又可以避免民主政治所能带来的诸多恶性弊端的替代民主形式。

　　“一人一票”变“一元一票”

　　寻找这样一种替代民主形式的关键，在于如何以不同方式来塑造精英共识。西方在精英政治阶段，精英之间的共识是民主政治运作良好的前提条件，民主政治就是精英共识政治。大多数国家的民主政治，从君主贵族政治变化而来。近代西方政党制度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那就是君主贵族，英国最为典型。君主制下产生的多党政治，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即使是选举权也是有限制的。只要精英之间达成共识，在既定的规则之上玩政治，政治稳定是可以期望的。而精英之间的共识，也使得反对党可以成为“忠诚的反对派”，其意见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往往具有建设性。精英民主政治意味着各党在承认国家宪法(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的基础上，围绕着国家的政策进行争论，轮流执政。

　　但现在社会是大众民主，民主运作方式发生了变化。在精英民主时代，选票只是工具，让老百姓选择各党推选出来的候选人。党由精英组成，精英群体先选拔好自己的人选，再让老百姓认可一下。在大众民主下，选票本身成为了目的。精英的选拔过程不再重要，任何一个人，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选票，就可以成为政治人物，得票越多者越是精英。因为选票变得如此重要，金钱也就重要起来，因为金钱投入的多少，往往决定了得票的多少。“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实际上很容易演变成“一元一票”。精英共识既不再重要，也没有了生存空间，政治恶斗就变得不可避免，多党制演变成了基于金钱和选票之上的政治恶斗。传统上的共识政治，也就自然演变成为了现代的“互相否决”政治。

　　西方是这样，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更糟糕。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把民主简单地理解成为多党政治。在西方，诚如美国史学家摩尔(Barrington Moore)所言：“没有资产阶级，便没有民主。”发展中国家因为社会经济不发达，资产阶级还没有发展起来，就变成了“没有反对党，便没有民主”。在西方，早期民主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和君主贵族的分权游戏，资产阶级用财富的力量驯服了君主贵族的政治力量。在发展中国家，财富不仅没有成长起来，更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中产阶层非常小，甚至不存在，民主往往变成了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争斗，通过争斗来争夺有限的财富。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一旦反对党产生，其唯一的目标就为了反对而反对。政治不再是精英民主中的君子政治，变成了赤裸裸的小人政治。西方的职业政治家转变为发展中国家的职业反对者。国家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制度的进步，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建树，只有解构。民主政治往往使得这些社会的政治秩序面临严重挑战，甚至流于无政府状态。

　　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替代民主形式就是要找到一种既能保持民主功能，又可避免无政府状态的政治形式。从世界各国一些政治经验来看，替代民主实际上是有可能的。

　　可以把西方多党制看成是外部多元主义，不同的利益成立自己的政党，通过政党来维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替代政治形式则相反，是内部多元主义，它不容许不同的利益形成自己的政党，但可以设计一套制度体系，把多元利益纳入其中，通过内部协调来维护和增进不同的多元利益。外部多元主义政治的开放性，通过组建不同政党来体现，各政党也往往体现为排他性;内部多元主义的开放性，表现为这个体系本身的开放性，即包容各种不同的利益。

　　在经验层面，内部多元主义表现在一党独大制度和开放的一党制度中。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1929年上台执政，直至2000年下台，但2012年又重新执政。日本的自由民主党1955年成立至今长期执政(只在1993年到1994年、2009年到2012年间失去政权)。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成立至今唯一的执政党。这些都是一党独大的民主。尽管反对党存在，但在政治生活中不能起到类似西方那样的作用。

　　开放社会才能代表多元利益

　　开放的一党制基本上从传统共产主义的一党制演变而来。中国是一党制，但越来越呈现开放特征，即容纳不同的社会利益。尽管也存在着其他党派，但它们不是反对党，自身不是独立的政治过程，无法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它们必须通过中国共产党所设定的政治过程，才能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越南也是一党制国家，但党内政治也呈现出开放趋势。

　　这些政治体制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这是一种精英政治，但和西方大众民主时代的精英政治有所不同。西方精英主要决定于选举，民众的选票决定了谁是精英。但在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下，尽管民众的支持度也非常重要，尤其是那些存在着选举制度的国家，但党内精英的选拔更为重要，是先党内选拔，后党外选举。其次，在西方大众民主政治下，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不同政党代表不同意识形态。但在一党独大体制下，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在开放的一党制下，尽管仍然有政党“意识形态”，但需要包容性，容纳不同的意识形态。其三，在西方大众民主下，不同的利益通过不同的政党表达出来，但在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度下，政党表现为开放性，才能容纳不同的利益和代表不同利益的精英。

　　不管是西方大众民主下的政党制度，还是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度，其前提就是开放社会。开放社会就是多元利益社会，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一个开放的政治制度。但开放既可以通过西方式的多党制来表达，也可以通过一党独大，或者开放的一党制来表达。开放不见得就是多党制，如果只有一个政党，只要这个政党是个开放的过程，也能表达多元的利益。

　　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产生于非西方国家，也比较适合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政治需要，即一种比发达国家更为集中的政治体制。这样的制度至少能够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政治秩序，保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比较大的国家如中国，这种体制也发展出了一些大众民主国家不存在的体制，来保障多元社会利益的表达和社会的稳定。比如说，大众民主的重点在于“一人一票”和人口比例代表。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比较分化，利益冲突突出，人口比例代表制往往会制造阶级冲突。(今天泰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要避免这样的情况，有必要设立一些能够协调不同社会阶层或阶级利益的机制。理论上，中国的政协制度就可以成为这样一种机制，因为政协代表不同的功能界别、社会阶层和阶级。当然，政协制度还有待完善和改进。其一，需要根据社会的变化来不断更改(增加或减少)功能界别;其二，不同的功能界别内部需要民主化;其三，政协必须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力(而不是光是议政权力)。

　　与大众民主下的政治制度相比，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呈现出相对集权的状况。这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仍需要一种集权体制。民主化对一些过度集权的领域已经构成了挑战。不过，这些问题并非不能解决。随着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发育，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其一，可以进一步横向分权，即容许和鼓励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并把它们组织起来，整合进不同的功能组织。其二，可以进一步纵向分权，即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来满足多元化的地方居民的需要。其三，缩小国家政治的范围，实行有限政治，同时拓展社会、经济、文化生活领域的自治权利。发展中国家的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政治权力毫无边际，深入各个角落。这种情况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很有必要，但等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成长起来之后，放权和自治变得更为重要。无论是横向分权、纵向分权还是自治，既是当代民主化的要求，和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度，也不存在必然冲突。

　　尽管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不是当代世界的政治主体，但它们已经在很多方面提供了很丰富的经验，来弥补当代大众民主所存在的缺陷。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本身也在发展之中，它们或许会最终会演变成西方式的大众民主，或许能够通过改进自己，成为非西方民主政治的另一种制度选择。这些都需要我们加以观察的。(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文章转自早报网，2014.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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