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先是埃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然后是去年伊斯坦布尔的加济公园(Gezi)抗议，如今基辅、加拉加斯、萨拉热窝和曼谷也加入进来，人们纷纷涌上街头，追究政府的责任。一股“大众动员”浪潮的势头越来越强——在投票人数不断下降、民众普遍政治冷漠的当今时代，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不会为这一幕感到心潮澎湃。当横亘在掌权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遥远的距离被彻底打破，没有什么比这一刻更尖锐地揭示出大众政治的本质。职权的排场已毫无意义，军警瓦解，独裁者受到孤立，再也撑不下去。1989年12月，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对着嘘声四起的人群那迟疑的挥手，预示了他后来不光彩的逃跑和最终的死亡。
2011年，全世界媒体目睹了解放广场上一场史诗般的斗争，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让出开罗市中心控制权的那一刻，也是其政权结束的开端。过去的一周，相同的一幕又在基辅上演，在警察向游行群众开火后，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总统被罢免。
可是当暴君退场，接下来又该怎样？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们目瞪口呆地望着前总统在其豪宅的高墙内建起的“乌克兰迪斯尼乐园”，那里面有私家动物园，全尺寸仿古游艇和新古典主义的蹩脚装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Susan Rice)宣告美国政府站在“乌克兰人民一边”。但谁才是她口中的“人民”呢？这里面包不包括自由党(Svoboda)极右翼分子呢？这群崇拜二战法西斯分子斯捷潘•班杰拉(Stepan Bandera)的人也曾出现在广场上的游行群众中间。前央行行长阿尔谢尼•亚采纽克(Arseny Yatseniuk)现在代管新政府，但在克里米亚陷入动荡和经济溃败的情况下，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自从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爆发以来，犬儒主义者就一直喜欢预言：街头暴力没有好结果。他们以“雅各宾专政”（Reign of Terror，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译者注）为例，说明以“更大合法性”为名义推翻合法统治者的结局，并列举出拿破仑的例子，称用武力去缔造民主制度的企图往往带来暴政。他们质疑，那些抗议人群到底是一群自治的个人，英勇地集合到一起；还是一群愚蠢的被误导的棋子，投入一场自己不甚了解的权力斗争？要么把街头抗议贬损为暴民统治，要么将其美化为人民意愿——两者之间有区别吗？有什么区别呢？
过去几周，有多少亚努科维奇的抗议者思考过推翻他以外的事情？对腐败的愤怒在过去几年催生了无数集会，尤其是在紧缩和高失业率加剧贫富差距的情况下。但示威并不能有效地终结腐败。终结腐败需要的是体制改革，它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基本上无影无形，缺乏戏剧场面；它是街头抗议的对立面，街头抗议追求的是尽可能公开、戏剧化、立竿见影。开罗和基辅市中心抗议民众的共同点是他们的背景高度多元化。但这一特点也解释了，他们为何不能缔造持久的政治未来。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仍然成立：没有组织，什么也干不成。波兰团结工会(Solidarity)之所以转型为波兰政坛长期存在的力量，是因为其领导人明白“组织起来”的必要，而且其工会活动的根源让它从一开始就拥有了组织结构。穆巴拉克被推翻后，明白如何利用埃及政坛新阶段的不是解放广场占领活动的任何一位领导人，而是穆兄会(Muslim Brotherhood)。
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人民”之说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为什么西方应当反思其过去所称的“民主转型”的陈旧观念。“民主转型”一词本身的暗示意义是：我们只需要等待终将到来的美好结局就行了。但一些转型走错了方向，一些转型根本没有带来重大变革。多年前，保守派的英国理论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批评了他所称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易犯的毛病”——即认为只要推翻暴君，就可迎来自由的绽放。阿拉伯之春令人沮丧的结局表明这种观点是多么站不住脚。
推翻暴君有时确实能带来自由。但有时候，它只能引来新形式的暴政。如果革命者既热爱自由，又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开展长期的政治斗争，那么革命将迎来美好的结局。如果人们在革命中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受外部干涉，那就更好了。如果缺乏上述两种条件，那么我们很难对革命的结果寄以厚望：在类似近期基辅那样的欢快时刻之后，尾随而至的必然是长期、艰难、混乱的斗争。
本文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著有《治理世界：一个理念的历史》(Governing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an Id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