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的发展,尤其是俄罗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回克里米亚半岛,成为冷战之后欧洲的最大动荡,引起《经济学人》悲叹出现“新世界秩序”。我的个人看法,是此事再次证明哈佛大学已故政治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
《华盛顿邮报》承认:乌克兰危机结束了冷战后欧美不少领袖对俄罗斯在文化上属于“有缺陷的西方国家”的误认,而重归把俄罗斯看成“非我族类”的长期共识。冷战之后坐了20多年冷板凳的俄国问题专家,则纷纷提出俄罗斯文化“例外论”,与西方的分歧矛盾难以调和。美俄之间重启某种新型冷战,华盛顿动员欧洲新旧盟友围堵俄罗斯,是无法避免的连锁反应。
然而,所有论客都承认,普京的“扩张主义”,绝不是苏联共产主义翻版,而是基于俄罗斯民众强烈认同的东正教斯拉夫文化传统。普京在关于克里米亚公投回归的讲话中,特地提到西方通过类似公投,剥夺塞尔维亚领土科索沃的先例。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科索沃正是塞尔维亚东正教的发源地,就像基辅罗斯是俄国东正教摇篮一样,所以引起普京的强烈个人情感,也彰显了当前乌克兰危机的“文明冲突”色彩。
从这一角度,乌克兰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世局的冲击,都可以比拟于十多年前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
九一一事件展示伊斯兰极端主义是美国和西方世界的首要安全威胁。华盛顿因此针对穆斯林国家发动了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除了极大地消耗了美国的军力财力,更急剧强化了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其结果延续至今。
这一“文明冲突”的最大国际赢家,无疑是北京。回顾九一一前夕,美国获得冷战全胜,美中反苏同盟解体,中国的经济起飞引起华盛顿警觉。陈水扁上台后全力鼓吹台独,小布什总统的“火神”谋士集团积极响应。2001年4月,布什本人公开宣布美国将“竭尽全力(whatever it takes)”,帮助台湾抵御中国大陆。海南撞机事件之后,中美到了直接军事冲突的边缘。
九一一事件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上述情况,华盛顿的“反恐”战争,为北京提供了十年和平发展环境,特别是极大地缓和了台海危机,强化深化了两岸经贸关系。虽然近日反《服贸协议》占领立法院行动,无绿营逆转两岸经济一体化的用意,不少美国论客提出台湾今天已经落到了“不战而降”的地位。
奥巴马上台之后,努力结束两场在穆斯林国家的战争,缓和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而启动面向亚太地区的战略枢轴转向。一言以蔽之,便是再次把中国看成美国霸权的最大威胁。东海和南中国海领土领海争议升温,为华盛顿开辟了很大的机会。
如今华盛顿在乌克兰面对另一场“文明冲突”的突然升级,而必须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这场危机固然对北京外交造成若干尴尬,尤其是克里米亚公投,但总的战略效果却与九一一事件并无二致,都迫使美国重新策划对外战略重点,降低北京受到的战略压力。
与九一一之后新保守主义劫持布什政府不同,奥巴马和东北部知识精英把中国视为首要战略威胁的看法难以改变。《纽约时报》便发表芝加哥大学大牌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畅销书《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合著者)的评论,主张“为遏制中国,美国应让出乌克兰”。美国著名智库“欧亚集团”(Eurasian Group)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也认为“中国是远比俄国更大的威胁”。从基辛格到布热津斯基等外交大佬纷纷建议乌克兰“芬兰化”,也有这样的用意。
但是,俄罗斯把乌克兰入欧看成是东正教斯拉夫文明的生存性威胁,普京在乌克兰本土虽然成事不足,但是败事有余,特别是利用东部俄裔俄语居民,从事“颜色革命”模式的街头暴力,大有可为。伊朗、阿富汗、叙利亚等热点,也是现成的外交“劫材”。除了强烈的冷战旧习,华盛顿为了加深欧洲和俄国的对立,也势必要强化北约针对俄国的军事部署。未来世局的一大看点,便是华盛顿战略中北京与莫斯科的优先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