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随后，习近平关于中国经济要适应“新常态”这一重要表述，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最近越来越多的人用这一概念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经济。“新常态”已成当前最热的经济关键词，仅百度搜索就有256万个相关结果。

    新一代决策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并通过“新常态”透视中国宏观政策未来的选择，绝非“一时兴起”，而是深思熟虑之举。

    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常态

    事实上，自2010年中国GDP规模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不同于前30年的特征，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自2010年至2012年经济增速连续11个季度下滑，2012年至2013年，GDP年增速连续两年低于8%。

    对于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理论和政策层面对此分歧很大。一部分学者认为，2010年以来经济下滑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一旦这些因素消除，中国经济会恢复快速增长；而绝大多数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近几年增速下滑的原因是趋势性的，是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旧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增速的下滑是必然的。

很显然，两种观点不仅仅是理论的分野，更重要的，其蕴含的宏观政策的导向完全不同：如果认为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外部因素所致，则意味着目前的经济增长是低于潜在增长率，刺激政策可以大有所为；如果认为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内在因素所致，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宏观政策对此应该保持必要的克制和包容。

    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习近平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法与外界所概况的“李克强经济学”在理念和内在逻辑上几乎是一致的。

    “李克强经济学”通过简政放权，开放民间投资领域，重视就业，淡化速度，提升服务业的比重，致力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而习近平提出的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至少应该蕴含以下几个政策寓意：

    一是经济增速正式告别8%的快速增长，潜在增长率在2020年前后回落至7.5%左右；

    二是宏观政策告别常态的调控和刺激，如果经济增速在7.2%以上的合理区间，不会采取非常规的刺激措施；

    三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悄然转换，政府投资让位于民间投资，出口让位于国内消费，创新驱动成为决定中国经济成败的胜负手；

    四是在推动新型工业化使命的同时，强力扶持服务业，经济结构避重就轻；

    五是告别货币推动型增长模式，控制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债务杠杆优于经济增长本身。

    其实，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一系列的重磅举动，让外界在充满震撼感的同时，也对中国的未来抱有了更多的期待。仔细观察分析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对外关系，人们可以发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常态”不但在经济领域里来临，而且几乎全方位地迫近中国的方方面面。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新一届领导集体履新之后，“第一把火”就烧向了自己——“八项规定”的颁布，从一开始就规定要从中央做起。出行不封路、报道有规定、不铺张、不浪费、拒绝迎来送往……都是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

    一年半多的时间过去，以前大家觉得是“常例”的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奢侈消费、公款旅游、迎来送往等，无不戴上“紧箍咒”，官员以前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

    反腐中“常例”的打破更让人印象深刻。当周永康和徐才厚这种级别的大老虎被拿下之时，大家在惊讶之余，应该能品味出其中的深意——20多年来，坊间流传的“刑不上常委”的所谓“常例”，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眼中，这不过是个伪命题。

    当年刘邦入咸阳，跟父老乡亲“约法三章”。虽然这些法令让项羽的谋士范增等人感到意外，但细究其内容，不过是“常情”——“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这是什么？这就是千百年来老百姓心中最朴素的常识、常情、常理。反观现在，我们看到，贪腐官员落马，受到应有的惩罚；官员受到约束，按照自己的收入和身份享受相应的待遇，公与私之间的界线划得更清楚；官商之间消灭原有的灰色地带，这本身就是政治应有的题中之义，本身就是最大的常情常理。

    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履新之后的第一次讲话就可以发现，讲话没有“高大上”的辞藻，通篇都是朴素的常情、常识、常理。

    比如，即将到来的四中全会，主题是依法治国。之前习也多次强调，要有法治思维，任何事情都要在法治框架内进行。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须具备的“法治”框架，是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最基本常情。

    再比如，反四风改变的以往扭曲畸形的、寄生于公款消费的不健康消费结构，以及在反腐中被重点打击的官商勾结、利益输送，不过是使经济秩序回复正常和理性——让政府和市场各自发挥应有的作用，就是经济里最大的常情。

    此外，包括在文化上、在外交上，中国也在面临微妙的转型。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指出，未来的35年，也就是从2014年到2049年的这35年，将是中国在“新常态”中，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寻求发展的阶段。

    毋庸置疑，中国对外关系近年发生了几近质变的变化，其特征是：一、外部压力上升(包括领土领海、资源、国际责任和大国定位调整等)；二、中国自身战略从“韬光养晦”向“更有作为”过渡，同时伴随以民间情绪的纷扰和激荡。

    这些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是30年前，甚至15年前都不存在的。西方世界对中国，不再像30年前，甚至15年前那样愿意施以援手，因为那样做无异于更快地培养一个未来的对手；而中国对西方，似乎也不再像30年甚至15年前那样谦逊，因为中国不但在短短时间内走过了西方一、两百年的路程，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这过程中感受到了来自西方世界残留的傲慢，但却同时忽略了中国自身尚存的历史悲情。

    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这几年正向着日益复杂的方向发展，其间的直接或间接对抗也许只是表面的，而对抗背后的各自心态的变化才是更主要的。（转自FT中文网 2014.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