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危机的可能触发点
主持人: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最近的经济数据也不再“靓丽”,一些行业如信托的风险也在逐渐暴露,综合来看,中国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有哪些可能的触发点?
张晓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评估金融稳定的框架有所改变,原来着重分析金融体系内部脆弱性,现在加上了“触发事件”这个维度。理论上,虽然金融体系本身有内在的脆弱性,但是如果在实际中把所有的导火索都找到,并且放在可控制范围内,那么金融体系也是安全的。顺着这个思路,如果就我国的系统性风险,找出可能的导火索进行排序,并研究如何有效控制这些导火索,将非常有价值。
梁红:中国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是市场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发展中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外汇储备出现了问题——但是在中国不会出现,因为中国的经常账户和外汇储备的情况都非常好。如果没有外部的导火索,那么国内金融体系流动性的风险就是关键。衡量这种风险要分析我国银行体系整体的管理框架。总的来看,中国银行业是被“城墙”保护的。20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和66%的存贷比,从流动性角度来说,保护程度很高。除非我们自己的政策判断或执行出现严重失误,否则我国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或者说“水”是很充足的。
李麟:我认为中国经济可能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从实业角度来讲,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产业普遍过剩;二是从金融端来看,最大的问题是股市不振。这两方面直接导致了我国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前提条件:一是资产负债率、杠杆率居高不下;二是中国资金的长期资产配置没有方向,后续融资陷入死结,没有后续内在良性循环机制。中国当前的金融市场处于类市场或者是准市场的阶段,尤其是股、债(包括贷款)互动方面。如果单从非股类的、泛债类间接融资来看,中国银行业的信贷类和泛信贷业务量是巨大的,但如果考虑杠杆率或负债率的因素,我们的风险因素可以随着直接融资,比如资本市场的繁荣而大幅降低。但是在下行周期,我国实际的杠杆率或资产负债率要比资产负债表中的大。社会民间融资是不进表的,而且资本和自有资金分不清,导致负债率无限放大。在债务不分的情况下,如何配置资产?只能以较高的利率,因为企业的实际风险、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
而传统的产能过剩的行当,不仅企业资产负债率已经很高,而且盈利能力很差,按照贷款的标准和监管要求,肯定不符合贷款条件。少有的高收益资产只有两个领域,就是现在同业、理财、信托对接较多的项目——房地产和政府融资平台。这两个领域需要的资金量很大,但大都是非股类资金,股权进入的资金相对较少。在风险资产配置长期没有方向的情况下,在贷和股之间产生了许多派生的业务,往往是高于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之外的,这就是大家关注的理财、同业等泛信贷业务。所以近期银监会发同业理财126号文,要以事业部的形式放出去,我是支持、赞同的,因为它是贷款和股票之间的又一次科学的细分。尽管如此,依然没有解决这类企业的杠杆率过高的问题,缺少贷、债、股市场优化机制。
危机的应对之策
主持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系统性风险成为各主要经济体监管层重点关注和评估的对象。那么,如何评价我国的系统性风险评估框架?
张晓朴:系统性风险是全球危机之后最受关注的风险,对比过去金融危机的二元分布,系统性风险成了一个连续性分布,使之更可监测、更可识别、更可控制。但是,一个特别令人信服的、权威的中国系统性风险评估框架还有待建立。
全球在做压力测试时主要是考虑到一阶影响,比如测试房地产倒闭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影响,没有考虑到房地产下降以后会带来的二阶影响,即会拖累整个实体经济,从而拖累整个银行资产负债表。目前,美联储大概有上百人在做压力测试,并且压力测试被认为是提高全球金融体系监管前瞻性的最重要的发现和工具。虽然我们国内也在做,但是在资源配置上还有很大差距。另外,我们在目前的系统性风险分析当中具体的披露较少,比如债务率数据很少披露是怎么测算的。再比如,大家都说企业杠杆率在上升,但是从行业来看,制造业的杠杆率是在下降的,整个企业杠杆率当中上升最快的就是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两个行业的杠杆率一下子把企业部门杠杆率拉升了。那么,到底如何评价中国整体企业部门或者实体经济的杠杆率呢?恐怕还不能简单地下“杠杆率在上升”的结论。所以,我们在整个系统性风险分析和评估中,要更加关注细节,提升专业度。
主持人:我国应如何应对金融风险,防范金融危机?
任若恩:我认为我们有很多措施来防范危机。
首先,呆坏账准备金规模有3万多亿,相当于总贷款资产的3%左右(当然这是很粗略的数)。只要不良贷款率不超过3%,就可以用呆坏账准备金去覆盖,这覆盖的实际是预期风险,因为这是在定价中已经考虑的问题。其次,我们还有10万亿的经济资本,用于防备非预期风险。再次,中央银行还可以使用再贷款。当然,最后一环还有财政以及政府资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不会出现金融危机,而是可能会有一些金融事件发生。
张晓朴:我认为对系统性风险的讨论很重要,但是关键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对措施。最实在的措施就是监管的重点要明确、资源配置要跟上,否则就变成纸上谈兵。如果我们评估、识别风险,同时能够跟进行动,那么这些问题的讨论也会更踏实一些。
梁红:我相信中国的政策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去最终解决目前的经济和金融问题,而且如果早一点调整,我们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小一些,也更符合用市场化手段解决问题的理念。如果政策过紧,会给经济带来消极的影响。举个例子,如何治疗糖尿病?如果病人比较胖,我们可以让他饿瘦,从而达到治病的目的。但是付出的代价和成本比原本可以用的温和方式要高得多。(原载凤凰网)2014.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