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人把中国社会出现的诚信不足归咎于政府，这在知识阶层几乎成了一个共识。比如，最近老牌新闻期刊《瞭望》周刊对社会学家周孝正的专访，后者就持此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还是政务诚信出了问题。周解释说，政务诚信或国家主权信用在诚信体系中起主导作用。这是因为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由此决定了政务诚信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如果政府不讲诚信，企业诚信就难以做到，个人诚信就更无从谈起。

　　单就政府在社会诚信建设中的作用而言，上述解释大体是不错的。不过，我认为，把社会诚信缺失的原因归之政府，还是没有说到点子上，可以说政府应对社会诚信缺失负很大责任，甚至负首责，但社会诚信缺席的根源，应该不在政府，而在产权的虚置。

        产权是信任的载体　

　　产权在此既是实指也是虚指。经济领域的产权、企业产权、财产权等是实指，政治领域的产权则是虚指，是一种借喻。如现代政治强调主权在民，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于它治下的那个群体——人民的授权与同意。换言之，若把国家比作一个公司，人民是公司的股东，而治国者不过是受人民这个股东之托的公司经理。经理作为“打工者”（尽管是高级“打工者”），在公司业务经营中，可以有创新，有发挥，但不能违背股东的意志和利益，否则，他就会被全体股东炒掉。

　　其实，周在访谈中，借习近平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话，也表达了这层意思，指出中国要最终化解社会诚信危机，要有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政府的执政权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授权，而且只能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的。

　　此乃因为，产权是信任的载体，无恒产者，无恒心，自然也就不会有诚信。企业不是我的，我凭什么对它负责？因此，只要能赚钱，经营者的利润能最大化，手段是可以不问的。大不了，打一枪，换个地方。也就是说，没有产权，企业经营者不会有动力和耐心去经营品牌，对消费者负责。因为品牌和信誉的积累说到底是为了长期利润，没有产权，辛苦积累的利润全部或大部最终归产权所有人，企业经营者哪有激励去培植信用？

　　当然，有人会说，有产权也不见得会有诚信。民企有产权，可很多的假冒伪劣产品、有毒有害产品大都出自小作坊和不规范的小企业之手，这又作何解释？

　　可以这么来看待。首先，任何事都不是绝对的，所谓无产权无诚信，只是就社会的多数现象而言，是对这种现象的一个概括和理论抽象，并不排除无产权有诚信和有产权无诚信这类现象。

　　第三，很多民企，尤其是小的民企，其产权是不稳固的，随时有可能受到政府公权力的侵害，换言之，它的财产权得不到政府的有效保护，这也培养了民企所有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即使如此，相较而言，大的民企在讲究诚信方面，比小的民企做的要好，道理很简单，因为大的民企能从产权中获得更多收益。

　　上述民企的后两种情况，其实也可把它称做产权虚置，也就是名义上或法律上有产权，但产权持有人实际分享不到产权收益，或只能得到很少的收益，这个时候，他自然没有积极性去保护产权，从而诚信经营。　

        国企与政府的产权虚置问题　

　　产权虚置最严重的还不是民企，也不只是在经济领域。国企的产权虚置更普遍存在。因为国企名义上或理论上全民所有，但作为全民中的一份子的个人，是没有对国企财产和利润处置权的，不能占有国企经营中产生的利润。从而，使得全民变成了一个没有实质内容的空壳，而国企的经营者即经理们，却事实上成了国企的主人。但由于他们“名不正言不顺”，也不能把国企的产权变成法律意义上的个人资产，因此也没有恒心去经营国企，或者在经营国企过程中，用种种不合法、不诚实的手段将国有资产变成个人私产。此所谓代理人风险。这些年我们就看到，一些国企，包括行业领头国企，爆发出诚信危机。

　　产权虚置在政治领域尤其显著。如同国企的产权属于全体国民一样，国家的权力只能来自于人民，属于人民。但人民不可能去执政，只能通过政府、通过官员和公务员去履行治理职能，这就产生代理人利益，出现道德问题。对此，正如周所引述的美国学者福山说的话，西方是靠一系列法律规则、制度，外加宗教信仰，从里到外去约束、监督政府，减少代理人的道德风险；东方则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靠说教，却约束政府和官员。虽然也有法律，但法律的规范和执行力度弱，不足以使政府和官员去为百姓谋利益，讲诚信。

　　所以，要维护中国社会的诚信，单靠严刑峻法是不够的，严刑峻法充其量只能促使企业和个人讲诚信，但无法做到约束政府及其官员。要使后者包括国企成为社会诚信的表率，必须做实产权，让人民在国家这个公司中，真正拥有对产权的处置和占有，而如何做到这一点，在现实中就是一个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再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