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曾被视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结果看上去更像是西方的滑铁卢。总而言之，我们今天患上的病，用新冠肺炎疫苗是治不好的。我们已经失去对彼此、制度以及最基本的是非观的信任——这些都是应对一场卫生危机所必需的。我们在此前的战争中有这些，但现在没有。

    参考消息网10月19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0月14日刊载题为《新冠没有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却成了美国的滑铁卢》的文章，作者系该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文章称，美国今天患上的病，用新冠肺炎疫苗是治不好的。人们已经失去对彼此、制度以及最基本的是非观的信任——这些都是应对一场卫生危机所必需的。全文摘编如下：

    观看特朗普和拜登的首场辩论时，看到的场面闻所未闻——一个语无伦次的美国总统失控的滑稽行为，显然不顾一切想要留任，因为一旦失败，他将面临起诉、羞辱和破产。

              
                 迎接G2时代

    亚洲将会再现昔日辉煌

    一场目前已在中国得到控制的大流行，却仍在摧残美国的经济和国民——尽管这一切早在我们意料之中。唉，我们并不是我们自以为的那样。

    新冠病毒曾被视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结果看上去更像是西方的滑铁卢。这就是彭博新闻社主编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经济学人》政治编辑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提出的观点。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新冠病毒跟踪调查，美国每10万人中有65.74人死于新冠病毒，总人数约为21.6万人。中国每10万人中有0.34人死于新冠病毒，总人数约4750人。
事实上，本月初，就在特朗普的白宫成为超级传播地点、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不敢把孩子送到学校几天之后，在本地传播接近于零的中国，可以看到数以百万计的国民涌向汽车站、火车站和机场，在国庆假日前往全国各地旅行。据彭博社10月1日报道，“人民币在经历了12年来最好的一个季度后，作为躲开波动的避风港备受关注”。中国9月的进出口均大幅增长。

    这样的成绩曾经属于我们！

    “我们认为，至少相对而言，西方政府的鼎盛时期是上世纪60年代，当时美国正忙着把人送上月球，而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挣扎于温饱，”米克尔思韦特告诉我，“那是最后一次，有四分之三的美国人信任他们的政府。”

    伍尔德里奇还说，今天我们正走向“始于500年前的历史大逆转，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同样遥遥领先——占世界经济的四分之一，而且是到那时为止最成熟的政府。我们忘记了这些事情。中国却没有。如果亚洲能重获500年前的领先地位，今年可能是关键的一年——除非西方国家醒过来”。

    面对挑战缺乏民主共识

    美国想要恢复过来，首先需要制订一项应对新冠病毒的国家计划。中国就有这样的计划：动用工具来追踪和定位新冠病毒感染者并控制其传播。中国的一些面部识别技术好到你不必摘掉口罩，只靠眼睛和鼻子就能识别。

    美国不能采用这样的策略。我们目前还未能产生一个共识来进行同样的工作。

    这就是令人沮丧的地方。

    迄今为止，这一次我们根本没有团结起来迎接新冠病毒的挑战。

    3月28日，特朗普宣布，“我们的国家正在与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作战”。他发誓要召唤“美国的全部力量”来击败它。但这一切根本就没有发生。除了急救和医务人员之外，公众团结一致的行动和战时的牺牲意愿微乎其微，或者说是昙花一现。

    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我们独特的个人主义文化、高度分散的地方-州-联邦分权系统、脆弱的公共卫生系统和分裂的政治体，还有商业模式一直在削弱华盛顿的共和党，以及那么多从放大阴谋论并破坏真相及信任的社交网络中了解新闻的人。

    新冠疫苗治不好分歧病

    但最不一样的是，我们现在有一位总统，他谋求连任的政治策略就是分化我们，摧毁信任、摧毁真相并宣称任何与他目标敌对的都是“假新闻”。而在疫情之中，如果没有真相和信任，你就会迷失方向。

    1918年我们面对上一次大流行时，很多美国人并不介意戴口罩——看看那些照片——因为他们的领导人要求他们这样做，并且以身作则。但这一次，总统从不将真相交给美国人，并且做出无视病毒和嘲笑戴口罩的榜样。因此，很多美国人再也不会以信任回报他了。
这样一来，我们可能再也无法理性地讨论，像我们这样的制度，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之下，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权衡。

    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戴维·卡茨博士提出，我们需要一个国家计划，要在拯救尽可能多的生命和尽可能多的生计之间找到平衡。如果我们只盯着拯救生命，就会有很多人因为失去工作、积蓄和生意而陷入绝境。如果我们只盯着拯救就业，就会让无数理应能活下去的同胞面临残酷的死亡。

卡茨提出了一个“总体损害最小化”策略，能保护老年人和最易受影响的人群，同时让年轻、健康的劳动力逐步回到工作岗位，这些人一旦感染病毒，很有可能会是无症状或轻微症状——让他们去保持经济运转，在我们等待疫苗的同时自然形成群体免疫。

不幸的是，我们始终没有进行这样一场理智、清醒的讨论，以促成这样一种策略。卡茨说，我们的右派对最简单的应对都心存“鄙夷”，比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他认为左派要负责任得多，但也免不了认为，在大流行中进行任何经济上的折中权衡都是有违道德的，“视一切允许死亡的政策为反社会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