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美国患上大国衰落“恐惧症”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撰文指出,任何霸权的最高政策议程就是维持霸权地位,这是权力的本质,无可非议。但是,霸权对自己的地位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例如,大英帝国在衰落时能够“光荣体面地退出”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相对衰落了,但还是想充当世界领袖“一百年”(诚如总统奥巴马所强调的)。这个雄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美国的实力已经不容许。认清这一点,对中国的大国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从1890年代之前的区域性大国,发展到冷战结束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方位大国,有其诸多国内国际前提条件,也经历了几个主要的阶段。这个过程,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国内的发展和制度建设。美国在189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此前,美国基本上实行孤立政策,不愿卷入国际性事务。当然,所谓的“孤立主义”只是相对的。美国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也是扩张的结果。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增强,美国的扩张主义也在形成。1823年的“门罗主义”,和欧洲列强争夺地缘政治利益,美洲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充其量只是个地区性大国。
第二,美国是被邀请扮演世界领导角色的。这与其他大国截然不同。美国之前的所有大国,大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美国被邀请是因为欧洲的一战和二战,这段时期是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关键时期。当时,战争对欧洲各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不仅自身很难恢复,更不用说是领导世界了。欧洲列强就邀请美国扮演世界领导角色。欧洲和美国基本上同属一种文化,美国人大多是欧洲移民的后代。美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相似,即民主政治。美国是欧洲地缘政治之外的大国,没有和任何欧洲国家构成地缘政治竞争,容易被欧洲国家所接受。
第三,可持续的内部发展和有效的外部策略。这两方面都和美国式的市场资本主义有关。资本主义为美国内部发展提供了无穷的动力。不过,政府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规制资本主义的活动,使得资本主义可以持续发展。政府的作用在危机期间尤其明显,例如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外部崛起的有效策略是先成为地区性大国,然后成为世界性大国。二战之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但在冷战期间,美国充其量也只是领导半个世界,对苏联集团没有任何影响。
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外部有效策略主要表现在其和苏联的竞争。而美国的策略和所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有关。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了和美国进行军事竞争,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很快把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而美国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在和苏联竞争中,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不过是投向私营部门。美国很快在和苏联的竞争中赢得了胜利。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领导的西方很快把其地缘政治秩序扩展到前苏联的领域。苏联东欧共产主义一解体,美国各方面都没有了竞争对手。整个世界似乎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下。这是人类地缘政治历史上的奇迹。
但是,为什么在冷战结束之后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美国衰落了呢?
在讨论美国的衰落之前,首先应当指出几点。第一,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较之其他所有国家,美国还是最强大的。第二,美国的衰落不是全方位的,在军事上仍然是世界最强。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不会有真正的竞争者。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表现为相对的衰落。第三,美国的衰落要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在衰落的过程中,如果美国能够做有效的政策调整,仍然有复兴的机会。
从国际战略层面看,美国相对衰落可以从如下五个因素来理解。
第一,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外交上尤其是军事上的单边主义。“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后,在反恐的方式问题上,因为得不到其主要欧洲盟国例如德国和法国的支持,美国开始走上单边主义路线。尽管这里的因素也很复杂,但主要是美国对其力量的错误估计和判断。作为独一无二的大国,美国相信本身能够应付恐怖主义。这场单边主义主导下的反恐战争,直接促成了美国开始走向衰落。
直到今天,美国的单边主义以各种形式仍然继续。近年的所谓“重返亚洲”就有这种味道。尽管“重返亚洲”强调其和亚洲盟国的关系,但在对自身能力的估计上,美国仍然是“单边主义”。因为单边主义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对自身能力的高估,脱离了美国一贯的现实主义路线。如果得不到纠正,仍然会促成美国的继续衰落。
第二,是美国的“世界警察的包袱”。当“世界警察”是有巨大成本的。美国强大的时候,能够支撑其“世界警察”的角色。并且美国也的确是“税收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向其他国家“收税”,来支付美国所提供的“警察”服务。但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了。美国国内经济不如从前,不仅其经济对外影响力减小,而且很多时候是负面的影响,例如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
同时,美国不像从前那样容易向其他国家“收税”了。在冷战期间,因为存在着共同的敌人“苏联集团”,很多国家愿意向美国“纳税”以求得保护。但今天已经不存在像“苏联”那样的敌人。尽管美国和一些国家也想把中国视为是新的“敌人”,但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也就是说,美国国内国际的“税基”都在缩小。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世界警察”的角色难以为继。一旦做不了“世界警察”,美国所建立起来的世界地缘政治秩序就很难维持。
第三,是美国的“民主包袱”。美国坚定地相信,民主是其软力量的核心,要维持美国的霸权,就要把民主的核心价值推广到世界各地。但美国不切实际的做法,使得这种软力量实际上已经变成沉重负担,反而在加速美国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地缘政治秩序的解体,导致其地缘政治利益的收缩。在中东,西方和美国可以说是在推翻自己参与建立起来的政权。
近代以来,中东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政府的确立,同西方有密切的关联。但现在西方和美国的认知变化了。从前西方信仰主权高于一切,但现在信仰的是人权高于主权。而如何实现和保护西方所认为的人权呢?西方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政权更换(regime
change)、多党政治和选举,也就是西方式民主。但在现存主权国家和政府被推翻后,所出现的往往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政权,更多的国家演变成为西方所说的“失败国家”。在现存国家失败之后,更导致了极端政治力量的崛起,例如“伊斯兰国组织”(ISIS)。
第四,是“联盟包袱”。联盟政治一直是西方和美国国际关系的重要一环。冷战的结束表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世界从“一分为二”转型为“一个世界”,美国成为唯一霸权。“一个世界”局面的形成,本来就不再需要冷战时代所形成的联盟了。但美国的战略失误,使其失去了调整联盟政策的宝贵机会。美国不仅没有调整,反而强化其联盟政策。但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结盟有巨大的成本。对美国来说,结盟似乎强化了自己的力量。在明显存在着敌人时的确如此。但如果不存在明显敌人,同盟便会产生两种成本。
一、有可能把被视为是“竞争对手”的国家,转型为真正的敌人。例如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潜在的敌人。如果中国也把美国作为直接的敌人,中国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真正敌人。二、美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结盟的要求,来增进它们各自的利益;并在一定情况下,甚至被同盟所绑架。美国和同盟尽管有共同利益,但两者的利益不能等同起来。在很多时候,同盟国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把美国卷入在内,给美国造成巨大困境。
现在的日本和菲律宾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局面。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利用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分别在东海和南中国海不断挑战中国。美国如果不能满足它们的要求,在它们和中国发生冲突时不提供帮助,就会失去“盟主”的信用,导致同盟解体。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陷入了“我的盟友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的联盟逻辑的原因。如果美国满足联盟的要求,就要牺牲和中国的关系,尽管中国本身并不是美国的敌人。
第五,美国的大国衰落“恐惧症”。任何霸权的最高政策议程就是维持霸权地位,这是权力的本质,无可非议。但是,霸权对自己的地位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例如,大英帝国在衰落时能够“光荣体面地退出”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相对衰落了,但还是想充当世界领袖“一百年”(诚如总统奥巴马所强调的)。这个雄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美国的实力已经不容许。
在中美关系上,中国力图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是承认美国是老大且不会挑战老大的地位,但是美国必须能够照顾中国有限的“核心利益”。中国和往日的大国不同,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后来的德国和日本或者苏联,都有称霸的国家计划,但中国没有任何挑战美国的国家战略。中美两国之间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在崛起的中国来挑战美国,而在于衰落中的美国恐惧于中国。这种恐惧感使得美国很难“借力”中国来维持其霸权地位。一旦美国失去中国,可能回到美苏冷战时代。如果那样,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必然受到巨大的损害,届时至多领导半个世界。201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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