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罗奇：中美相互依存陷阱

   美国和中国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日益依赖对方，结果陷入了典型的相互依存（codependency）陷阱，并因为互动规则的改变而发生摩擦。这一险恶隐疾的症状，清楚地表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访美之行。习近平此次访美几乎没有达成任何成果，而前景也相当险恶。

   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美国陷入了严重的停滞性通货膨胀，而中国经济仍未摆脱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两国都需要复兴和增长的新途径，因此情投意合地走到了一起。中国提供廉价商品，让囊中羞涩的美国消费者实现收支相抵；而美国提供的外部需求，则成为邓小平出口拉动增长战略的基础。

   多年来，这一安排演化为更深层次的关系。美国想要增长，但缺少储蓄，因此日益依赖中国巨大的剩余储蓄，来实现收支相抵。中国则将货币盯住美元，囤积了巨量美国国债。这让美国得以为其屡创新高的预算赤字融资。

   美国为中国提供了稳定和增长之锚。中国让美国安然度过储蓄不足、鲁莽的财政政策，和家庭收入增长萎靡所带来的危险。

   但经济相互依存就像两个人的相互依存关系那样不稳定。一方最终会发生变化，让另一方感到不知所措和备受鄙视。

   现在，中国正在发生变化，而这是美国所不喜欢的。中国不但将其经济模式从出口转向消费，还开始重新定义其国民性。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了更强硬的外交政策，同时表现出对民族复兴的渴望——习近平称之为“中国梦”。中国还开始改造国际金融格局，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等机构。

   美国的反应让中国深感不安，尤其是所谓的“重返亚洲”或“战略再平衡”，其潜台词都是遏制中国。美国认识到有必要增加中国在现有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角色。然而，华盛顿并没有这样做，又对中国成立新机构感到不满。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敦促中国把增长模式转向私人消费，但又对这一转变的许多影响感到不安。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不安反映出它无法解决核心经济问题——主要是国内储蓄不足。2015年年中的净国民储蓄率（企业、家庭和政府之和）只占国民收入的2.9%，还不到20世纪最后30年的平均储蓄率6.3%的一半。随着中国从储蓄剩余转向吸收储蓄——利用其剩余储蓄为中国人构建安全网，而不是补贴美国人的储蓄——储蓄不足的美国将发现难以填补空白。

   美国的货币政策显示了另一层面的相互依存。美联储以国际顾虑——特别是中国增长放缓——为主要理由，推迟了今年9月的升息计划。这凸显了中国在维持依旧脆弱的美国经济复苏的关键角色。

   这是有很好理由的：2013年第四季，美国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从2009年第一季的10.6%增加到13.7%的新高，但在2015年年中又回落到12.7%。在内需依然萎靡的情况下——实际消费在过去7.5年中只增长了1.4%——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出口增长。因此，中国——美国的第三大和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的前景——对美联储来说至关重要。美联储在危机后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并没有带来很大的增长动力。

   这个层面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性的。过去10年，中国平均每年为世界GDP增长贡献1.6个百分点——比所谓的发达经济体的贡献总和（0.7个百分点）多出不止一倍。即使今年中国GDP增长率下降到6.8%，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仍将高于发达世界。因此，中国的增长前景，对全世界决策者来说都是兹事体大，也就不足为奇了。

   习近平在9月22日于西雅图的演讲中强调，中国和美国需要深化对“相互战略意图”的理解，这是双边关系的关键目标。但他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谈所缺少的正是这一点。习近平访美议程更多是由不相关的课题主导——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和市场准入，而非对两国各自和共同面对的战略挑战的理解。

   此外，也没有什么迹象显示，习近平和奥巴马在进行讨论的课题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双方都对就网络犯罪问题进行高层次交换意见的新承诺表示欢迎，但美国却即将对从黑客行为中获益的中国公司进行制裁。同样的，双方再次强调有必要签订“高标准”的双边投资条约。但没有迹象显示，双方对不包括在协议内的行业（“负面清单”）会有什么实际行动。诚然，中国宣布了环境政策的重大变化——一个全国性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交易系统，将于2017年生效。但是，如果美国不采取类似的行动，中国的举措也难以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危险。

   陷入相互依存之网的中美关系，充满了摩擦和相互指责。从人类的行为来看，这个问题的结果往往是痛苦的分手。刚刚结束的“习奥会”并没有减少发生这一情况的可能性。

   作者Stephen S. Roach是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2015年10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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