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的否定

  张恨水是在1924年以小说《春明外传》登上文坛的。他的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横空出世，没有经过铺垫一下子就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也因此“成了家喻户晓街谈巷议的人物”（石楠：《张恨水传》第148页）。尽管如此，张恨水没有被主流批评家们所认可。许多主流批评家对他视而不见，觉得他的小说太过通俗而不能登上大雅之堂，有些批评家虽然注意到他的存在，却给他无情地扣上“封建余孽”等骇人的大帽子，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参见钱杏邨《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张占国 、魏守忠：《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93-300页）。在左翼批评家的眼里，张恨水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否定的“鸳鸯蝴蝶派”，他的小说简直与黄色和堕落划等号。稍许温和点的批评家夏征农虽然肯定了他的《啼笑因缘》“是最能把中国复杂的社会错综地表现出来”，但还是认为他的作品存在着“歪曲现实，逃避现实，只肤浅地摄取了社会的一些片断，没有精炼出社会现实生活的特征”与“复仇主义思想”等严重问题。（参见石楠：《张恨水传》第251页）这就是说在仅有的批评张恨水的批评家那里，他的创作总体上是受到否定的。其实，张恨水的创作并不像这些批评家所批评的那样，他根本就不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即使是，也不应该完全否定，其作品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张恨水于1924年以《春明外传》登上文坛的时候，“鸳鸯蝴蝶派”早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强劲冲击下基本退出了文坛。因而，当有人将他纳入到这一流派时，他感到非常冤枉。就是将他与“礼拜六派”挂上钩，同样也是十分勉强的，因为他与“礼拜六派”的人和刊物很少有联系。批评家之所以将张恨水贴上“鸳鸯蝴蝶派”或者“鸳鸯蝴蝶派”的标签，说到底就是他的小说具有很强的娱乐性，而且他的小说采用的是章回体。这在强调文学的思想意义和社会功用的年代当然不被看好。在主流批评家那里，有的突出文学应该表现现实社会和关注复杂人生，要么强调文学应该表现自我。按照这样的标准去衡量张恨水的小说，当然不会给出较高的评价。到了20年代后期，主流批评家们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向左转，以革命理论要求文学表现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突出作家作品的阶级性，鼓吹文学的革命性和工具性。而张恨水的小说创作既然没有按照左翼批评家的要求使自己的创作革命化与政治化，他只注重于小说的娱乐性和趣味性，因而在左翼批评家那里，他不会得到应有的评价是很自然的；另一部分批评家并不一定热衷于政治视角研究和评论，却以高傲的目光看待文坛，他们显然受到鄙视通俗文学的历史传统的影响，根本不把张恨水放在眼里。所有批评家中对于张恨水小说给予较多肯定的是茅盾。茅盾所肯定的是张恨水“改良章回小说的写作方向”和“小说的技巧”，而且茅盾的肯定却是在“私下里”（石楠：《张恨水传》第259页）。因而外界很少有人知晓。

创作的意义

  其实，张恨水的小说虽然偏重于娱乐性和趣味性，而且采用的是章回体的形式，但是他的作品并不是那种纯粹供人消遣的文化商品，他还是注意到作品对现实的关注和思想的表达。他的《春明外史》在歌颂人间真情，鞭挞假丑恶的同时，融入了“他对生与死、入世与出世、情与欲、灵与肉、穷与富的思考。”（石楠：《张恨水传》第140页）。《新斩鬼传》既“揭露了政客、军阀、商人、文人等等的诓骗、悭吝、扯谎、欺诈、贪婪、好色、阿谀拍马、装腔作势等等”人性的丑恶，又嘲讽当时文坛上某些“恋爱诗”的“文字不通、一味空谈”（石楠：《张恨水传》第154-155页）。《荆棘山河》着力讽刺了政界与军界。《金粉世家》展示了上层社会的家庭生活。《啼笑因缘》“已将他的目光从以往道德自我完善的知识分子身上，转移到社会下层人物身上，并寄望他们起来铲除人间的不平，寄予了他积极明确的反抗意识。”（石楠：《张恨水传》第192页）“九·一八”事变后，张恨水连续创作了《九月十八日》、《一月二十八日》、《无名英雄传》等一组抗战小说，歌颂我军民坚持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壮举，表达作家的炽热的爱国之情。长篇小说《燕归来》既赞赏陕甘人民决不屈服于命运的精神，又斥责了富人的为富不仁和贪婪、残忍。除此之外，张恨水还创作了为数可观的杂文与诗歌，发出他内心的声音，表达他对现实的判断和态度。由此可见，张恨水并不是那种超然于时代，远离现实，回避矛盾的作家，恰恰相反，他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关注社会现实，表达自己的义愤和思考。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说得到了著名将领张学良的赏识。《春明外史》发表以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张学良读了该小说后，亲自登门拜访，为有这样的张姓宗家而感到自豪，认为他非常“熟悉北京的社会和生活”，将“那些世家豪宅、大杂院小胡同，写得那么惟妙惟肖”（石楠：《张恨水传》第147页）。小说《荆棘山河》因辛辣地嘲讽军阀混战而遭到军阀张宗昌的嫉恨，招致张宗昌的查封连载该小说的《世界日报》并抓走其主办人成舍我。后来几经周折，竭力营救，成舍我才被放了出来。当成舍我要求恢复报纸出版时，张宗昌提出了的苛刻的条件中就有要求停止刊载《荆棘山河》这一条，他认为这部小说“是把矛头对着他的”（石楠：《张恨水传》第181页）。1939年8月，张恨水的《八十一梦》被新闻检查官阻止继续刊载。但是，张恨水不买这个帐，随后他受到了特务的跟踪，但是这没有吓倒他。因为，张恨水这篇小说与他同时期的杂文像投枪匕首直刺那些达官贵人。硬的一招失败了，于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出面了。他以同乡的身份请张恨水吃饭，劝说他“见好就收”（石楠：《张恨水传》第326页）。结果，《八十一梦》在强权的强大压力下中断了连载。但是张恨水并没有屈服，他避开锋芒，策略性地转移刊发的作品，仍然对“国统区的贪污腐化和贪得无厌只顾自己、不管他人死活自私自利的丑恶现象”（石楠：《张恨水传》第329页）进行抨击。由此可见，张恨水不仅非常关注现实，关注社会民生，而且还大胆的抨击黑暗与丑恶，具有知识分子的硬骨头精神。

日渐边缘化

  然而，对于张恨水的这一点，主流批评家们却视而不见。这固然有主流批评家们歧视通俗文学，对通俗文学作家怀有严重的偏见的问题，当然还有张恨水的写作不合左右两派政治要求的因素。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政治基本上为左右两派所垄断，其他的政治势力只能在左右两派之间的夹缝中艰难的生存，其声音自然十分微弱。张恨水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一直坚持不群不党，不投靠任何政治势力，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凭着自己的良心写作，以强烈的责任感承担其匹夫应该承担的社会历史责任。因而，他的那些鞭挞黑暗，嘲讽权贵的小说和杂文必然为达官贵人所不能容忍。然而对于左翼政治势力来说，张恨水的写作不符合革命的政治要求，虽然作品中也写到对于权贵们的反抗，但是他既没有从阶级斗争理论出发，突出其间斗争的阶级性，又没有表现党领导下人民大众的觉醒，更没有宣传革命的理论和党的政策。在左翼批评家的逻辑中，一个作家不是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一个作家如果不能投入到主流中来，成为非主流，那他就没有存在的权利。既然如此，张恨水写作的意义于是被钱杏邨等人一笔抹杀，只有挨批。批得最严重的是郭沫若，就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8年，郭沫若发表了《斥反动文艺》的重头文章，干脆将张恨水定性为黄色作家。由于郭沫若御用文人的地位，他的这篇文章具有一言九鼎的分量，因而致使张恨水长期被边缘化，在新中国的文坛上抬不起头来。1949年7月，由中共主导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举行。此前，张恨水本来被推荐为正式代表，可是在代表资格审查时，就是由于郭沫若那篇文章的影响，他和沈从文都被排斥在外。到了50年代，张恨水逐渐被边缘化，经过批判胡风与反右运动，他的写作已经不合时宜了，报刊不再向他约稿了。到1957年，连载他的《记者外传》在上海的《新闻报》也被迫停刊了，“一些评论家，视他作品的研究为禁区，不敢涉足”，因为在这个时代，一个作家一旦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一员，即使没有被扣上反动的帽子，也会被认为是腐化堕落的代表，是不可容忍的。非常不幸的是他在文化班头郭沫若的眼里偏偏就是个黄色作家，那还有谁敢向他约稿呢？既然“没有人敢约他的文稿，他也不敢写了。”于是，曾经红遍北平和上海的文学大师张恨水从此因非主流而从文坛上永远消失了。令他略感侥幸的是，他还没有像他的许多朋友、学者、作家那样被打成右派，受到严酷的文化围剿和精神折磨。被边缘化了的他因为失去了稿酬的经济来源，生活一度陷入拮据之中。好在当局似乎觉得他并无多大害处，因而给他以生活上的照顾，聘他为中央文史馆员，让他在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然而，张恨水内心并不平静，一方面他感到自己没有为国家做什么事而拿国家的工资感到受之有愧，另一方面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虽然没有迫害到他，却也令他提心吊胆：“每当胡同口传来口号声，锣鼓声，吼叫声，辱骂声，他的心就阵阵发怵，周身寒颤。毛主席曾批评文化部是鸳鸯蝴蝶部，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死人部，他害怕历史的误会又要降临到他的头上，听到高音喇叭叫喊‘打倒’、‘砸烂’，他就胆战心惊，害怕红卫兵突然闯进他家，焚烧他用生命写就的书籍，抄走他的收藏。……”（石楠：《张恨水传》第410页）特别令他感到震惊的是，曾经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的老舍先生竟然惨遭凌辱和殴打，无奈投水自杀。更让他感到惶恐的是，老舍死后，红卫兵的传单上公然称其自杀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传单上的字“像带刺的钢鞭不停地抡向他，把他的心撕得血肉横飞，他感到心脏在阵阵锐痛，天地也旋转起来。”（石楠：《张恨水传》第410页）

步入窘境

  可以想象，此时此刻，张恨水该回顾自己这几十年走过的人生道路，内心一定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自从从事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以来，得罪过北洋军阀，嘲讽过国民党官僚，反对过日本侵略者，却从来没有做出对不住共产党的事情。虽然有些左翼文人骂过张恨水，但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似乎对他都不错，他与中共高层领导人还有过友好的交往。1939年6月21日，国民党杀害新四军指战员，制造了“平江惨案”。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董必武给张恨水发来讣告，张恨水得知情况表示愤怒，并撰挽联一副“抗战无惭君且死，同情有泪我何言”，对惨案中的死难者表示深切哀悼。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亲自上街向读者出售刊载其四言诗的《新华日报》，张恨水遇见了立即掏钱买了一份。随后他和赵超构、陈铭德、张友鸾等人商议，决定请周恩来来给大家讲讲抗战形势。周恩来作过报告后对张恨水“竖起大拇指，说：‘恨水先生在这方面（指用小说揭露黑暗势力）做了榜样！你最近刊出的《八十一梦》就起了很好的作用。’”（石楠：《张恨水传》第312页）1944年6月，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中外记者时特别对张恨水的好友赵超构肯定了张恨水的《水浒新传》，并要赵超构转达对张恨水的问候，同时希望张恨水到延安去看看。几个月后，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期间，托人将自己新作的词《沁园春·雪》交给张恨水，让张恨水首先在《新民报》上发表，同时还嘱咐张恨水和诗。接着，毛泽东又邀请张恨水面谈。在这次面谈中，毛泽东赞赏张恨水的创作，“很欣赏先生嬉笑怒骂，痛快淋漓之文笔，”并且对他“深表敬意”（石楠：《张恨水传》第397页）。临别时，毛泽东还送给张恨水延安的特产：一块呢料、一包红枣和一袋小米。事过10年，1956年，张恨水应邀列席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会时再次见到了毛泽东。此时，毛泽东表示还记得当年的重庆面谈。然而，毕竟此一时彼一时，当年的张恨水不仅是家喻户晓的名作家，而且还是无党派人士，正是共产党团结统战的对象。所以，中共领导人还是争取他为自己的政治服务。现今的张恨水被边缘化以后，虽然先后被聘为文化部顾问和中央文史馆馆员，试图将他纳入到体制内，以解决其经济困难来诱使张恨水改变自己的创作，让他的创作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张恨水不一定明白其中的奥秘，他当然对解决他经济困难的领导表示感激。但是他多年形成的做人的准则和本能使他对体制外更感兴趣。就在他一场中风后恢复了写作能力，有了比较丰厚的稿费收入后，他给文化部写信，辞去顾问一职，他要潜心写作。试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即使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张恨水依靠手中的一支笔养活了一大家十几口人，而且有时生活得还很滋润。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都曾给张恨水制造麻烦，但是他的创作都没有被封杀掉。可是新社会则不同，一场接一场的文艺大批判运动搞得人神经格外紧张，已经被郭沫若贴上“黄色”标签的张恨水自然轻松不起来。1949年以后，他的作品在大陆已经发表不了，他只能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一些根据民间故事和古诗改编的作品，然而就这也好景不长，不久，就这一条路也被堵死了。随着反右运动的到来，张恨水虽然没有受到政治迫害，但是他已经不能发表任何作品了，即使毛泽东在全国第二次政协会议上见到了他，并对他说了一番“诙谐”（石楠：《张恨水传》第401页）的话，但是张恨水并没有因此而得以发表作品。一度十分走红的张恨水因失去稿费来源，再次陷入了经济困境，他只能接受中央文史馆馆员的聘任，接受官方的包养，成为华丽笼子中的一只小鸟。此时，张恨水已年达七旬，再加上夫人徐文淑和周南先后去世，令他十分悲痛，政治形势的不断恶化，张恨水无力为现行政治写出点什么，最终在“文革”的喧嚣中，怀着惶恐不安的心理离开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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