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东南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没有牢固基础的“纸老虎”，迟早要崩溃。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由于投入（劳动与资本）增加带动的，缺乏技术进步。此论一出，引起许多人士，尤其是东南亚人士的激烈反对。不幸的是他说对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这个地区的严重经济衰退。至今经济学家对这个时间仍然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已为所有人接受：没有技术进步就没有持久而稳定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自从经济学产生以来，经济学家就关注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研究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就是增长问题。在这些年的研究中，经济学家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为三类。一是制度，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路径依赖”。意思是只有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才会有迅速的增长。二是投入，主要是指劳动与资本的增加。早期经济增长理论往往强调投入的增加，尤其是资本增加的重要性。三是技术进步。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也是经济增长模型。

要因素之一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把决定增长的因素分为劳动增加、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美国经济学家肯德里克等人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对增长贡献的大小。根据这一估算，技术进步在增长中的作用为一半以上，即经济增长率中有一半是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经济学家把技术进步确定为包括知识进展、资源配置改善以及规模经济等。

这种分析引起人们对技术进步的关注，但新古典经济模型有一个重要的缺点，这就是把技术进步作为增长模型的外生变量。在计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余量”。这就是说，根据生产函数，计算出劳动增加和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余下的就是技术进步的贡献。例如，经济增长率为3%，如果劳动增加引起0.5%的增长率，资本增加引起1%的增长率，余下的1.5%就是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增长率。这种分析实际上割裂了劳动、资本、技术进步在增长中的内在关系。

本从10万增加到100万，并不是从一台牛头刨床数量的增加，当然会出现边际生产力递减，但在用了先进的数控机床时，编辑生产力不仅不递减，反而增加了。这就揭示了资本增加是技术进步的条件，技术进步表现在资本质的变化上。同样，劳动的增加也不是人数或工时的增加，而是人力资本的增加。人力资本的增加同样体现了技术进步。

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不同的新经济增长模型。这些模型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资本、劳动、技术之间的内在关系，说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中心地位。这一点已得到公认，并指导各国经济增长政策的制定。

克鲁格曼之所以认为东南经济增长是“纸老虎”就是因为这种增长来自劳动与资本的大量增加。仅仅依靠投入来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劳动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增长必然放慢，甚至衰退。克鲁格曼指出，东南亚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明显，没有起到应有的中心作用。这些国家与地区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即使像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主要技术仍然是引进的，缺乏原创造性。像这样的增长，即便没有各种复杂因素引发的金融危机，也迟早要出问题。今天再读克鲁格曼的文章令人感到他的分析的确入木三分。

的定量分析，但这些技术进步对美国经济繁荣的贡献是无人否认的。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说，技术进步是增长的中心已无人怀疑了。21世纪将是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占领技术制高点才有经济增长点。我们该怎么办就一目了然了。

1、           你是如何理解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作为增长的中心的？

2、           你认为我国应该如何处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型产业的关系

    我国经济是否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中国人民银行在1998年多次降低利率，但是宏观经济指标并未出现明显好转，于是有的经济学家提出我国经济已经陷入了“流动性陷阱”。“流动性陷阱”状态下，LM曲线是一条水平线，无法通过货币政策移动LM曲线来刺激需求，因而货币政策失去效用；同时IS曲线则由于没有“挤出效应”，一推就走，启动需求的效力达到极致。因而，关于“流动性陷阱”的讨论，对于当时的宏观政策的选择具有现实意义。

“流动性陷阱”观点有某些可取之处。例如，日本90年代宏观经济表现说明，确实应当对“流动性陷阱”的潜在危险保持警觉。从实际情况看，虽然1998年中央银行采取了积极货币政策，当年宏观经济仍处于物价水平持续下降的通货紧缩状态，经济增长速度仍趋于回落，因而倡导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建议本身也有道理。然而，上述事实是否说明我国经济当时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是否说明货币政策对于反通货紧缩不再有用武之地？许多经济学家对此持有不同看法。

1、  什么是“流动性陷阱”？

2、  你认为我国是否存在“流动性陷阱”？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日前在“ＣＣＥＲ中国经济观察”第六次报告会上说，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将面临很多两难选择，必须采用长短结合的措施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

林毅夫说，长短结合的措施包括：一是控制投资和信贷增长过快；二是降低银行贷款过度集中于大企业和少数行业；三是减少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四是改革在“双缺口”条件下形成的外资、外贸政策；五是抑制房地产投资需求。    

林毅夫分析，第一，按市场一般规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常规方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是，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若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就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第二，产能过剩，国内需求相对不足，外贸出口和贸易顺差会增加，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上升。但是升值固然可以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使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升值压力；可是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将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趋严重。

因此，林毅夫建议，当前我国的生产、金融、外贸都处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应该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解决经济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但是，需要长短期措施结合使用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

第一、在控制投资和信贷增长过快上，央行采取发行定向票据和提高准备金率以减少银行过度充足的流动性，同时，运用窗口指导，加强银行在贷款时对贷款企业的行业准入和贷款条件的审查和要求，这些措施可视情况再加强。    

第二、降低银行贷款过度集中于大企业和少数行业。短期内应该要求商业银行遵照有关政策，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的支持力度。从长期来讲，关键在于大力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

第三，减少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短期来看需要管住“土根”，控制土地开发的总量；加强“招拍挂”的政策，增加土地供给的透明度，并使地价向市场价格回归。从长期来看，必要的措施是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降低地方政府为税收而过度刺激投资的积极性；禁止地方政府用税收减免等方式创造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用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的政策吸引外资；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消除ＧＤＰ崇拜。
　　第四，改革在“双缺口”条件下形成的外资、外贸政策。建议“两税合一”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降低甚至取消出口退税率，将来有必要的时候再考虑恢复。
　　第五，抑制房地产投资需求，除了“国八条”“国六条”和“十五条”提出的措施，和８月１日开始实施的房地产转手交易时的资本获益税外，还可以考虑征收物业税。

林毅夫呼吁，要在我国产能过剩条件下，思考新的宏观理论。他说，我国当前这种产能过剩和投资冲动并存的宏观现象过去不曾出现过，因此，也没有完全适用于我国的现成理论可以作为宏观政策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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