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在撰文比较徽商与晋商时认为：徽商的衰落始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实行的盐法改革，即将“纲盐制”改为“票盐制”，取消了盐引和引商对盐业的垄断以后，并据此说徽商称雄商界的历史不过三百年。但根据《方志》的记载和笔者撰写徽州乡土名人著述时所搜集的资料，证明这一论断有待商榷。

　　晚清《皇清直省府厅州县歌括》称：“徽州府在省极南，所辖六县歙为首，休宁祁门婺源角，绩溪府北黟西守”。在明清徽州的版图上，绩溪不论面积，还是成商的历史都不得不承认：“田畴不逮婺源，贸迁不逮歙、休”，民间资金积累颇为有限，直到明末清初，“南辕北辙，惟绩(溪)鲜挟赀之游人”。但正是靠着坚韧诚实的作风小本起家，绩溪人在歙(县)休(宁)、黟(县)人唱主角的盐业集团的经营于道光年间遭受重创的时候，却异军突起，以钱庄、茶叶、徽墨和徽菜等为主要的经营行业，涌现出象胡雪岩、胡开文、汪裕泰等名商巨贾，高奏了徽商的中兴之曲，直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为止。

　　本文试从隶属于徽州大商帮中的绩溪商帮形成，发展和分布诸方面来探究其在中国商业史中的地位、影响、以及所形成独特的经营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

　　关键词徽州绩溪商帮崛起流布胡雪岩、胡开文、汪裕泰戒欺观务真务精

　　一、绩溪人经商的线路和地区

　　绩溪人旅外谋业始自宋代、明代以后渐成高潮。其经商路线是：一路沿新安江流域拓展至杭州、上海，与歙县毗邻的淳安是大本营，以此延伸到浙江城镇；一路沿水阳江以宁国府为基地，向芜湖、南京及江苏其他县市发展；一路沿徽水(青弋江)流域前进，以旌德为起点，在芜湖会合。

　　绩溪商帮明代已在京、沪、汉及江苏扬州、苏州、浙江湖州、杭州金华及衢州一线城镇形成；清代以东南大中城市为依托向全国及江南小城镇发展，至道光年间绩商发展进入高峰，江南及运河流域普遍流传“无绩不成街”的说法。民国时期绩溪人经商不减反增，据民国七年(1918)县政府统计，绩溪旅外经商的成年男子占总数的57%，分布在皖、浙、苏、沪等22个省市。但主要集中于上海、浙江、本省、江苏和湖北四省一市，约占总数的90%。具体分布情况如下：浙江稳居第一，共有绩溪人创设的店肆295家，占绩溪旅外经商总数约24.6%，以土杂百货、粮油、国药、钱庄、典当、茶叶、徽墨为主，分布在浙江杭州、淳安、金华、宁波、衢州等33个县市，上海次之，共有279家，约占绩溪旅外工商业户总数的23%。其中徽菜馆在1946年统计达164家，茶叶业和墨业分别为68家和22家。

　　在安徽本省，绩溪人开设的商号遍及旌德、宣城、芜湖、休宁、无为等13个县市共232家，约占该县旅外工商户的19.3%，行业以土杂百货、国药粮油及徽墨为主。

　　绩溪人在江苏经商的商埠在南京、苏州、南通、漂阳、扬州、宜兴等18县市，共144家，占该县旅外工商业户总数的12%，行业以土杂百货、粮油、酱酒为主。

　　湖北的武汉是绩溪人沿长江上游经商的一个重要商埠，故绩溪人开创的店铺几年全部集中在武汉，共98家，其中徽菜馆就占了70家。

　　二、绩溪人旅外经商的行业

　　与主要经营盐业、典当业、木业及茶业的歙县、休宁、黟县、祁门人不同，绩溪人旅外经营主要是徽墨、菜馆、国药、茶叶、钱庄及粮油酱酒业，以此为平台，绩溪人在商界长袖善舞，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a)国药业

　　溪人旅外所经营的国药业主要设肆于本省、江苏及浙江的淳安、杭州、兰溪、溧阳、扬州、芜湖、宣城、屯溪等县市。至民国年间共有40多家，其中清代创业16家，民国创设的26家。

　　旅浙国药号始创于清同治十年(1871)。绩溪城内人胡吉为在淳安县的威坪镇创胡咸春药堂；同治十三年胡里人胡光墉在杭州吴山下创与北京同仁堂齐名的胡庆余堂国药号。同年八都宅坦人胡士奎在兰溪开办一元堂和太乙堂药店，经营方式为坐堂接诊兼售中成药。光绪二十九年(1903)，洪州人程宗亮于遂安县狮城镇设长春堂。民国24年(1940)前后，在淳安、兰溪又有绩溪人设立的胡咸春、胡咸泰、固咸生、同天成等国药号6家；

　　绩溪人在江苏创设的国药店主要有两地：光绪十六年(1890)华阳镇黄敬堂在溧阳城内创黄义兴药店并设立了分号，稍后板桥村的叶德松也在漂阳开办万年春药堂；民国5年(1916)浩寨汪子衡在扬州设洪亿生药店。

　　绩溪人在皖南开设的药店有23家。清迄民国旌德、泾县的国药店多为绩溪人开设。其中以旺山人石启德清道光十年(1860)在宁国开办的石万春药铺最早，同治至民国28年(1939)，县人又先后创设了石恒春、石涵春、石恒泰、大德仁满江春等20爿国药号。

　　b)徽墨业

　　绩溪为徽墨发祥地之一。县人操墨业始于宋代，清迄民国为全盛时期，其中以上庄人从事墨业的最多，世代相沿，良师辈出。墨业名店名家迭起，店号几遍全国。清康熙六十年(1721)曾受雇于歙县曹素功墨店的尚田人汪近圣创设鉴古斋墨店于歙县县城，其制墨皆为县人。汪氏创“黄山图”、“新安大好山水图”等御制集锦墨10余套，成为徽州墨界的佼佼者。近圣之子汪惟高于乾隆六年(1741)被清廷选召皇宫教习制作宫廷用墨。因此鉴古斋徽墨誉满京都。咸(丰)同(治)太平天国战乱，鉴古斋墨业受挫。至抗战初期，汪氏后裔在南京、武汉开设的墨庄全部停歇。

　　八都上庄的胡天注于乾隆三十年于屯溪租营汪启茂的彩章墨店。其次子胡余德(号开文)14岁随父经营墨业，至乾隆四十七年胡天注承顶汪启茂休宁屯溪店业，改店号为胡开文。嘉庆初年胡余德继承休宁的胡开文店，其子孙将墨业迅速扩展至芜湖、南京、扬州、苏州、武汉、九江、长沙、安庆等地，墨店增加10数爿；

　　清同治以后，胡天注的其他子孙也多加入墨业。以胡开文加记号招牌开业。至民国中期，胡氏后裔在皖、浙、苏、鄂、赣、滇、粤、贵等地开设墨店，文具社及烟厂共38处，职工一千多人。1956年胡开文在上海的各墨店改为公私合营的上海墨厂。

　　除胡开文后裔经营墨业外，胡开文墨店的胡姓职工也有自创墨店的。嘉庆十四年(1809)胡德新、胡德沂兄弟离店在休宁西街设胡同文墨店，之后其孙又在屯溪、上海设胡同文墨店。民国37年(1948)赴台湾经营墨业。嘉庆九年(1804)八都宅坦人胡贞观创胡学文墨店于歙县，号苍云斋，之后宅坦胡姓又在歙县开办胡爱棠墨庄。光绪年间，旺川石家村人在杭州创石爱文墨店。清末民初，胡开文后裔出租出卖“胡开文”招牌，租期1至99年不等，异姓开设墨店渐多。至抗战前县人开设的墨店北至济南、锦州、沈阳，南至广州。直至建国初统计，上庄胡氏姓及岭北其他姓开设的墨店分布于全国28年市镇，共84家，职工近千人。

　　c)茶业

　　位于黄山与天目山之间的绩溪县多产优质绿茶。大障山、上金山等地的高山云雾茶品质特佳。明清时期县人贩茶经水路销杭州、苏南一带。有的受雇于外籍茶庄充当伙计或“水客”。道光后旅外县人营茶渐多，茶业日兴，经营县产茶叶，也购销外地名茶，并精制或窨花。康熙年间上庄胡氏在上海创办胡万盛茶号，历时近200年，光绪年间歇业。道光初至民国间县人在外埠经营茶庄有126爿，分布上海、杭州、武汉、芜湖、泰兴、溧阳、淳安、驻马店及台湾等地，以上海居多，较著名的有上海汪裕泰、程裕和、程裕新、瑞生和，武汉瑞馨泰，泰县胡源泰，杭州福茂等茶号。兹择要介绍如下：

　　嘉庆末年胡适的曾祖胡锡镛于江苏川沙设万和茶铺，其子贞绮又在北街增设嘉茂茶铺；道光二十三年(1843)又在上海设茂春茶号，咸丰十一年(1861)，在上海、宝山、川沙等地分设茂春、嘉茂茶号6爿。同治十二年(1873)胡氏尚有上海春茂、川沙嘉茂2茶号。乾隆二十八年(1763)程有相在上海外咸瓜街创设程裕新茶号。道光十八年(1838)其孙汝均在上海大东门外大街设程裕新茶号第一发行所。咸丰间汝均孙光祖继承店业，于民国9年(1920)又在中华路沙场街开办第二发行所。18年其后裔雨生、芑生又先后在浙江路口和石门路设第三、第四发行所。其中第三发行所老店一直经营茶叶至今。建国前程裕新茶号既经销县产高山茶又购销武夷、龙井、天都、松箩、淳安、祁门等红、绿名茶，经销茶叶有6大类189种。大坑口胡允源曾任江苏东台茶号“水客”，采购徽州名茶，经营多年，积蓄资本，于清道光间在泰兴县开办裕泰茶号，这是胡锦涛主席祖辈业茶的开端。咸丰、光绪间其子树铭在靖江、泰县(姜埝)分设胡源泰茶号。民国初年至38年其孙炳华、炳衡，曾孙增鑫等相率经营泰县、泰州和上海的胡震泰、胡裕泰、胡源泰茶号5爿，并在杭州、淳安设茶叶采购栈4处。胡允源祖孙4代历128年共设茶庄、茶栈12爿。其中靖江县、泰县、上海市5爿胡源泰茶庄经营至1956年公私合营止。余村汪立政于道光末年在上海城南创设汪裕泰茶庄，至民国间在沪有茶号8爿，茶栈多处。又于民国16年(1927)斥资百万在杭州西湖购地380亩构建汪庄，汪庄依山傍水，精巧别致，是继徽商胡雪岩豪宅之后又一杭州名园，毛泽东曾26次下榻这里，邓小平、陈云等也常来这里小住。故汪庄素有领袖别墅之称。

　　杭州为县人业茶的集中地之一。民国初年城西章特英供职于杭州公顺、德茂茶行，20年(1937)他于杭城湖墅独资开办福茂茶庄至33年，在杭州、金华共开设茶号6爿，茶栈7处。绩溪城内、瀛洲等地旅杭商人设茶庄、茶行有和永、福隆、福顺、毓香斋、玉林斋、五味和等14家。淳安城有县人同和泰茶号。建国前绩溪城内周卓人、高味波，高迁吴兴周于芜湖设有义泰、正泰、统太等茶叶店。

　　d)徽菜业

　　绩溪是徽菜的主要发祥地。创年无考。清初绩溪人多营此业于徽州府、屯溪。后来沿徽宁路与徽杭路向外拓展，创店于宁国、宣城、杭州、嘉兴、湖州、金华、兰溪等地。初为面馆，乾隆末徽班进京，徽州烹饪业伴入京都，遂名徽馆，为徽州面馆、酒菜馆的统称。咸丰、同治年间进入杭、嘉、湖、苏、沪、宁一带城镇码头。清末扩展至武汉三镇。抗战间开拓至川、湘、桂、云、黔。建国后部分转迁豫、晋、甘、辽等省。县人历200余年在全国14省、市开办徽馆412家。仅咸丰至建国初百年中就有徽菜馆350余家，从业者近8000人，为绩溪庞大旅外商业队伍中的劲旅。绩溪徽菜馆多集中于上海、武汉。

　　1949年后侨居国外的县人亦开设徽菜馆。胡家胡根德在缅甸眉苗县开办上海饭店。1958年旺川曹士荣于日本东京都彩并区开设徽州面馆店。1976年荆州胡平夷于美国密苏里州堪城设立中国胡氏餐厅。

　　80年代旅外徽馆业始又振兴。1984年后伏岭、胡家、北村、大石门等乡农民独资或集资重赴外地开办徽菜馆。伏岭邵名琅、邵在宪于南京开办徽菜馆3家。汪道龙于无锡、唐金发于北京创办徽菜馆各1家。1987年县人还在武汉、苏州、杭州、衢州、上饶、贵溪、屯溪、休宁、歙县、旌德、宣城、宁国等地开设徽菜馆28家。2005年绩溪被命名为中国徽菜之乡。2006年3月绩溪县政府在北京的安徽大厦举行徽菜美食周、火爆京城。

　　e)土杂百货业

　　绩溪人旅外土杂百货业是仅次于徽馆业的又一支庞大徽商队伍。从清嘉庆二十年(1815)至建国初的140余年中，在本省、浙江、江苏、湖北、上海等地的32个县市开设，其中在浙江省开设的较具规模的土杂百货、肉店有79家，在江苏的有24家，省内有46家。

　　绩溪人在沪、汉经营百货业始于民国20年前后，县人于上海开设的百货店有文昌、胜利、大鸿、德和、益兴祥及其分号8家。后有章德吾、胡元堂、许文愉开设的炒庄(批发)和商店4家；汉口有光明、协泰丰等2家。

　　f)粮油酱酒业

　　旅外粮油酱酒业在皖、苏、浙3省的16县市共97家。其中油业28家，粮食业18家，酿酒业8家，制酱业23家，粮、油、酱、酒兼营的13家。上述各业，江苏省有10家。其中在溧阳城内的9家，在高淳县城内的一家。

　　在浙江的粮油酱酒业有30家。其中在淳安县20家。在安徽的粮油酱酒业主要有57家。其中在宣城15家，郎溪20家，休宁6家，旌德4家，宁国8家，屯溪2家，繁昌、无为各1家。

　　g)其他行业

　　钱庄业。计有57家。多设于苏、浙、沪。明代胡宗宪平倭寇后，大坑口胡氏、仁里程氏于浙江金华、江苏南通经营当铺业。后扩展至寿昌、如皋等县共23家。清代最盛名的钱庄当属胡雪岩的杭州阜康银号。同治十一年(1872)后，胡雪岩又先后在上海、宁波、福州、镇江、长沙、汉口设立钱庄20家，聚资2000多万两，时称全国第一大财东。清光绪九年(1883)，因经营蚕丝与外商竞争失利，累及公私存款，钱庄全部倒闭。同治、光绪年间城内张宗廉、瀛洲程午桥、程序东在南通创设得记钱庄、得记当铺、恒丰钱庄5爿。同治八年(1869)瀛洲章钟尧独资于衢州设震大钱庄凤存货款为主，兼办汇兑，与沪、浙、赣通汇。后章氏又在衢州地区设有庆大、章记钱庄。道光年间城内葛氏在繁昌县设葛松和钱庄，同治初歇业。溧阳县有城内胡国泺设的瑞和钱庄，板桥叶德松的义源钱庄。光绪十六年(1886)浩寨冯百亮在江西吴城设福泰钱庄；城内胡产斋在玉山县设胡记钱庄；鱼川耿洪甫在上海福州路设耿记钱庄；瀛洲单日渭杰在郎溪设震大钱庄。民国初杭州有城内章应桐的道生钱庄和旺川曹诚淦的万丰钱庄。

　　三、从徽商定居浙江看对浙商崛起的影响

　　无庸置疑，近年崛起的浙商是当代中国实力最雄厚、影响最大的商帮之一。但从徽州毗邻浙江，有不少徽商后裔定居于浙江的事实来看，徽商对浙商的成商乃至经营理念的影响都是相当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相当一部份浙商从血缘、地缘关系来分析，都能找到徽商的渊源。

　　胡适先生晚年在他的口述自传中这样写道：“徽州人四出经商，向东去便进入浙江；向东北则去江苏，我们徽州六县大半都靠近浙江的。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总可发现许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徽州人。其他如叶、潘、胡、俞、余、姚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

　　清代浙江学者俞樾在《九九消夏录》第十卷《浙江商籍》中说：“浙商多徽人”。由此可见徽州人在浙江经商乃至定居人数之多。

　　据史料记载：经营盐业、典当、茶业和木业等行业的徽州人分布遍及浙江的杭州、建德、嘉兴、湖州、宁波、绍兴、温州等县市，杭州钱塘江边有一个徽州塘为“徽商凳岸之所(乾隆《杭州府志》卷五)还有徽州弄，为徽州盐商聚居之所。杭州汪氏，据《汪氏过谱》记载，于明末由黟县宏村移居杭州(浙江图书馆藏本)，明万历《杭州府志》也有徽商在杭州南北二山。“在此图葬”、“冒籍占产”的记载。1936年，陈训慈在《歙县金石志序》中指出：“康、乾之间，徽歙人南迁吾浙者数百家，至今严、杭、绍兴沿江诸邑，其后裔聚居犹蕃。”现存于国内各收藏单位的汪氏《重修迁杭支代表》、《平阳汪氏迁杭支谱》、《戴氏迁杭族谱》、《杭州汪氏振绮堂小宗谱》、余杭《鲍氏宗谱》等都详实的记载了徽州人迁往杭州、建德、临安、绍兴等地定居的事实，另据胡雪岩故里胡姓参与编纂的道光版《考川明经胡氏宗谱》和胡适故里的《上川明经胡氏宗谱》的不完全统计，在明清两代120支外迁族人中，迁浙江就占32支，点总数的四分之一，其次为迁江苏的24支，其余分别为本省江西、上海等地。这也印证了俞樾“浙商多徽人”并非虚语。

　　有鉴于此，当我们在津津乐道近年崛起的浙商、苏商等商帮时，切不可忽略徽商对迁入地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也不可无视有不少浙商在地缘上、血缘上与徽州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胡雪岩“戒欺”观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启迪借鉴作用

　　作为一代徽商的领军人物，胡雪岩无疑是商业资本最巨、经商能力最强，覆盖商埠最多、影响作用最大的佼佼者。他凭借自己的精明和睿智，叱宅商界，游刃官场，在造就一份煌煌大业的同时，又形成一整套以正道取财、坚守信义、修合诚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真不二价、顾客至上为主要内容的“戒欺”观，与同为徽商俊彦的胡适提倡的“存真传信”及陶行知倡导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求知治学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戒欺”观形成的胡雪岩的经营文化也是其他商帮难以企及的。

　　a)财取正道、不同横财

　　诚然。胡雪岩是一名“铜钱眼里翻跟斗”的商人，但他说的最多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所说的“道”，正如他所说的“要从正道取财，不要有发横财的心思”。所谓“正道”，是指赚钱不违背良心，不损害道义、规矩获利。胡雪岩营商所追求正道的言行，至今对经营者修身自律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胡雪岩正道取财的内容主要有：要留下余地，为人不可太绝，沿正路上走下去，绝不做名利两失的傻事；做生意要把握分寸，不能见利忘义；

　　b)庆余药号，以信取利

　　清代以来，中国商界由于受欧风东渐和商品经济发展两大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一股唯利是图，以假乱真，以次充好进而影响近代商品经济健康发展的逆流。对此，胡雪岩却亮出了“修合戒心”、“戒欺”、“真价不二”的雪记招牌。胡雪岩的“戒欺”匾所阐发的经营宗旨和实施举措，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道德，表现出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即寓商道于人道中，体现出他超前的远见和质量意识，对指导我们如何以诚取信、以信取利仍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一)修合诚心

　　1878年5月，胡雪岩创办了胡庆余堂国药店，在供顾客等候取药的大堂里挂有一副“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有人知”的对联，所谓修是指对“生药材”作加工炮制，去取毒素保持药效；所谓合是指对药材的取舍和搭配组合。由于中药用单方秘制，修合显得尤为神秘，成药的优劣外人很难辨认，若店家为牟取暴利，以次充好或偷工减料是极易得手的。胡雪岩凭营商道德来约束修合，用产品质量和疗效作为检验心诚的标准，这既是对顾客的诚实表白，也是对药工的训诫；

　　(二)竖匾“戒欺”，以信立业

　　“戒欺”既是制药遵循修合诚心，坚守信誉的最好写照，也是胡雪岩对营商提出的基本准则。步入胡庆余堂厅堂上方，挂有一块胡雪岩亲立的“戒欺”匾额，旁着小字：“凡百贸易均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不可欺。余存心救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胡雪岩这一诚实守信的经营思想对规范当今的市场经济发展无疑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三)采办务真与修制务精

　　采购药材确保质量，是胡雪岩履行“戒欺”诺言的首要前提。因此胡雪岩很注重以“诚实、心慈、能干”为标准招用店员，严把药材进货关。胡庆余堂采购药材必派内行的职员去产地直接收购地道原料，如赴东北三省进人参、鹿茸、虎骨，到云贵川购麝香、贝母、川莲都是为了保证原料质量。胡雪岩在杭州涌金门外的胶厂内建鹿园，饲养东北梅花鹿，为制“大补全鹿丸”，特在大庭广众面前宰杀，以示取材无诈，同时为防药材变质，胡雪岩特购地4亩建造三个仓库，又设胶库储藏驴皮膏。

　　在严格进药材质量关的基础上，胡雪岩又秉持修制务精的原则泡制中成药，“修”，即炮制和制剂。如杏仁除尖，莲子去芯，麻黄去节，内桂去皮，确保中药的色味和疗效。制是指通过漂，煎、剪、煮等的每道工序精工细作，做成丸，散、青、丹、酒等成药。一次，药店一时采购不到虎骨，药工自作主张用豹骨代替制成了“虎骨追风膏”，胡雪岩获悉后立即要伙计把不合格的药膏全部烧掉，以示诚信。胡雪岩在《胡庆余堂丸散膏丹全集》的序言中写道：“物之真精，系业之存亡。”由此可见胡雪岩对产品质量与药店兴衰相互关系认识深刻的程度。

　　(四)真不二价

　　胡雪岩认为：“与人争胜，物真价实是关键。”胡庆余堂在经营上求真，不但体现在所用之人的表现真心实意，所购之材为真材实料，所制之药为真方实作，而且还体现在所卖之药的真货实价。胡雪岩常对人说：“说真方，卖假药最要不得”。胡庆余堂自开张后一直生意兴隆，叶种德堂老板遂以低价抛售与胡庆余堂竞争，于是胡雪岩就以中国古代采药卖药的韩康，自称“真不二价”的故事教育下属，并在店堂挂出“真不二价”的招牌，以示售药量足货真。此外，胡庆余堂出售给顾客的人参都是在购进时放入生石灰中吸过水分的，顾客购回后因人参吸收了空气中的水份重量不少反增，顾客自然开心，因此药店有良好的口碑。

　　c)顾客乃养命之源

　　生意作为一种赢利活动，能否赚到钱是不以经营者的主观原望为转移的，而取决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其中顾客的向背直接关系到生意的盈亏。因此。必须在以优质的服务来争取顾客。

　　(一)有规有矩

　　胡雪岩将“顾客乃养命之源”立为胡庆余堂店规，他要求店员把顾客当作依食父母来尊敬。如果对顾客不理不睬，甚至恶声恶气，商品再好，门面再漂亮，也会使人望而却步。在胡庆余堂，学徒刚进店，就要学习如何接待顾客，“顾客到店虽未到柜，店员就要先部立主动招呼顾客，绝不能背朝顾客；顾客上门，不能回绝，务必买卖成交；顾客配药，不好缺味，务必顾客满意而回”。

　　(二)仁义待客

　　胡庆余堂开张之初，胡雪岩曾头戴花翎、胸挂朝珠、身穿官服郑重其事地亲自接待顾客。一次，有一位湖州来的香客到胡庆余堂买了一盒“胡氏辟瘟丹”，打开一看后面露不满神色。胡雪岩见状，即刻上前审视，发现此药欠佳，就再三致歉，令店员另换新药。恰好此药这天已买完，胡雪岩考虑顾客远道而来便请香客留住，并向他保证三天内赴制出新药。三天后胡雪岩把新药送到顾客手中，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三)服务周到

　　为了充分体现“顾客乃养命之源”，胡雪岩从方便顾客着想，在胡庆余堂专设顾客休息场所；在酷暑热天流行病多发季节，免费供应清凉解热的中草药和各种痧药；在杭城初一、十五日，远近大批香客来杭赶庙烧香时节，将药品降价出售；遇急诊病人不管隆冬寒夜也热情接待。每逢冬天半夜三更，病人敲门求药，值夜药工必定遵守胡庆余堂为急诊病人现熬鲜竹沥的店规，劈开新鲜的淡竹，在炭炉上文火烘烤，待竹沥慢慢渗出，再用草纸过滤，当场给病人服用。

　　胡雪岩身为闻名朝野的“活财神”，在晚清商品经济尚示成熟的商业运作中，虽有权贵、政要的支持，却不以势压人，他的定规立矩、提倡戒欺、仁义待客、服务周到的行为启迪我们：优质的服务与过硬的产品质量一样，是经营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构建现代社会信用体系所不得不借鉴的。(胡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