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刘培林       

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许多大中型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向市场经济成功转轨成功的首要前提是重新配置原国有大中型企业占有的存量资产，调整原有其产业和技术结构，进而使这些企业不需借助外部的扶持的条件下，即可获得在开放、的充分竞争的市场中生存和获利获得可接受的利润的潜在能力。惟其具备了这个前提，政府的补贴、保护与预算软约束才可消除，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秩序才能建立起来，长期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才具备了坚实的基础，社会公正也才有可能实现。2002年世界银行出版的《前10年的转轨——东欧和前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以下简称为《10年转轨》）一书（World Bank 2002），围绕促进增长的主题，就转轨经济体硬化原有企业预算约束、促进新企业进入需要进行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进行了讨论。该书由世界银行众多资深研究人员共同完成，是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和前苏联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前景的最新研究成果。

尽管我国国情以及经济转轨道路和东欧以及前苏联有很大不同，但是我国和这些经济体一样，经济转轨还没有完成，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同时，我国还面临着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对于我国的决策层、政府职能部门、学术界以及其它经济部门的人士，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竞争的市场秩序才能够建立起来，经济增长的潜力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第四部分，则对本文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一 这本书的背景

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不仅是有关政府当局的首要任务，也始终是国际组织和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事实上，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转轨方案正是根据一些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知名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提出的建议而制定的。当初，这些新古典经济学体系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在经济转轨问题上的见解不像在其它问题上那样分歧巨大，而是表现出少有的一致。他们根据“华盛顿共识”，建议在短时间内建立竞争性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条件，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市场化。即价格完全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统一汇率；（2）私有化。全面、大规模、快速地实现私有化，保护私有产权，放松市场准入的管制，消除外国直接投资的障碍；（3）稳定宏观经济。扩大税收的基础，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消除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在改进收入分配和过去受忽视而又有高回报领域的公共投资，贸易自由化，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Lipton and Sachs 1990; Blanchard, et al. 1991; Boycko, Shleifer and Vishiny, 1995; Williamson 1997)。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三项是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内容。“华盛顿共识”的持有者还乐观地设想预期，在推行“休克疗法”初期国民经济虽会有所下降，但在短时间内经济就会恢复快速增长（Brada and King, 1991;Kornai, 1990;Lipton and Sachs 1990; Wiles 1995）。

在东欧和前苏联循着“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激进道路而施以“休克疗法”时，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计划体制国家却沿着渐进道路改革其原有体制。20世纪90年代早期，尽管有不少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褒扬有加（Jefferson and Rawski 1995; McKinnon 1994; MacMillan and Naughton 1992; Naughton 1995; Singh 1991; Harrold 1992; Murrell 1991, 1992），但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前景持悲观态度（比如Sachs and Woo 1994）。不过，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实际情况表明，“休克疗法”的实际效果远逊于当初的预想，而中国却一直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银行于1997年发表了《世界发展报告1996：从计划转向市场》（World Bank 1997），专题就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东欧、新独立的前苏联各共和国以及中国和越南等计划经济的转轨问题进行研究。基于那时的经验，1996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归纳了若干关于推动经济转轨的政策建议。该报告指出，改革的外生初始条件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更多的因素对恢复转轨经济体的增长而言，都是非常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这个报告最终归纳的重要结论有几点：（1）内在协调一致的政策将使国民经济受益良多，这些政策包括取消对生产和交易活动的进入限制、市场交易活动自由化、保持价格稳定等。即使在产权不明晰、市场制度不健全的经济当中，这些政策也将促进国民经济增长。（2）应该因国情而异地进行政策选择。（3）清晰的产权对于市场化转轨而言是必须的。（4）旨在降低贫困、解决人口流动和协调代际利益关系的社会政策调整，是市场化转轨所必要的。（5）人为设计和需求诱致都将促进那些便利市场运作的制度的形成。除非有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共识，否则改革将难以最终完成，而这一点恐怕是所有问题当中第一位重要的。

随着新千年纪元、新世纪的到来，推行激进改革方式的东欧和前苏联之间的绩效逐渐产生了比较大的差距。不仅如此，中国沿着渐进式转轨道路所取得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绩效，更是和东欧以及前苏联经济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状况引起了学术界和国际组织极大的研究兴趣，随着更多经验证据的积累，世界银行组织专门的研究团队，并基于其它国际组织和许多一流大学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完成了《10年转轨》一书。许多国家的经济学家也为《10年转轨》提供了背景报告，而且报告的初稿也曾经在一些转轨国家的研究机构中征求过意见。可以说，《10年转轨》代表着目前国际学术界对经济转轨的主流观点。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些内容。

二 全书的主要内容

《10年转轨》一书的正文除了总论部分以外，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前10年的转轨”、“未来时期政策和制度方面的挑战”、“约束和鼓励的政治经济学”等。[1]

第一部分首先总结了东欧和前苏联经济转轨的基本状况。中、东欧国家状况最好的波兰在2000年时国内生产总值比开始转轨前的1990年增长了44％，俄罗斯联邦下降了36％，情况最糟的格鲁吉亚则下降了71％（World Bank 2002, p.5）。在上个世纪90年代转轨初期遭遇了产出的下降，而且正如该书指出的那样，“初始的产不仅出下降幅度比预想的大”，持续时间也长。（World Bank 2002, p.3）。而独联体国家的衰退程度更是“可以和经济大萧条时期发达国家的情形相比”（World Bank 2002, p.3）。从1990年开始，中欧和东南欧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简称为CSB）产出连续衰退时间最短、程度最轻的波兰在两年里产出累计下降了6%；持续时间、程度最重的拉脱维亚在六年里产出累计下降了51%。而独联体各共和国在1990年以来，产出连续衰退时间最短的亚美尼亚为四年；最长的乌克兰为十年。乌兹别克斯坦产出累计衰退程度最轻，在连续六年里下降了18%；格鲁吉亚共和国产出累计衰退程度最重，连续五年里下降了78%。大部分独联体共和国的产出下降程度都在40%以上。而大萧条时期连续衰退时间最长、产出下降程度最严重的美国，也只不过在连续四年的时间里，产出下降27%（World Bank 2002, p.5）。转轨经济体如此大幅度、长时期的产出下降，显然是“华盛顿共识”持有者所始料未及的。

产出下降的同时还伴随着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工业产出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随着私有化推进以及新的私人部门进入，私有经济逐渐取代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出口，特别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出口，逐步增长，外资流入增多；贫困大量增加，收入分配恶化，这些转轨经济体1990年代末期的GINI系数都比早期的水平大大提高。整个CSB在1987-1990年期间人均收入的GINI系数为0.23，到1996-1998年期间则上升到0.33，其中保加利亚高达0.41。除了克罗地亚的GINI系数由1987-1990年期间的0.36下降到1996-1998年期间的0.35以外，CSB中所有其他国家的GINI系数都是上升的。整个独联体在1987-1990年期间人均收入的GINI系数为0.28，到1996-1998年期间则上升到0.46，其中亚美尼亚高达0.61。独联体各共和国的GINI系数无一例外都是上升的（World Bank 2002, p.9）。

对产出下降和经济结构的变化，《10年转轨》以下列因素进行解释：初始条件、外部冲击，一系列的市场化政策调整、改革的速度等。按照《10年转轨》的分析，初始的经济结构、扭曲和制度等初始条件对转轨早期的产出下降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在转轨的后期的影响来得较小。

除初始条件外，该报告就“宏观经济稳定性、价格和贸易自由化、硬化银行和企业的预算约束、创造有利于私有部门成长的氛围、改革税收和公共支出体系、改革立法和司法体系、公共部门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该报告援引的经验文献表明，改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机制是丰富多样的。比如，有的实证研究认为，各项政策之间存在互补性，所以，初期的改革政策力度必须大于一定的门槛水平，才能够促进后来的增长。如果初始改革力度低于门槛水平，那么，后续的改革将对增长起副作用；[2] 还有研究表明，改革政策从实施到起效，存在一个时滞（World Bank 2002, p.14-15）。进一步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即使在产出增长和政策调整都内生决定的联立方程模型中，政策对增长都有显著的影响。

基于对影响转轨经济体增长的因素的分析，该书第二部分阐述未来促进增长需要采取的措施，以及为落实这些措施需要进行的政策和制度方面的调整。该报告认为，增长的故事应该是“双途记”[3]，“双途”即约束（Discipline）老企业、鼓励（Encouraging）新企业进入。第二部分除了分析约束老企业和鼓励新企业两者各自的内容外，还分析了“双途记”需要配套进行的社会政策改革。在这部分的讨论中，我们想特别介绍其中的两点。

第一，必须同时沿着“双途” 双轨迈进，幻想仅仅依靠鼓励新企业进入而不约束老企业的单轨方式来推动转轨，将会使国民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影响。这是因为单轨方式下，“为了持续地向没有自生能力[4]的国有企业转移资源，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么要求政府改变财政政策的方向，从其它方面征税；要么要求政府动用其它的非财政手段”（World Bank 2002, p.45）。这一点对于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我国改革而言，既具有肯定的一面，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为了实现约束老企业、鼓励新企业的目的，需要特定的制度，但是，让没有竞争力的老企业立即停工、破产，并且对破产企业的工人发放社会救济金的方法也不是好办法 “政策也同样重要”（World Bank 2002, p.xxi and p.37）。特别具有说服力启迪性的是书中给出的东德的例子。柏林墙推倒、两德统一之后，西德的各项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制度当即就适运用于东德，而且在1991-1997年期间东德每年还得到西德将近40%～60%的GDP的经济援助，之后的援助也保持在西德GDP的4%的水平上。另外东德还自动享有西德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贸易便利条件。如此有利的环境下，东德在1990年代的产出衰退仍然比与其相邻的转轨经济体来得严重，而且东德的经济增长率属于欧洲最低的行列，到2000年GDP仍未恢复到转轨前的水平。《10年转轨》给出了两方面的政策原因：首先，两德统一后，东德货币按照一比一的比率兑换为西德的货币，高估了东德货币的币值；其次，在东德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将东德工人的工资提高到同西德工人一样的水平上，削弱了前者的竞争力。结果，大量转轨前遗留下来的资本因为生产率低而被关闭、废弃，工人靠西德的援助来支付失业救济。而且，由于工资水平高，许多外国投资，包括西德的投资，越过了东德而投到捷克、匈牙利、波兰等国，使得东德新企业的增长速度在转轨国家中位于最低的水平，到1999年甚至不及西德的七分之一。东德的经验说明，在转轨过程中应该实事求是地让工资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使大多数原来的企业仍能在竞争的市场中继续生存，这样既可减低经济的衰退的幅度，又有利于新企业的进入带来经济的增长。

沿着“双途”推进转轨所需制度的建立和所需政策的实施，都难以回避利益格局的调整问题，所以《10年转轨》的第三部分就政治体制对改革的影响问题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了讨论。改革推进到不同阶段会给各利益集团带来不同的结果。如果改革的决心不大或者改革步骤设计不合理，那么就很容易被锁定在局部改革的低水平均衡陷阱里：在老企业没有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实行自由化改革，同时对新企业的进入只是有选择地给予支持；更多的后续改革措施无法实施，改革无法最终完成。为此，“政府必须可信，并有能力制约权重位高的权力寡头和内部人”。(World Bank 2002, p.94) 而政府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又取决于其政治制度的性质。根据政治体制的不同类型，《10年转轨》开出了应对改革的政治挑战的药方：（1）对于权力比较集中的政治体制，应该动员潜在的改革受益者的支持；（2）对于受到战争冲击的政治体制而言，要恢复稳定和降低不确定性；（3）对于非竞争性政治体制而言，要充分利用国家能力的优势；（4）对竞争性民主体制而言，要因势利导，建立改革的同盟。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比之于“华盛顿共识”，《10年转轨》注意到了转轨的艰巨性，而且其所提出的放松增量因素市场进入限制方面的建议，无疑有利于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发育，这个建议和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积极作用的经验一致。但是，转轨前的体制内生于原来的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在存量因素改革方面，并没有比“华盛顿共识”提出更多实质性的内容。如果说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当中，中国、越南等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国有部门占有的存量资产较少，进而可以主要依靠增量因素来推动市场化进程的话，那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东欧和前苏联各共和国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国有部门占有的存量资产则是国民经济中首要的力量，在这些经济体当中，如果不首先彻底解决这些拥有存量资产的企业的市场化竞争能力问题问题，国民经济的增长便丧失了基本的前提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就不能最终成功。这是我们接下来将要讨论的内容。

三、破解自生能力难题 推动经济转轨 加快经济增长

《10年转轨》讲述的增长故事——“双途记”，究其核心在于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该书当中也有多处直接使用了“有自生能力的企业”(Viable Enterprises)和“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Nonviable Enterprises; Unviable Enterprises)等概念。但是，该书本身及其所援引的背景文献均没有深入分析企业自生能力背后的决定因素。这就决定了其对有关国家转轨期间增长绩效缺乏解释力，相应的改革建议值得进一步推敲。下面我们从企业自生能力的决定因素入手，对《10年转轨》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1、    企业的自生能力及其决定因素

笔者之一定义了自生能力的概念（Lin and Tan 1999; 林毅夫 2002a）。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不需政府的保护、补贴，即可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给定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产业、产品、技术选择。如果一个企业进入到需要密集地使用该经济中相对稀缺进而相对昂贵的生产要素的产业，并且采用相对昂贵的的生产要素密集的技术来生产产品，那么该企业生产成本水平就不能最小化，在竞争性市场中该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由此可见，实际上，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而定。如果不一致，那么，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即使这个企业的管理是正常的，也不能预期其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这个企业的生存有赖于国家的保护和补贴[5]。当然，自生能力概念所指的是企业获得预期利润的能力。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中，并不是所有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都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利润，因为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里，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宏观经济波动导致的市场变化情况以及其他因素都将影响其最终盈利能力。

现实生活中，政府的发展战略和管制政策将对企业的自生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企业的微观生产行为和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没有受到政府的干预，那么，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将决定要素的相对价格，市场中的各行各业的企业都将根据要素的相对价格，从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出发，选择合适的生产要素投入结构来生产产品，进而，这些企业也是有自生能力的。但如果政府推行赶超型的发展战略，违背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干预企业的产业、产品和生产要素投入结构选择，要求企业进入那些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的产业、生产那些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的产品，或者要求企业在给定产品的生产中选择密集使用稀缺要素的生产方式，那么，受到干预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成本就无法最小化，而失去自生能力，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各种保护措施，这样的企业即使有正常的管理水平和精巧的治理结构，在竞争性的市场中都也无法获得社会可接受的预期利润率。[6]

政府干预而导致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现象，在前苏联和东欧、拉美、印度、东亚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大量存在。这些国家经济体系中政府对价格的扭曲、资源配置的行政干预等实际上是内生于保护、补贴政府所支持、发展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视为当然前提（林毅夫2002b），这在分析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时无可厚非。但在设计计划经济转轨道路时，将计划经济当中原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视为当然前提，则从一开始就是误导的。我们评价转轨经济体的绩效时，也应该从初始条件中的自生能力情形展开分析。

2、    作为转轨初始条件的自生能力问题

和《世界发展报告1996》一样，《10年转轨》将一系列初始条件作为增长绩效的重要解释变量。在这些初始条件变量中，有些是纯粹的外生变量，比如自然禀赋状况和地理位置。这些纯粹的外生变量对经济增长固然有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长期内并不是最重要的。世界经济史中有不少例证说明了这一点。除了上述纯粹的外生变量之外，《10年转轨》给出的另外一些初始条件变量实际上是以往体制、发展过程以及政策内生决定的结果，这些初始条件变量都可以由自生能力问题来解释（林毅夫 2002a,b）。下面我们详细分析。

首先分析《10年转轨》中涉及的工业化水平、收入水平等“结构变量”。我们认为，要正确全面地理解工业化水平和收入水平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必须理解背后的微观基础。比如说新古典经济增长的收敛机制假说认为，在所有经济都只有一个产业部门并且使用相同的技术的假设前提和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初始收入水平低的经济体在未来的收入增长潜在速度，较之初始收入水平高的经济体来得更快。根据这个假说暗含的前提不存在企业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问题。但是，现实的经济是多产业、多产品、多技术选择的，如果一个初始收入水平低的经济体中，许多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那么这个收敛机制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7]具体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它们为了在相对落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条件下快速推进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化，形成了“斯大林体制”。尽管转轨之前的时期里“斯大林体制”在快速重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这些国家中承担重工业化建设任务的国有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8]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欧和前苏联等国家在转轨开始时的工业化水平、收入水平以及转轨前的经济增长率等初始条件变量，都不能从一般的经济学意义上去理解，不能和市场运作不受政府干预的国家中的情形等同视之。这一点可以从《10年转轨》中给出的事实中得到印证。转轨以前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比例都比同样收入水平的市场经济国家高。但是，东欧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收入水平和工业化水平都是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作为微观基础的，转轨以来，这些国家的总产出都下降了，同时工业比重也都下降了。（World Bank 2002）其原因正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萎缩，这实际上是转轨以来经济体系的自我矫正。[9]

接下来，我们讨论初始条件中的“扭曲”。大量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是问题的根源，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按照自生能力的分析框架，为了扶持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得以建立和生存，政府必然要扭曲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保护、补贴这些企业（林毅夫等1994）。《10年转轨》中用贸易依存度、隐性通胀率和汇率扭曲等度量和刻画这种扭曲。如果按照“华盛顿共识”来考察这些扭曲，其结论是：这些扭曲不利于新的具有自生能力的降低了市场的竞争和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对未来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以完善的市场体系的标准来衡量，所有这些扭曲都是改革的对象，必须越快、越彻底革除越好。而且“华盛顿共识”持有者还相信，“休克疗法”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将这些初始条件革除。[10]

而按照自生能力的分析框架，这些扭曲对经济的影响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地分析，而应该和自生能力问题本身结合起来，从两方面来看待初始条件中的扭曲：一方面，要认识到这些扭曲对新的具有自生能力企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这些扭曲对没有自生能力的老企业的影响，两种影响的综合效果决定着革除扭曲的措施对国民经济的最终效果。具体而言，既然初始的各种扭曲是内生于为了保护大量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那么，矫正初始条件中的各种市场条件的扭曲之后，如果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不能马上退出，并将所占的资源和生产要素转移到新的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那么为了继续维持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生存的资源耗费生产萎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会远远超过矫正扭曲之后诱致的新生经济力量的正面贡献。这是因为既然改革前的各种扭曲是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条件下内生决定的制度安排，相对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制度，这些扭曲是一种次优（second best）选择。在企业的自生能力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对这些扭曲的改变，造成的结果是三优、四优，而不是首优（first best）。所以，并不是越快地矫正这些扭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大。这正是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合理性之所在。

综合上述分析可见，《10年转轨》那样将若干初始条件简单量化之后，从一个维度考虑初始条件的影响，就忽视了初始条件背后的根本的自生能力问题和这些初始条件的内生性，进而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初始条件和后来的改革政策之间经由自生能力这个环节而发生的内在联系。[11]这是下面的分析主题。

3、    在转轨过程中解决自生能力问题、硬化企业预算约束

从自生能力分析框架推断来看，如果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不解决，不仅增长乏力，而且革除初始条件中各种扭曲的设想就难以落实。政府的改革决心以及政府可以动员的资源，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矫正这些扭曲的难易程度和速度，但更重要的是，一旦市场竞争展开，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为维持自己的生存，就内在地要求旧有的扭曲继续存在，或者在改革之后以其他形式复归，在政府对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负有不可旁贷的责任的前提下，对企业这样的要求政府也就难于拒绝，。所以，软预算约束保护作为自生能力问题所内生决定的一个结果，就始终得不到解决。在企业的产业、技术结构不变，进而企业自生能力状况也没有改变的条件下，即使改变企业所有制，软预算约束问题也仍然继续作祟（Lin and Tan 1999）。

这个理论推断和《10年转轨》中介绍的事实是相吻合的。东欧和前苏联转轨方案设计并没有考虑到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这些东欧和前苏联转轨国家基本上都进行了私有化改革，但是改革方式不同，效果迥异。从《10年转轨》给出的资料来看，1999年俄联邦和波兰、匈牙利等国家私有部门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比较高。（World Bank 2002, p.40）。 但是大致相当的私有部门产出比重的背后，所走过的路径是不一样的。波兰和匈牙利等的国的私有化部门比重提高，是私有化之后的企业焕发出活力迅速增长，以及新的私有企业快速成长的结果。而俄联邦则不同，其私有化部门产出比重高，则是因为原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的结果，但是，私有化了以后的企业之后都并没有快速增长，而且新进入的私有企业的增长也增长缓慢而导致的，。这反证出这些国家私有化之后软预算约束继续存在，从而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导致不同国家转轨效果差异的原因在于，有的国家选择的私有化方式是有利于解决自生能力问题的；而有的国家的私有化方式所取得的效果，则几乎仅仅在于私有化本身。最终导致的结果正如自生能力分析框架所预期的那样，前者的企业重组效果好，后者则反之。不妨以《10年转轨》给出的案例来验证这个逻辑。

匈牙利通过向国外的战略投资者出让大型企业和银行的所有权，起到了两方面的效果：第一，改善了银行的资产质量，强化了银行对企业的贷款约束；第二，带来了急需的资金、管理经验和技术诀窍。这些措施在经济调整和微观企业的效率改进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World Bank 2002，p.77） 捷克、波兰、匈牙利、爱沙尼亚等中东欧国家开始时，并没有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速度比较慢，而私有部门占GDP的比重则在1990年代上升到比较高的程度（70~80%）；同时，这些国家的GDP总量的增长在1990年代后半期也是比较高的。这个事实表明，这些国家的新进入的私有企业充满活力，在转轨以来有了快速的增长。（World Bank 2002，p.6）。波兰、匈牙利等国对大型企业和银行的私有化则是通过向国外的战略投资者出让所有权（World Bank 2002，p.77）

我们认为，波兰、匈牙利等国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转轨之所以效果较好，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方式是成功的，其转轨方式是有利于解决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从国民经济整体来看，一方面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特别是国际上的战略投资者的资本，改变了解决了这些国家资本稀缺对资本密集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状况限制，因而这些企业本身能够获得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这些成功地私有化的企业不再需要政府的补贴，因而也不再需要依靠政府通过限制后来进入的私有企业的进入来扶持，所以后来进入的私有企业也能够快速增长。

转轨国家有成功者如波兰、匈牙利等国家，也有不成功者如俄罗斯等国家。俄罗斯“直到现在，在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转为私有的那些企业几乎没有进行什么重组，这些企业当中的相当部分，无论在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之下，都是没有自生能力的。这些企业当中有许多仍然生产着人们并不需要的产品，而且，有些企业所使用的资源还难以向其他生产项目转移。……这些情况使人想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私有化速度再慢一些、国家保持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时间再长一些，结果会怎么样？”（World Bank 2002，p.74）。斯洛文尼亚采取“内部私有化”的方式改变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其一是向国内的国有机构投资者分配企业的股份；其二是通过特定的补贴计划向企业职工分配企业的股份。两种形式涉及的股份占到企业股份的大部分比例。但是实际的效果表明，“内部私有化”的企业并没有多大起色。与这些企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新进入的企业，而外国投资的大部分都注入了这些新进入的企业。（World Bank 2002，p.78）。

按照自生能力的分析框架，无论是俄罗斯采用的将国有资产平均量化到个人的私有化券方式，还是斯洛文尼亚采用的“内部私有化”方式，均没有改变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因而通过这些方式进行改革的企业，也并没有解决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人们现在反思，俄罗斯私有化速度过快、相应的法治体系和公司治理体系发育滞后，是导致软预算约束问题仍然存在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法制体系和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固然存在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不解决，而由于就业或是产品在国防安全的重要地位上战略性考虑而无法让其破产，那么， 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就无从解决。而私有化的速度和私有化的效果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表面的现象，这个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是：私有化券的方式不会以很快的速度解决俄罗斯众多企业原来存在的严重的自生能力问题。

企业自生能力问题未解决必然导致软预算约束长期存在。这不仅会危及宏观经济运行，甚至导致危机，以至于一些经济需要启动新一轮的宏观经济稳定计划。除此而外，各种形式的软预算约束还会给整个经济的激励机制以及企业重组造成负面的影响。（World Bank 2002, p.53-54）。

正如前文介绍过的那样，《10年转轨》强调增长必须“双途”推进。试图回避约束老企业带来的痛苦而单纯依靠促进新企业的进入和成长来实现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如何强化对老企业的约束，《10年转轨》提出的两条措施是：（1）建立和逐步完善破产法律，进而建立真正的退出机制；（2）将原来受到保护的企业置于国内和国际的市场竞争中。（World Bank 2002, p.56-57）我们认为，尽管《10年转轨》正确地指出，建立退出机制需要先行剥离企业负担的职工住房等社会性职能，但是这两条措施事实上只能作为老企业预算约束问题解决之后的结果而出现，但不可能以这两条措施来解决老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本身。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那样，“双途记”要走得通，特别是，如果要彻底解决软预算约束这个内生的问题，就必须去除这个问题的外生原因——企业没有的自生能力问题。[12]无论原有的大中型企业是否已经私有化，要彻底硬化其预算约束，都必须首先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当然，在解决自生能力问题的同时，也必须彻底剥离企业负担的各种与生产经营无关的社会性职能。

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决定于其所处的产业、所生产的产品和所选择技术的要素投入结构是否符合当地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所以，转轨经济体硬化预算约束的无可回避的入手点就是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进行存量结构重组，包括调整产业布局和产品结构，降低资本密集程度；或是从资本密集的发达国家引进资本来克服国内的要素禀赋结构对企业自生能力的限制等。作者在解决中国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所提的建议（林毅夫 刘培林 2001），对于前苏联、东欧的改革应该具有借鉴意义。具体来说，除了极少数涉及国家安全的产品生产应该由国家财政拨款继续扶持以外，原来“冷战”格局之下为了军备竞赛而建立的大量的高度资本密集的制造业企业，以及服务于这些企业的其他外围的制造业企业，应该分门别类地进行重组。（1）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一部分原来建立时由于资本密集度过高而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其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符合目前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从而这些企业在目前获得了自生能力。如果这些企业的产品具有广泛的国内和国际市场前景，那么，可以以出售的方式，直接切断对这些企业的任何补贴，并置之于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如果这些新获得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产品没有国内或国际市场前景，那么，应该允许和帮助这些企业转产那些具有市场前景的产品，政府对这些企业的补贴和帮助仅仅限于转产期，转产成功之后，切断补贴渠道，使之参与市场竞争。（2）对于那些资本密集程度过高，背离目前比较优势进而仍然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其产品的市场空间广阔，那么，可以通过到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上市、整体出售或者引入发达国家资本战略投资者的方式，来克服国内资本相对短缺的约束，进而获得自生能力。

上述两种情形下的问题容易解决。而比较复杂的是另外一种情形：对于那些资本密集程度过高、没有自生能力，产品市场空间非常有限，并且因为生产线和技术人员的专用性非常强而转产无望的企业，则只有破产，释放其占有的土地、设备、技术工人等要素，通过市场引导重新配置。当然，现实生活中要平稳地解决这类企业的问题，不仅要求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吸收因为破产而失业的工人，往往也要求政府有一定的财政实力。从这个角度讲，解决这三类企业的问题也应该先易后难。

《10年转轨》指出，“转轨开始时不同类型企业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改革过程中这些差异的弥合，自然而然地定义了转轨终结标准。”（World Bank 2002, p. xix）换言之，老企业、重组的企业和新企业之间的要素生产率差异消失之日，就是转轨的终结之时。无疑，这个标准是恰当的。我们相信，企业自生能力问题彻底解决之日，就是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之时，进而也是各类型企业要素生产率趋同之日。只有企业的预算约束硬化之后，银行的预算约束硬化、财政支出的控制进而财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等，才具备了必要的前提。

《10年转轨》除了强调硬化老企业的预算约束这个促进增长的途径之外，其“双途记”的另外一条途径是鼓励新企业进入和成长。对这个论断，我们想指出的是，新企业的进入和成长，并不是无条件地促进经济增长。只有新建立的企业的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这些新企业才具有自生能力，才能够成为促进市场竞争和经济增长的有生力量。东欧和前苏联在转轨时期涌现的大量的新企业的生产率之所以较之老企业高，原因在于这些新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政府保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选择了成本最小化的产品、技术结构。当前时期，发达国家从新技术革命中的收益可以说对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都构成了巨大的诱惑，后进者仍然具有优先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冲动。我们期望，转轨国家无论是在转轨期间，还是在转轨完成并建立起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之后，都能够正确认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奉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尊重市场的力量，唯其如此，国民经济才能够以可持续的潜在最高速度增长。

四．结语     

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经济体制转轨从强调“存量”改革的“休克疗法”到《10年转轨》中强调“存量”和“增量”并重的“双途记”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这种转变和1990年代初主流经济学界完全否定中国改革的经验来讲，间接地肯定了中国过去25年来“双轨制”渐进改革方式的优越性。[13]

在存量改革中《10年转轨》认识到私有化本身并未如《华盛顿共识》那样就能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然而，由于没有认识到自生能力问题对预算约束硬化与否的决定作用，《10年转轨》在硬化企业预算约束上，并没有能够提出比《华盛顿共识》更深邃的分析。但是，在提出的具体办法上，例如，将小型企业以公开、竞标的方式出售给国内投资者，一些大中型企业将部分所有权出售给外国战略投资者以引进国外资本，则是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对硬化企业预算约束会有所帮助。

       理论来自于实践，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则能够推动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前苏联、东欧10年改革的经验，提供了许多理论创新的机会，同时，对前苏联、东欧改革经验的研究，对我国下一步的改革也有许多指导意义。《10年转轨》这本书是国内有志于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关心中国未来改革、发展前景的学界和政策研究界人士值得一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