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货紧缩的成因与对策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999年12月

        1993年7月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一直持续到1997年。因为是软着陆，并没有立即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从1995年开始缓慢回落的，并且始终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以后，我国开始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但是，与以前历次宏观经济调控下的景气循环不同，这次虽经多方努力，但是至今收效不大，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乏力，1998年GDP增长率只达到了7.8%，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8.3%，第二季度则降为7.0%，而宏观经济软着陆期间GDP年增长率最低的1997年也仍然达到8.8%。1997年9月至今，我国经济增长迟迟不见回暖迹象，市场需求不旺。从1996年10月开始，月度生产资料批发价格指数与上年同期相比一直是负增长，月度零售商品价格同比指数从1997年10月开始一直是负增长，月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指数从1998年3月开始一直是负增长。1998年全年零售商品价格指数比1997年下降2.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1997年下降0.8%。[1]尤其，非政府投资增长缓慢，形势十分严峻。这种通货紧缩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以快速增长为特征，在经济增长中对旧体制进行改革，努力让所有人都从改革中受益，从而减少了改革的摩擦和阻力，这是二十年来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对于推动改革的深入、完成十分繁重的社会经济发展任务极为重要。能否继续在较长的时期里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关系重大，目前这种经济形势对我们是个考验，理所当然受到各个方面的关注。 

一、通货紧缩的需求面分析

通货紧缩是物价持续下降的一种经济现象。从理论上来说，通货紧缩可能是需求下降造成，也可能是供给增长太快造成。需求下降的原因可以是信贷紧缩或货币供应紧张导致市场利率上升，筹资成本增加，致使投资需求下降，并使企业开工不足，工人收入和消费减少。或是，金融、房地产等泡沫破灭，国民财富缩水，财富效应引起居民消费需求萎缩，同时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坏账增加，导致信用紧缩，而致投资需求减少。供给增长过快的原因则可能是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提高过快，也可能是投资增加太快，生产能力膨胀，而需求增长的速度跟不上生产能力增长的速度。以上因素，从理论上说都可能造成通货紧缩，国内经济学界目前的分析侧重于前者。究竟是需求下降还是是供给增长太快导致我国当前的通货紧缩只能由实证的经验资料来证明。 

从信贷供给方面看，早在1997年9月中央正式宣布经济软着陆成功，开始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之前，就已经在1996年5月1日和8月23日两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加上1997年至今的五次降息，已经先后七次调低银行存贷款利率，现在的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比1996降息前大约降低一半，而存款利率则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见表1），照理说应该对投资和需求已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尤其，199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1998年3月21日起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改革，将各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帐户和备付金帐户合并为准备金帐户，法定存款准备金从13%下调为8%，原来实行的7%备付金率取消。这等于将实际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调65%，幅度十分惊人，按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常理，这种措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极为强烈的刺激作用。1997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998年起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1998年起对国有商业银行不再下达指令性贷款计划，改为按年（季）下达指导性计划，对新的贷款项目由商业银行自己掌握，自主审查发放。为了鼓励城镇居民购买住房，刺激房地产业，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4月7日颁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鼓励贷款购房。因此，1997年以来我国信贷供给环境是比较宽松的，贷款筹资成本低廉，不存在紧缩的问题，投资需求萎缩不应归咎于利率上升，信贷收缩。

表1. 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以来降息概况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报》1999年6月12日。

从货币供应方面看，1997年以来货币供应量M0、M1和M2的增长率都在逐年回落，直到1999年上半年才稍微有所回升，但是，M2的供应量增长率始终高于15%，是同期GDP增长率的2倍，M0和M1的增长率也都维持在10%以上，均高于GDP增长率，其中中央银行控制能力较强的M0增长率甚至维持在1995年和1996年的水平上，并未进一步下滑（参见表2）。国家逐渐调整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过渡为“积极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一直在积极采取措施扩大货币供给。与1992－1995年的货币供给快速增长相比，现在货币供给增长速度的回落一部分是因为1992－1995年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不正常，造成比较高的通货膨胀，本来就不该与那段时间作比较，不应该追求那么高的货币供给增长速度。而且，货币供应增长的速度回落并未对投资形成制约，1998年全年货币增长低于年初政府预定的目标，即是明证。

表2. 消除季节因素后的货币供给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8年第4期第9页；《中国统计》1999年第2期、第5期、第8期、第10期；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分析》（内部资料），1999年7月。

从表3可知，1996年以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降状态，而且呈加速趋势。持币需求与货币流通速度呈反方向变动，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加速说明社会的持币需求增长。通货紧缩当然是一种货币现象，但1997年以来发生的通货紧缩应该从为何持币需求增加去找原因，而不应该怪罪货币供给下降。

表3. 1996年以来的货币流通速度及变动

注：V1指M1的流通速度，V2指M2的流通速度，1999年全年数据为根据1999年上半年数据和往年数据推算。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对当前货币供应量增速的判断和建议》，《统计资料（内参版）》1999年第30期。

众所周知，美国1929年开始的通货不断紧缩出现大萧条的导因是纽约股市泡沫破灭，导致消费需求下降和金融体系崩溃，而日本近几年的通货紧缩则同样是由于1991年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但由于股市和房地产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大，同时由于特殊的体制的原因，股市、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对我国总需求的影响，不应估计过高。

我国银行业负债和呆、坏帐过多，但是并未发生银行业危机，银行业经营一直比较稳定，公众也没有对银行业发生信心危机，这一点与发生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大相径庭。我国证券市场倒是在1997年5月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振动，上海上海证券交易所编制的上证指数下跌三分之一左右，日交易量大跌，有一大批股民遭受损失。但是，我国股市兴起于90年代初，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目前还不是很显著，股票形式的资产在居民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很低。从表4可知，1997年股票资产在住户部门金融资产中的比重仅为7.7%。另外，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和债券价格呈相反的变化，1997年债券形式的金融资产在住户部门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为11.9%，大大超过股票所占比重，所以，股票市场价格下跌会反过来引起债券市场价格上升，部分抵销股票市场价格下跌对居民居民的不利影响。实际上，我国股民一般都知道股票市场变动剧烈，在此之前也经历过这种大起大落，有相当的心理和物质准备。证券市场价格的起伏与国民经济走势也没有必然的联系，1992－1994年经济繁荣时期也曾经历过一个股市几乎崩溃的阶段。因此，股市剧烈波动虽然有可能使个别股民暂时遭受重大损失，但是总体上并不会对居民金融资产总量产生太大影响，不会引起居民金融资产大缩水。从表5可知，在我国的企业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所占比重甚小，一般不足5%，绝大部分都是间接融资，对股市依赖性很小，股市市值的涨跌对企业金融资产的影响也很小。因此，股市波动不会引起居民和企业经济行为发生大的变化，怀疑股市下跌造成消费需求萎缩，实在不符合现实。 

表4. 住户部门各类金融资产构成（%）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提供，转引自刘鸿儒、李志玲：《中国融资体制的变革及股票市场的地位》，《金融研究》1999年第8期。

表5. 中国企业融资结构（%）

资料来源：刘明、袁国良《债务融资与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金融研究》1999年第7期。

 1992年我国出现了一股遍及全国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房地产价格暴涨，投机盛行。1993年、1994年房地产业在新的一轮宏观经济调控中首当其冲，泡沫破灭，房地产业大萧条，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要对经济景气有影响，在1995、1996年就应该显现出来。但是，我国房地产业与国外有很大不同，土地属于国有，居民个人并不拥有土地，因此，房地产价值涨跌和房地产的流动性如何对私人财富的影响很小。真正受到影响的是房地产企业，以及贷款给房地产企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一部分非金融企业、单位。不过，除了少数地方，房地产市场萧条并没有导致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下降，而是主要表现为房地产的滞销和资金回收困难。因为大量房地产投资属于银行贷款和公款，收回资金的压力不是特别大，而资金提供者不愿因为房地产大幅度降价处理导致帐面资产缩水。所以，房地产业萧条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实在有限。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消费即使在通货紧缩已经相当严重的1997、1998年也没有出现负增长的情形，而且，达到相当可观的4.2%和5.6%，仅略低于1979年到1998年20年间平均7.1%的年消费增长率。因此，把通货紧缩归罪于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消费萎缩实在也是与实无据。

注：图中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在要1996》52页和《中国统计年鉴1999》72页

从图1上所示的1995年以来的年消费增长率的情形来看，从消费方面来找这次通货紧缩的原因无异于缘木求鱼。

二、严重的供给相对过剩是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这次通货紧缩发生的原因不在信贷紧缩造成投资需求下降，也不是房地产或股市泡沫破灭造成消费需求突然萎缩，那么，既然需求没有出现下降，通货紧缩就必然是供给增长过快造成的。从供给方面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增长，1979－1998年间GDP年均增长率达9.7％，1998年的GDP相当于1978年的6.4倍，其中工业增加值相当于1978年的9.4倍。[2]90年代初我国基本告别长期以来存在的短缺经济，国内市场供求基本平衡，由各种长期以来被用来限量供应紧俏商品的票证都被取消了，可以证明此点。告别短缺经济以后，接踵而至的是市场出现普遍过剩现象，竞争空前激烈，许多企业设备利用率下降。目前我国市场供给过剩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从表6可知，截至1995年，我国许多重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都徘徊在50%上下，有的甚至低于40%，如果考虑特别高的库存情况，我国生产能力闲置就更为严重。据估计，我国有一半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60%，最低的只有10%。[3]  

表6. 1995年部分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454－45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

        生产能力的增加主要来自固定资产的投资和技术的创新，而技术创新通常需要物化在新的固定资产中，因此要了解生产能力的变化首先要看固定资产的情形。图2给出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对于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而言的增长超前系数。以1980年为基期，到1990年此超前系数为305.2%，但从1991年以后此超前系数迅速增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积增长率到1996年已经超过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累积增长率2206.8个百分点，1998年进一步上升为2782.9个百分点。如果将1990年设定为基期，两者在1990年差距为零，则到1996年两者已经相差342.1个百分点，到1998年则进一步上升为447.4个百分点。这种快速的变化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突然从“六五计划”期间年均增长率19.5%和“七五期间”的年均增长16.5%跃升为“八五期间”的年均增长36.9%。

注：1、自1997年起，除房地产投资、农村集体投资、个人投资外，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起点由5万元提高到50万元。

2、我们这里所定义的固定资产投资超前系数等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指数与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指数之差。1980年为基期是指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指数均以1980年为100%，1990年为基期是指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指数均以1990年为1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9》第27页、第4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投资迅速超前消费的结果是以固定资产净值为代表的生产能力迅速超过全社会的最终消费需求。图3给出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固定资产净值形成增长情况和最终消费增长情况的比较。结果显示，以1978年为基期，自1993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净值形成的增长速度开始迅速超过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其中除了1997年略有下降以外，所有年份都是迅速上升的。1992年两者累积增长率之差尚且为－6.5个百分点，但是，1993年两者差距就已经达到45.9个百分点，到1996年已达138.6个百分点，1998年继续上升为183.3个百分点。以1990年为基期，我们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八五”期间固定资产净值形成增长速度远远超出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假设1990年两者差距为零，则到1996年两者累积增长率差距已经达到84.4个百分点，1998年继续上升为110.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从1990年到1998年，固定资产净值形成比最终消费多增长了一倍以上。

注：这里所定义的固定资产净值形成超前系数等于固定资产净值形成增长速度指数与最终消费增长速度指数之差。1978年为基期是指固定资产净值形成和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指数均以1978年为100%，1990年为基期是指固定资产净值形成和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指数均以1990年为100%。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中国统计摘要1999》第42页、第76页。

以国有经济为例，固定资产净值从1990年的10.8万亿增加为1995年的29.5万亿，为1990年的273%，由于新增的固定资产中通常包含了新的技术进步，因此，1995年的生产能力至少为1990年的2.7倍。非国有经济在这段期间的增长比国有经济还快。可是，代表社会需求水平的最终消费需求受到收入增长的制约，在“八五计划”期间生产能力出现转折性的快速增长时，收入增长仅略高于1980年代的水平[4]，因此最终消费增长不可能出现同步的转折性快速增长。如果说80年代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由此形成的两者增长差距可以由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短缺加以抵销，则90年代初当我国经济已经走出短缺，市场供需基本持平的时候，生产能力以远快于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增长，就只能徒然造成如表6所示的越来越严重的生产能力的过剩。“八五”时期过快的投资增长，造成生产能力的增长远远超过最终需求的增长是目前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从而形成通货紧缩这种尴尬局面的最主要原因。

       1992年、1993年、1994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1993年、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分别比上年增长14.7%、24.1%，1995年仍然高达17.1%，[5]固定资产投资1992、1993、1994年分别比上年增长44.4%、61.8%、30.4%，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峰，[6]固定资产净值形成1992、1993和1994年分别比上年增长23.9%、24.8%、17.7%，同样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峰[7]。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遏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从而遏制生产能力形成的的进一步增加，如果允许投资仍然按1992、1993、1994年那样的狂飙速度和方式增长，那么等那些投资项目建成投产以后，我国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就会比现在还要严重得许多，通货紧缩的问题也会比现在棘手。1995至实现软着陆的1997年间，如果不把1993年7月以来陆续开始采取而没有得到贯彻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贯彻到底，那么造成的结果只是把“八五”期间的经济过热的时间延长几年，而当那种过热增长不可能再持续时，整个社会就要以更大的代价才能解决由此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和通货紧缩。因此，不能不加分析地将当前的通货紧缩问题简单归咎于1997年以前几年中央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相反，正是及时采取了这些措施，才使得我国目前没有出现更为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及通货紧缩，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十分不利的形势下仍然能勉力维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

 三、严重的供给相对过剩形成的通货紧缩会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并使一般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失效

在生产能力普遍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不仅会出现通货紧缩，物价持续下跌，而且，国民经济会出现恶性循环，并且使在市场供需大致平衡状况下非常有效的许多政策手段突然失去有效性。

生产能力出现普遍过剩时，一般企业将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整个社会的投资需求必然下降；同时，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利润下降或亏损，职工将面临企业破产和失业的危险，导致职工的永久性收入预期下降，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也跟着下降[8]。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居民的消费需求是任何经济中整个社会需求的大头，以我国为例，1998年企业的投资加上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占GDP的84.6%[9]，当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双双下降，而生产能力还在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则会使原来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更为严重，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导致投资和消费需求更加不振，通货紧缩的情势更为严峻，如果政府不采取干预措施，社会的投资和消费增长将会进一步下降，而使整个经济出现恶性循环。

利率是投资的成本，也是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的相对价格，利率下降，从理论上来说应该会刺激投资和当前消费的意愿。因此，在投资和消费不振时，政府通常会使用货币政策的手段来降低利率，以期达到活络经济的目的。我国政府从1996年开始也采取这个手段，尤其1998年连续三次降息，到1999年6月第7次降息时，一年期的贷款利率只剩5.85%仅为1996年开始降息时10.98%的一半，而一年期的储蓄利率为2.25%，仅为1996年降息前的四分之一不到。降息的频率之密及力度之大可说少有，但效果并不显著，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抓住当前通货紧缩问题的根源是生产能力普遍过剩这一实质。因为在生产能力普遍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企业找不到好的投资机会，利率再低，只要借款要还，企业也不敢向银行借钱投资；而且，在收入增长预期下降，失业风险增加的状况下，利率再低居民也会增加储蓄倾向。其结果是利率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刺激效果不显著。[10]同时，在企业的投资倾向和居民的消费倾向下降时，企业和居民的持币倾向必然增加，其结果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政府增发货币的效果为货币流动速度的下降抵消掉，增发货币并不能使物价下降的趋势得到扭转。同样的道理，对居民的利息收入课税的税收政策，在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及就业安全预期下降的情况下也不会产生刺激当前消费需求的效果。

在以间接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政府可以使用的另外一个政策手段是财政政策。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可以直接形成社会需求，因此，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直接。当发生由生产能力普遍过剩而形成的严重通货紧缩时，各国政府常转向该政策，美国三十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就是最为大家熟习的例子。我国政府在1998年也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年发行1000亿人民币特别国债支持基础建设，今年又增发600亿，可是至今效果也不显著。原因在于，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到90年代初已经居于十分次要的地位。1992年、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国家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分别为6.8%、3.7%、3.0%、3.0%、2.7%、2.8%，[11]而且，到1998年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2.4%，其中，中央政府的收入仅占到一半，政府财政政策的力度再大，相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需求来说，数量也将有限。1998年政府增发1000亿元的基本建设国债，相对于中央政府当年4892亿元的财政收入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规模，但相对于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8406亿的规模来说，这1000亿只不过是3.5%。结果在增发这1000亿元特别国债以后，国家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只不过从1997年的2.8%上升到1998年的4.2%。当存在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时，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政府的投资再大也难于弥补企业投资的萎缩。即使企业的投资没有进一步萎缩，增加的这一点投资对消化各个行业普遍存在的30%甚至更大的生产能力过剩的作用也将微乎其微。值得一提的是研究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学者的一个普遍结论是，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并没有产生多少实质的帮助。[12]

同样是由于受到政府财政能力的限制，使用收入政策，增加对贫困阶层的社会救济，普遍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对稳定社会秩序来说作用可能很大，但从整体上看，对居民实质总收入增加的影响不大，对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自然十分有限。以今年9月开始的职工基本工资普遍上调30%为例，据推算即使所有增加的收入都转化为消费，社会总需求也只会增加1%。靠此也无助于消化现存的的巨大的过剩生产能力。 [13]

一个社会的总需求，除了企业投资，居民消费，政府的投资和消费外，剩下的最后一块就是出口需求，1998年我国的出口总额为1837.6亿美元，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9.1%，但我国的出口产品中有一半依赖进口的中间产品，因此，出口增加10%最终需求的增加也只有1%左右。受到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的增长率从1997年的21%降到1998年的0.5%，今后几年我国的出口增长很可能仍会维持在一个较低的速度上。而且，即使能够恢复到1997年的高速水平，也起不到消化当前存在的巨大过剩生产能力的作用。

一般经济学的教科书上所讲的相机抉择型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收入政策和外贸政策是在国民经济的供给和需求大致相等，社会总需求或总供给只要发生一、两个百分点的变化，供需的平衡就会从一侧倾倒到另外一侧时，采用这些政策才会产生显著的作用。但是我国现在各个行业生产能力普遍过剩30%甚至更多的严重情况下，这些政策不管是单独使用或是下猛药同时使用，都达不到把天平从过剩的一端抬起的作用。事实上这些政策不仅在我国失效，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财富收缩，消费下降，形成生产能力过剩和通货紧缩以来，至今已是9年，日本政府也是上述各种手段同时使尽，仍尚未能使日本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同样的，美国在1929年纽约股市崩溃，引发通货紧缩，虽经罗斯福新政的努力，也只有到了1944参加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动员参战，美国经济才走出大萧条的阴影。我国要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必须另辟蹊径。

四、新农村运动与治理通货紧缩

      不管通货紧缩是由消费急剧萎缩或是生产能力急剧增加引起的，解决的办法只有两种：一是依靠时间，整个国民经济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严重衰退，效率低、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终因支撑不住而破产、退出，通过大幅度报废、压缩现有生产能力使得总供给剧烈收缩，从而使整个社会的供需在一个较低的生产能力水平上，重新达到平衡。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可以淘汰掉低效率、无效率企业，解决多年来都无法解决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使国民经济在重新启动时有一个比较好的体质。但是，目前我国单在城镇每年就必须增加大约800万个工作机会才能满足新增就业的需要，而且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还要解决2000－3000万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如果没有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整个社会将难以承受。

另一种办法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找出或创造出一个巨大的社会需求，来消化掉过剩的生产能力，使供需恢复平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由于各种有消费能力的社会需求都已经实现了消费，只有像美国参加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特殊的机会才有可能在短时间里由政府创造出一个巨大的社会需求来。但是，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市场发育不完全，消费条件不充分，尤其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69.6%的农村地区，因为基础设施的限制，还有一个很大的具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没有办法实现消费的愿望。这是我国与30年代大危机中的美国以及90年代以来的日本相比，在解决由于生产能力过剩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的难题时，所具有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以目前生产能力过剩达到50%的家电产品为例，城镇市场已基本饱和，但1998年在农村每百户居民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的拥有量分别为32.6、9.3、22.8仅为同年城镇居民拥有量的30.1%、12.2%、25.2%（见表7）。 

表7：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和人均纯收入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340页，347-8页， 

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是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对我国市场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1998年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的产量分别为3497万台、1060万台和1207万台，现在农村有2.3亿户，比城镇1.1亿户多出1倍多，每百户农村居民对上述三大件产品的拥有量每提高10％，市场需求量就可以增加2300台而把这些家电产品的过剩生产能力完全消化掉。

早在80年代末即有一些人把眼光转向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但是开发农村大市场的努力已经有好几年了仍未取得预期效果。农民的收入水平虽然比城市居民地，但限制农民消费标志现代化生活水平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的主要原因不在农民的收入太低。1998年我国农村人均总收入达3018元，扣除掉购买化肥、种子、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和上缴各种税、费、提留后可作为消费支出的纯收入为2162元，比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2025元略高。1991年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彩电68.4台，电冰箱48.7台，洗衣机80.6台，分别比1998年农村居民的拥有量高出1.1倍、4.2倍和2.5倍。而在1998年彩电、冰箱、洗衣机的价格和供应还比较紧俏的1991年的价格相比，还不及一半。诚然，农民的纯收入中有一部分是实物收入，实际可用来购买消费品的可支配货币收入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低，但在1998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527元，比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高出74％，即使把实物收入的因素考虑进去，广东农村居民在1998年实际可用来购买消费品的货币收入也一定比1991年的城镇居民高，但广东农村居民在1998年时，彩电、冰箱、洗衣机的的拥有量也远低于1991年时城镇居民的拥有量（表7）。由此可见，即使现在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比城市居民低，这几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趋缓，限制农村居民购买家电产品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收入。

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低是由于消费习惯造成的。比如，农民注重建房，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地区，农民的住房建了再拆，拆了再建，已反复三次了，从而忽视其他消费。然而，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因为，同为家电产品的收录机，1998年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量为32.6台，与城镇居民1991年时的34.7台相差无几。1998年广东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量达49台，比1991年全国城镇居民的拥有量高出41%，高出的水平和其较高的收入水平大致相当。

为何在同等收入水平下城乡居民对收录机的拥有量没有差别，而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差异甚大，其原因在于对收录机的消费不需要其他基础设施与其配套，而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消费则需要有电、电视信号、自来水等才可。但目前农村不仅电网老旧，电压不稳，而且，电价高昂，一般为城镇电费的3倍、5倍、甚至10倍；农村地区电视信号微弱，甚至收不到电视节目；有49.7％的农户没有自来水。因此，大大限制了农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如果，改善农村电网，把农村电价降低到城镇的同等水平，在各个村建立卫星地面转播站，修建自来水水塔，提供农民生活用水，可预见的，农村地区将会出现一个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产品的消费高潮，到那时，我国的家电产业将不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

缩小城乡差距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建设改善农民的生活是政府早就该做的事。而且，为了使我国早日从通货紧缩的陷阱中摆脱出来，我国政府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如修筑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建立自来水供应系统和广播电视接收、发送装置等，投资规模一般不大，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而且，政府在这上面的财政支出对刺激社会需求会产生很大的杠杆效应。去年以来，广西推行“村村有电视”，在每个村架设卫星地面接收锅，并把电视天线牵到每个农户。一个约200户的村，整套设备投资费用不过5000元人民币左右，结果彩色电视在广西成为热销产品。湖南日报社对口扶贫的一个国家级贫困村，建立了一个卫星地面接收站，结果全村267户买了180多台彩色电视。全国74万个行政村，假定三分之二需要建立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即使每套投资10000元，全由国家补贴，总共投资不过50亿元，以目前农村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彩色电视机的价格水平来看，彩色电视机在农村的拥有量至少应该可以达到91年城市的水平，如果把供电和电视信号的问题解决，我国电视机的生产能力将不再过剩。再如，农村自来水供应系统，全国74万个行政村，有一半没有自来水供应，要是在37万个村，每个村建一个水塔和相应的管道设施，投资20万元，全国总计只需要740亿元。一旦自来水供应问题得到解决，除了，将会刺激对洗衣机、电冰箱的需求外，很快就会掀起农民自发的厨房革命，厕所革命等和生活质量有关的建设高潮，创造出巨大的社会需求，把各个行业现存的巨大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

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市场疲软，通货紧缩的情况下，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但政府以有限的财政支出要真正达到启动市场的目的，必须把钱用在能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地方才可。以农村道路、电网、自来水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运动是在我国当前形势下最能产生这种效果的地方。这些建设除了能把农村地区蓄势待发的大量需求潜力释放出来，而且，和大的基础建设项目相比，还具有如下好处。农村水、电、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一般较小，使用的物质投入以国内生产为主，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比较大。这类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劳动密集，以使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为主，能够创造许多就业机会。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因为规模小，投资分散，中央政府一般不能直接加以控制或操作，需要依靠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去落实。可以考虑采取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的方法，中央政府下拨资金专款专用，而且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必须追加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资金分摊的具体办法可以在实践中探索。仅仅依靠县、乡、村组织这种基础设施投资往往力不从心，缺乏必要的资金保障，只能伸手向农民要钱，加重农民负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不用城市居民自己负担，过去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交给农民负担的做法显然不尽合理，是造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农民负担苛重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了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各级政府需要转变观念，政绩考核办法需要改进，真正将政府投资重点转向对农村基础设施倾斜。长期以来农村和城镇之间经济关系不平等，农村补贴城市，现在财政投资向农村倾斜也是一种补偿。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小城镇建设并不矛盾。城市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的结果，如果没有足够的非农就业和创业机会，小城镇是没有吸引力的，把经营小块耕地的农民集中居住在远离劳动场所的小城镇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国实现城市化尚需走很长一段路，在此之前，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广大农民的生存环境，是必然的选择。这种投资不存在浪费的问题，在城市化之前，投资早已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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