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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显示，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这样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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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也站在这样的岔路口上呢？
北京3月，在经历了一场冷风逼人的倒春寒后，早春不期而至。
又是两会召开时。今年的会内与会外、媒体与口头的焦点话题，更多的是围绕着如何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而展开。似乎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与两会没有太多关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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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
这是一个并不让人们感到陌生的统计信息。还在新年过后不久由国家统计局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便向在座的中外记者公布了这一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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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期间，这个数字再度被一些人提起，是因为它背后蕴含着这样一种特殊的意义：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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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8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这样对记者说：“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这个阶段，对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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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国际经验显示，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这样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即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即面对各种矛盾凸现，处理不当，结果走向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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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不是也站在这样的岔路口上呢？
“拉美现象”与“东亚现象”
对拉美现象的研究在西方从事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中已经进行了20多年。
一直在环太平洋诸国从事比较现代化研究和教学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说，西方学者在进行这一研究的时候，经常把拉美现象和东亚现象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所谓东亚，除了指日本、亚洲四小龙外，还包括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省份和泰国、马来西亚这些东南亚发展的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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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从事发展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研究的西方学者普遍不看好东亚的发展。他们认为拉美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很多东亚无可比拟的优势。譬如拉美靠近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连在一起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市场经济体系，而且这两个国家又是高科技、高等教育强有力的输出国。此外，拉美所有国家的自然资源都非常丰富，所以从可能性方面来讲，拉美应该更有可能较早地脱贫并进入到可持续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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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和东亚相比，拉美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地落后了几个档次。
“从那时起，拉美现象就成为国际比较研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负面案例。”
丁学良说，拉美是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轨道的。在一段时间里，拉美的有些国家譬如巴西、阿根廷等的现代化进程推进的比较顺利，而另外一些国家如洪都拉斯、哥伦比亚则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走向过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从总体上来说，拉美在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走的非常不稳定、不持续。有时候是走两步退一步，有时候则是走一步退三步。这当中出现的剧烈的社会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个人对整个社会的损失都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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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拉美诸国政府素质过低导致了它们现代化进程的中断。
“这里所说的素质太低不完全是指政府官员的文化程度低，而是指他们不能起到对公共利益维护和管理的最基本的功能。”丁学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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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始起步的时候，它的政府就应该考虑建立一些相应的、很重要的公共政策，这些公共政策制定的好不好是政府治理素质的一个体现，而这些公共政策能不能落到实处又是政府治理素质的另一种表现。拉美诸国政府在这两方面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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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进一步解释道，公共政策的内容很多，与可持续发展最相关的有这样几项内容：
一、反对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和腐败的公共政策。拉美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政府中间有些官员和有些部门包括执法部门、军队、缉私部队出现大面积的腐败和执法违法的行为，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规范他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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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公共福利、公共卫生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公共政策。这些公共政策直接牵涉到一个国家的贫穷人口数量的减少是否能与该国的经济发展相对应。拉美国家在这方面的公共政策始终没有跟上去，这导致了在政府官员严重腐败的情况下，社会中的贫困人口的相对数字和绝对数字都在增长，并且这些贫困人口不断地继续贫困化。这就造成了社会严重的分配不公，这种分配不公反过来促使社会的犯罪现象日趋严重以及黑社会利用贩毒、贩卖人口、贩卖军火等方式对社会进行报复。而由于拉美很多国家的公共政策缺乏对官员特别是执法人员的约束，使得这些人能够同黑社会互相勾结一同进行贩毒等犯罪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出现社会的严重冲突和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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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现象的泛化之忧
对于那些试图对拉美现象进行归因的西方学者来说，没有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时候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是导致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遭受挫败的又一种普遍得到认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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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说，对于那些要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改变贫困状况的后发达国家来说，一开始就应该把初等教育的国民体系建立起来，因为初等教育对于脱贫所起的作用非常明显。等到社会人均GDP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急需把国民的中等教育体系建立起来，这当中包括中学教育系统和技术专业训练系统。而当人均GDP达到更高水平的时候，就必须花大力气把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搞好。否则，如果在国民教育体系的三个等级上起步太晚或投入太少，就会出现国民本身的就业素质和从事高附加值产业能力的素质跟不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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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所有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建立起一套很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这是拉美现代化进程最终落后于一度并不被他们看好的东亚的重要原因。因为东亚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它们对教育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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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说，拉美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拉美地区，就在靠近中国的亚洲国家———印度尼西亚，在1960年—1980年的20年间，印度尼西亚人民在苏哈托的领导下，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把一个几近于半原始社会的国家带入到了工业化的初步阶段。但由于印度尼西亚没有很好地解决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没有对严重的贫富不均的公共政策进行及时的调整，所以1997年，在全球化带来的金融危机冲击面前，印度尼西亚只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便将20年的成果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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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说，中国虽然在过去改革开放25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但绝不能认为中国就可以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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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中国的局部地区、局部部门有着非常类似于拉美的令人担忧的现象。虽然中国的这些现象目前还没有拉美那样普遍，但如果政府不给予高度的重视并通过良性的公共政策加以扭转，后果也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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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以对拉美现象说“不”
对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而言，拉美现象所具有的启示意义一定是不尽相同的。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认为，很多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政治上的危险过渡期，但是这个危险期并不是由于富裕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人们追求富裕过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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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强看来，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利益已经开始分化，并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团体。这些不同的利益团体有着不同的诉求，如果我们的体制不能把这些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声音容纳进来，使这些不同的利益和声音能够在一种正常的宪政体制里表达出来，通过互相的冲突和交流形成某种决策的话，就容易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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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认为，在社会利益多元化迅速发展时期，政治上最容易出现这样两种危险。第一是体制僵化，无法容纳多元利益的表达。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利益急剧分化时，政治体制十分僵化，拒绝引入民主成分，结果是多元利益无法以制度化的方式得到表达，那些利益得不到表达的阶层就可能变得激进，采取体制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呼声，从而造成社会与政治冲突。第二种危险是政府在面临社会民主化压力时以一种民粹主义的方式实行民主化。民粹主义与宪政民主表面上有共同之处，二者都强调人民的主权地位。但在具体运作中，二者有明显区别。民粹主义的基本倾向是赋予“人民”至高无上、不可置疑的地位，在政治行为中唯民意为依归。民粹主义政治的典型特征是动辄诉诸公民投票，议员罢免。西方成熟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典型的共和主义政治，具体说，就是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中注重三种因素的混合与平衡，这三种因素就是民主表达和民主参与的成分、精英专家具体施政的成分、以及强有力的政治家领导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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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分析拉美现象时必须注意民粹主义对拉美发展的影响。不少拉美国家的政治实际上是在权威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恶性循环。最初是政治制度僵化，拒绝民主。然后是民众运动的爆发，导致民粹主义政治。民粹主义政治不仅导致政治不稳定，而且往往会迫使政府追求福利主义经济政策，从而使经济丧失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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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并不认为中国会出现拉美现象，他对近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有很高评价。他强调，中国政府正在从权威主义向责任政府转型，所以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感到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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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责任政府，李强这样解释道，传统上，人们在讨论政治时一般将政治权威运行的方式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权威主义，其特征是政府基本上不受民主制约，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逻辑去行事。另一种是民主政治，政府反映民意，而且，有一套包含人民大众的政治参与制度化体制，如选举制度等。但是，如果细分的话，介于这二者之间还有一种责任政府。这种政府也许不包含制度化的人民选举或参与机制，但它包含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的机制。一方面，人民在有一定的表达自己意见和利益的权利与方式，另一方面，政府对重大决策的目的、根据、过程、结果要通过一定方式向人民有所交代，对人民反应强烈的问题要有所回应，有所解释，对明显的施政失误或违法违纪行为要有所纠正。责任政府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民主要素，是一个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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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以来的中国政府已经具有明显的责任政府的特征。中央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对人民的意见、利益，人民关注的重大问题十分关注。这种责任政府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容纳多元利益的表达，并为建立更加制度化的民主机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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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李强认为，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依旧是发展，一个社会要想使最弱势的人群富起来，唯一的可能是发展。
“亚当·斯密在论证市场经济的时候讲过这样一个观点，市场经济是一种最公平的制度，参预的时候没有任何资格限制。连最贫穷和最弱势的人都能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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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前些年经济发展的非常缓慢，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比较早地引入了民主选举制度，而民主选举制度的设计中又没有充分考虑到多种政体的混合因素，结果导致政府对人民的呼声反映的特别直接，并很快就采取高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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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地方官受选举制约的太厉害。为了在选举时能被选上，候选人就要承诺我上台后给每人多少多少的最低生活保障。印度的穷人很多，这导致前些年印度的邦的财政主要是救济财政，没有更多的财力用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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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认为，强调均衡地、有效率地发展是正确的，但必须认识到只有发展才是满足最弱势人群致富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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