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大多是在城市社会里接受的“成人礼”，是面朝城市的一代，无法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向农村“转身”。在春运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和那些大学生和年轻白领相比，他们有着同样青春的面庞、进取奋斗的精神和扎根城市的梦想。
诗 人 海 子 有 句 非 常 著 名 的 诗句———“面向大海，春暖花开”。在这岁末年终、春天将临之际，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年梦想，或许正是“面向城市”，然后“春暖花开”？
2005年，初中毕业的苏梅刚满18岁，到宝鸡市当起了餐馆服务员，一个月挣240块钱。干了一年后，她听同村的女孩说在深圳打工可以挣一千多，便“不管苦和累，都要去看看”。
于是，苏梅和另外两位女孩一起来到了深圳。在一个晚上30块钱的旅店里，她们三个人挤着住了一个星期，身上带的钱很快就花光了。幸运的是，苏梅应聘上了一家玩具厂的普工，每个月基本工资580元，如果加上计件的“薪粮”，能拿到1500元。
改变苏梅打工生涯的事情发生在2007年。当时，一位四川同事想换工作，找到了一个拿着牌子在路边招工的人，并交了30块钱的介绍费。苏梅听说后，觉得这肯定是骗人的，于是找了几个男同事想要讨回那30块钱。
虽然最终没能把钱要回来，苏梅却因此接触到了一家法律咨询中心。她发现，原来通过学习法律知识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帮助他人。就这样，“农民工”苏梅在咨询中心兼职当起了“义工”。每天晚上八、九点从工厂下班后，她便去咨询中心学习、工作到10点半，周日还经常到外面发放宣传资料。
后来，苏梅来北京参加了四个月的培训，学习社区工作方法，学习操作电脑和使用办公软件，还要学习音乐和体育。现在，她是公益组织“同心希望家园”的成员，主要负责北京市的一个民工聚居社区的“爱心超市”，每个月工资有1000多块钱。
“如果以钱为重点，就永远只是像机器一样不停地运转，今天赚1000，明天想赚1200。”虽然比以前在工厂打工赚得少了很多，但苏梅认为自己现在做的这一点点事情很有意义，会影响很多人。
“我的理想是流动群体能平等获得社会权利和资源”，这样的话语从苏梅的嘴里蹦出来，多少让人有些讶异。她说这是因为自己经历过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比如做同样的工作，本地人补贴多，过年还发红包，却没有流动人群的份。
1月27号，苏梅去火车站买回家的车票，看到一个“农民工临时售票处”，感觉那里的售票员对农民工的态度很不好。
“为什么一定要叫农民工呢？这是很大的歧视。”苏梅觉得现在社会都认为农民工没素质、没文化，思想道德败坏。“同样是打工的，为什么城里人是工人，我们是农民工？”
与苏梅相比，“同心希望家园”的负责人马大姐已经在北京安家落户，不过“这条路走得很难很难”。1982年，她从江苏来到北京做保姆，为了一纸北京户口整整折腾了20年，直到2001年才成为真正的“北京人”。马大姐说，现在年轻人的机遇要好得多，有了更多的希望。
面对这1个亿的新生代农民工，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让他们面对城市，如何成为真正的城里人，如何享有与城里人一样平等的权利？无疑我们已经起步，无疑我们要做的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