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在10多年前成为“世界工厂”的是农民工。他们为世界各地的商场生产消费者产品，而他们的工资比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时英国工人的工资还要低。如今，这个估计人数达2.2亿的农民工群体本身正在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消费者群体。这一根本转变势必推动中国的下一场重大经济演变。
英国《金融时报》旗下调研机构《中国投资参考》(China Confidential)对中国各地1500名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农民工群体2012年总共消费了4.2万亿元人民币(合677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要更加直观地理解这个数字，不妨作一些对比：它相当于印尼去年总消费者支出的1.5倍，或者比土耳其2011年总消费者支出高出23%。
这种转变也是中国本身转变的缩影，其原因既包括经济到达拐点，也包括心理、社会以及代际的转变。前述调查显示，出生于相对富裕的90年代的“90后”，在花钱方面比“80后”和“70后”要大手大脚得多。他们花掉53%的收入，而“80后”和“70后”的这个数字分别为47.2%和38.3%。
农民工每月的可自由支配支出大部分用于购买大众消费者产品，比如方便面、快餐、啤酒、无醇饮料、服装鞋帽和手机。尽管他们的品牌意识仍处于朦胧阶段，但随着收入的增加，他们正迅速形成对一些中外品牌的偏好，包括统一(Uni-President)和康师傅(Master Kong)方便面，肯德基(KFC)和麦当劳(McDonald's)快餐，诺基亚(Nokia)和三星(Samsung)手机，安踏(Anta)和李宁(Li-Ning)运动服装，双汇(Shuanghui)肉制品，雪花(Snow)和青岛(Tsingtao)啤酒，以及上淘宝(Taobao)网购物。
这些朦胧的品牌意识令人瞩目，因为这个群体仅10年前还几乎普遍被城市居民瞧不起。记述农民工现状的《工厂女孩》(Factory Girls)一书作者张彤禾(Leslie Chang)说，在每一个工作岗位都会引来无数农民工争抢的时代，老板们对手下员工的鄙夷几乎是毫不掩饰的。
张彤禾指出，在东莞（广东省的制造业腹地）的众多工厂里，弥漫着一种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小说中的气氛：很多墙上贴着“贫穷地死去是一种罪过”、“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实践出真知”等标语。类似地，招聘广告也赤裸裸地写道：“招销售专员。能吃苦耐劳。独生子女勿扰。”
这种局面已发生逆转。从2010年开始，蓝领劳动力市场已由供给过剩转为供给短缺，新的形势迫使雇主学着取悦工人，并用加薪和改善福利吸引更多工人为自己工作。《中国投资参考》的数据显示，2012年，每月的蓝领岗位空缺填补率都没有超过75%。
劳动力市场的这种根本性逆转，已促使农民工的收入迅速增长。只要蓝领劳动力仍然短缺，这一趋势就不太可能改变。的确，《中国投资参考》的调查显示，农民工收入上涨速度超过了其他任何重要消费者群体——他们的月收入在2012年累计上涨12%，达到2995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过去10年里城市居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9.3%。
从北京方面的视角看，农民工群体的消费实力对实现增长模式再平衡和推进城镇化这两个目标至关重要。就第一个目标而言，毫无疑问，农民工支出在促使增长模式由过度投资依赖型转向消费拉动型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55%由消费者支出贡献，预计2013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将连续第三年超过投资。
农民工对于推进城镇化也很关键。中国总理李克强已表示，城镇化将成为中国未来10年最大内需来源。李克强计划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目前这一制度将所有居民划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类），让农民工获得城镇居民身份，从而有资格在福利分配方面享受更好的待遇。而福利待遇的大幅提高，进而将促进消费支出。
尽管中国政府仍未公布户籍制度改革的细则，但有迹象显示，许多农民工非常乐意在城市里定居下来。前述调查显示，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2.2亿农民工中，有1.31亿人渴望成为城镇永久居民。如果这么多人（大约相当于日本的总人口）真的在城市里定居下来，那么中国的命运在更大程度上将受他们的购买力、而非劳动力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