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发表演讲时，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到美国在二战后所犯的一些代价高昂错误，指这不是克制，而是“愿意在未经仔细考量后果前就匆忙采取军事行动”的结果。奥巴马也许是对的，但这次演讲并不能平息批评他消极和孱弱的人的不满（尤其是在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上）。

造成这失望情绪的部分原因，在于奥巴马在其先前的演讲中建立了太高的期望——他对选民承诺会带来系统性变革。与大部分候选人不同，奥巴马在2008年大选获胜后维持了“变革”的口号。事实上，他在就任总统第一年的一系列演讲中提出了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承诺改变美国的中东方针并“掰正历史的方向，朝正义前进”，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他的期望。

人们常说，民主政治人物“竞选凭诗歌，治理靠散文”。但没有理由认为奥巴马的目标是不真诚的。他的愿景根本不能应对他所面临的难以驾驭和艰难时世；因此他必须做出调整。在担任总统一年后，承诺变革的奥巴马变成了“交易型”（transactional）领导人，是彻头彻尾的务实者。然而，不管批评者怎么说，这是一个积极的改变。

奥巴马誓言在事关美国关键利益时会动用武力，并且拒绝接受美国国力衰落的消极预测。但他与前任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不同，他更多地依赖外交而不是武力。因为这样，他的批评者指他没有推广美国价值，并且退缩到孤立主义状态。

但克制不是孤立主义。没人因为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总统接受了朝鲜战争的僵局、拒绝干预奠边府、抗拒高级军官关于台湾周边岛屿的献策、坐视红军入侵匈牙利或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拒绝支持盟友而指责他为孤立主义者。那些今天诋毁奥巴马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吞并乌克兰领土行为采取谨慎反应的人，也没有因为小布什在2008年对普京入侵格鲁吉亚反应不够强硬而称他为孤立主义者。

事实上，奥巴马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行动的反应体现了他的长期愿景。尽管普京占有了克里米亚，但却因此失去他实现重塑俄罗斯昔日超级大国光辉所应有的资源，也让北约重新获得了动力。

试图左右革命方向是个错误

有效的外交决策不但需要了解国际和跨国体系，也需要明白各个国家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认识到对于“建国”我们是多么无知也是重要的，特别是在革命之后——革命是一个应该用几十年而不是几年的时间去看待的过程。1789年，没有几个在巴黎的观察家预料到一个科西嘉人会在十年内率领法军挺近尼罗河沿岸。外国干预法国大革命的唯一结果，是煽动了民族主义之火。

在如此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下，审慎至关重要。基于浮夸愿景的鲁莽行动是极度危险的。这是要求对今天的中东革命采取更强硬对策的人往往忘记的。

当然，美国领导人在外围推进事件发展，从而在长期推广民主价值是有其意义的。但试图左右尚不能完全理解的革命的方向将是个错误，可能会对相关各方都造成严重的负面后果。

事实上，在20世纪，追求变革型外交政策的美国总统收效并不大，也并不显得更具道德性。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在1919年凡尔赛条约上的赌注，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造成大祸的孤立主义。而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在越南的赌注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一些甚至贻害至今。

更近的例子有小布什，他声称自己不喜欢处理“小事”（small ball），并试图根据他的“自由议程”改变中东。十多年后，美国却在挣扎着从他发起的冲突中抽身。

相比之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错误，影响并不太大。用奥巴马本人的棒球比喻来说，追求可以实现的上一垒和二垒安打，往往是比盲目追求本垒打并因此被三振出局更有效的策略。当然，打出赢得比赛的本垒打是令人振奋的。但外交政策“胜利”并不像棒球比赛那样简单——代价要高昂得多。

老布什（George H W Bush）就明白这一点。作为交易型领导人，他提出了众所周知的不做“愿景这件事”的原则。但与艾森豪威尔一样，他领导美国渡过了许多危机。他在任期间是美国过去50年中外交政策较成功的时期。

当然，对奥巴马演讲的批评中不乏有理有据者。但大部分只不过是党派政治。要有建设性，关于奥巴马外交政策的争论必须考虑20世纪的美国历史。

外交政策就同医疗一样，领导人必须“首先不要造成伤害”。奥巴马明白这一点。我们希望对其务实政策的持续和无知批评，不会促使其继任者回归到危险的变革型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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