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综合材料 在塑造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凯南的作用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所有美国外交官。而真正让他成为历史名人的则是一份电报和一篇文章。
成名于一份电报
1946年，当时任职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凯南，在发给国内的一份电报中勾画出了美国对前苏联政策的基本框架，后来这些政策一直指导着美国的对苏政策，直到将近50年后前苏联解体。
在这份被称为“长电报”的著名文件中，凯南写道，前苏联的扩张必须加以对付，而对付的办法则主要是通过外交、政治和经济手段，军事手段可以利用，但不应成为主要手段。
这份电报可以说是凯南的“成名之作”。后来，他在回忆录中也得意地写道：“我的名声由此确立。”这份电报也被称为美国外交史上最重要的一份电报。
1947年，在“长电报”的基础之上，凯南又在美国顶级外交刊物《外交季刊》上以“X”先生的身份发表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第一次为他的对苏政策取名“遏制”。遏制政策由此成型，并贯穿整个冷战时期。而凯南的名字也因为“遏制”政策被历史牢牢记住。
任驻苏大使遭到驱逐
对凯南来说，1946年至1947年或许是他外交官生涯中最为兴奋的时期。而在此之后，他接连遭遇挫折，以至在1953年被迫辞官回家，离开外交界。
生于1904年的凯南，1925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就参加了美国国务院的考试，并顺利进入驻外事务处。他后来回忆说，“这是我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所作出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明智的决定。”他对外交的着迷由此可见一斑。
进入国务院后，他先后在奥地利、德国、爱沙尼亚、前苏联、捷克等国任职，掌握了德语、法语、葡萄牙语、俄语、捷克语、波兰语和挪威语等多种语言。
凯南与前苏联的关系可谓充满曲折，他不仅精通俄语，也精通前苏联事务，这也正是他能够写出“长电报”和“X”文章的原因。在二战末期和二战结束后初期，当白宫和五角大楼想要了解前苏联问题时，他们第一个想到的专家就是凯南。曾任凯南上级的哈里曼评价说，凯南对俄罗斯和前苏联问题的精通超过了他对美国的了解。
与前苏联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他在朝鲜战争的谈判中充当了牵线人的角色。美国政府通过凯南和前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关系，向前苏联政府传达了进行谈判的意愿，从而开始了朝鲜战争的和平谈判进程。
作为外交官员，凯南曾三次被派往前苏联。二战期间，他曾参与美国和前苏联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二战之后，他曾出任美国驻苏使馆的秘书。最后一次前往前苏联，是他作为美国驻前苏联大使———这是凯南外交生涯最高的官职，而他的外交生涯似乎就此也走到了尽头。出任驻前苏联大使几个月之后，由于他公开将他在莫斯科的生活与他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囚禁时的生活相提并论，被前苏联政府驱逐。
早在此之前，他曾因公开反对美国大力发展核武器，而与上司发生争执，被迫辞官回家。在被前苏联驱逐后的1953年，他再次回到国务院，但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对他说，国务院没有适合他的位子。凯南的外交生涯就这样草草结束。
始终无法适应官场
虽然凯南的外交思想对美国政府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他在政府内部从来都没有感到自在过，他是一个忧郁、敏感而又十分严肃的人，永远无法使自己知识分子的观点迎合美国政界的要求，也缺乏在美国政界生存下去所必需的政治和官僚手段。他似乎很乐意长期居住在老家普林斯顿。
虽然凯南经常被视为二战之后的美国权势人物，但他总是将自己看成一个局外人。他从来都没有富有过，一直都与学术界关系密切；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曾变得一贫如洗。
与此同时，凯南对自己的才华又充满自信，有时候甚至不愿向政客们解释自己的设想。比如，作为马歇尔计划的主要设计师之一，他拒绝为马歇尔计划向国会进行游说。他说，他是一个外交官，不是一个推销员。
晚年承认犯下重大错误
虽然凯南提出了遏制政策，但当他看到遏制政策与愈演愈烈的常规武器及核武器军备竞赛联系在一起时，他极为沮丧。因为他一直深信，美国无法根据自己的设想来改造其他国家。
为此，他反对美国干涉越南及发动越南战争，反对里根政府的军备竞赛；对于自己在1948年提出的对苏“政治战”计划———这一计划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的信条，后来他遗憾地说，这是他一生之中所犯下的最大错误。
在冷战结束后，他反对克林顿政府时期扩大北约的政策，认为这是后冷战时代美国最致命的政策失误。可以说，他所主张的美国外交应该是一种“谦虚而温和的”外交。
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毫不掩饰的精英主义者。他曾在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中暗示，女性、黑人和外来移民都应被剥夺公民权。
1993年，他在一部著作中甚至提议，鉴于美国缺乏一个有智慧、有识别能力的政府，因此应该被分裂为12个共和国。他还曾建议，应该通过非选举方式，组成一个由不关心政治的美国杰出公民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指导全国所有政府部门的工作。
美国外交界的传奇人物
虽然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凯南就离开了美国外交界，但直至去世之前，他一直都是美国外交政策方面最主要的思想家之一。有美国历史学家称，他是美国外交界最为传奇的人物。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凯南几乎“创造了他所在时代的外交信条”。1989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授予凯南自由勋章，这是一个美国公民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
在学术界，凯南确立了自己作为最主要外交史学家的地位。他撰写了17部学术著作，其中两部获得普利策奖，他在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无数文章。他也曾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讲课。
在漫长而多产的人生晚期，凯南甚至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现象。学术界经常举行研讨会或者发表著作，讨论和分析他在冷战时期对美国外交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拓展阅读：乔治·凯南：外交界最后的贵族
被称为“冷战”的“总设计师”的乔治·凯南，在享有101岁的高寿之后，终于撒手人寰。他的去世，不仅使世界失去了最后一个“冷战”的全程见证者和参与者，也使我们彻底告别了外交的贵族时代。
外交界最后的贵族
乔治·凯南的成名，在于他1946年作为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向国务院发回的八千多字的“长电报”。当时，“二战”刚刚结束，美国和苏联还是名义上的盟友。经过“二战”的患难与共，美国的许多人还对苏联充满幻想，希望大家一道投入战后的重建。乔治·凯南当时是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发现自己到处都被跟踪，亲身体会到苏联的敌意。同时，他又是长期研究苏联的专家。自己的直觉和经验，加上他多年的学术训练，使他最早放弃了对苏联的幻想，呼吁美国准备即将开始的“冷战”。
不仅他的呼吁通过这一著名的“长电报”打动了美国的决策者，而且他所构想的“冷战”策略，也成为美国“冷战”期间基本的外交政策。在他看来，苏联的制度难以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社会竞争，美国对苏联，要采取遏制的战略，即只有当苏联侵犯了美国的根本利益时，才坚决与之对抗，在一般情况下，美国应该投身于国际社会的战后重建，防止苏联的势力继续扩散。他最著名的一段话是：“我们必须有勇气和信心，坚持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理念。我们在对付共产主义苏联时最大的危险，就是把自己也变得像我们所反对的人一样。”在他看来，斯大林对苏联被西方包围充满恐惧，就是因为他感觉到苏联的制度很难和民主国家竞争。美国则应该对自己充满信心，处惊不乱。
然而，美国的外交政策，很快就偏离了乔治·凯南的自信哲学，转入了恐惧。在1950年代，美国的恐共症发展到了荒谬的程度，导致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并展开了反共大清洗，许多乔治·凯南的朋友都受到了牵连。与此同时，美苏又开始了核军备竞赛，大家心里越慌就越要造武器，不仅消耗了资源而且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让乔治·凯南痛心疾首。但乔治·凯南最反对的，恐怕还是“越战”。他在美国派兵之前，就声言印度支那没有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不应该卷入。甚至到了“冷战”结束后，他还公开反对克林顿政府扩张北约的政策，认为把北约扩张到俄罗斯的边境，只会无端刺激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不利于俄罗斯的民主转型。这个“冷战”的设计师，实际上倒像个左翼的鸽派。
纵观乔治·凯南一生，他的外交政策和哲学，都能够坚守稳定的信条，不随着公共意见左右摇摆、面临重大挑战时沉不住气而走极端。他坚持外交政策必须以国际社会的现实为基础，而不要受国内政治利益的影响。他觉得公众的意见起落不定，变化无常，需要有能够超越公共之上的人物来把握方向。可以说，在一个平民社会中，他是一个贵族。
这种贵族气质，和他的成长经历不可分。他自幼丧母，8岁到了德国，在继母的监护下，在Kassel学习德语，据说那个地方的德语是最为纯净标准的。后来他又掌握了法语、波兰语、捷克语、葡萄牙语和挪威语。他曾在威斯康星州的圣约翰西北军事学院受训，随即到了普林斯顿，并于1925年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决定去外交界。几十年后他称这是他一生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职业选择上的明智决定。”1927年，他到日内瓦和汉堡任副领事；接着，又获得了进修的机会，进入柏林大学。他看准美国和苏联早晚会建立正常关系，于是决定学习俄语。1933年美苏关系开通，他自然成为驻苏的外交家，在几个边远地区的大使馆任三等秘书。1935到1936年和1944到1946年间，他两次被调到莫斯科服务。
这样丰富的海外经验和精英教育，使他和国内的老百姓看问题大不相同。这也使他多少相信，老百姓的知识和判断力，不足以成为公共决策的基础。大概也正是如此，他在美国政治中并不成功，最终接受了老友、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邀请，跑到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所任职，与爱因斯坦等最顶尖的人类智者为伍，成为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也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他于1993年提出美国要建立一个不经选举产生的、非政治性的“国务委员会”，把全国一流的“大脑”集中在一起，就长期的政策问题对政府各个部门提供建议。这一构想，颇有些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的“理想国”之余韵，也颇能看得出他与美国草根民主政治的格格不入。他一直认为，美国20世纪的外交政策缺乏焦点，摇来摆去，受国内公众意见的影响太大。他始终不忘在美国建立他的“理想国”，为世界提供一个榜样。
历史误会的历史学家
虽然媒体把他誉为“冷战之父”、美国最伟大的职业外交家之一。不过，我却更愿意把他称为历史学家，而且是个被历史误会的历史学家。
不错，乔治·凯南确实最早提出对苏联的遏制学说，直接促发了美国的“冷战”战略。他也确实是一位职业外交家。但是，他的“冷战”思路，并没有被决策者们遵守。他在政界也一直是个圈外人。他登上外交生涯的顶峰，恐怕是1952年出任驻苏大使。但是，这一职位也仅仅延续了5个月。与此相对，他最稳定、最持久的职位，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研究员，和爱因斯坦等人类第一流的“大脑”是同事。他一生写了22本书，两获普利策奖。即使在政治和外交上，他的最大贡献还是他的笔，而不是他的外交活动。用美国前国务卿Dean
Acheson的话来说：“乔治带来的麻烦是，他的笔是如此优美，乃至他可以在任何事情上都说服你。”
他扮演历史决定性的角色，是在1946年，即他第二次在莫斯科任职期间的后期。1946年2月，他作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第二号人物，向华盛顿发回了著名的“长电报”。这个电报有8000字之多，并且为了避开苏联方面的警觉，分5次发出。在这个电报中，他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苏联的制度、行为和心态，指出苏联领导层对自己的制度能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制度竞争毫无自信，时时觉得自己正在陷入这些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草木皆兵。所以，他提醒美国政府放弃与苏联合作的幻想，准备与之进行长期的对峙。这一长电报，后来以X的笔名，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震动华盛顿。乔治·凯南也一举成名。
这一夜之间的盛名绝非偶然。在美国，没有人比乔治·凯南更懂苏联。他讲一口完美无缺的俄语，直接观察了苏联老百姓自1930年代以来所经受的苦难。他认为，在未来的美苏对峙中，美国的制度将显示出无可非议的优越性，最终世界会天下归心，美国会获得“冷战”的胜利。所以，他主张美国进行政治动员，而非军事动员。作为马歇尔计划的设计师，他认为美国应该帮助那些战后饥寒交迫的国家，不要让走投无路的老百姓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这样才可以遏制苏联。1948年，他提出秘密报告，建议通过“政治战争”主动出击，击退苏联的扩张。这一“政治战争”的计划，实际上是一场意识形态战，包括后来建立的“欧洲自由电台”。“冷战”后，哈维尔和瓦文萨等东欧的前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领袖，都为此向他表示感谢。但是，“政治战争”的构思实现起来马上超出了他的预想。其中一个直接结果，是中央情报局中建立的“政策协调办公室”。短短4年，这个办公室指挥着数千特务人员在全球展开活动。1975年当乔治·凯南在参议院作证时，他说“政治战争”的主意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
他这样的反省，和他原初的理念实际上是一致的。他认为只有在苏联挑战美国的根本利益时，美国才应该和它有直接的军事对抗。在一般条件下，美苏的竞争应该在政治层面进行，而不必有武力和阴谋的介入。只要美国把自由世界建设好，苏联会自己垮掉。
但是，美国的决策者并没有听从他的忠告，陷入恐共症中不能自拔。在国内，麦卡锡主义横行，展开了红色清洗，许多乔治·凯南的朋友受到牵连。在国际上，美国因为过度恐惧苏联的军事力量，和苏联展开了核竞赛。而乔治·凯南于1952年被任命为驻苏大使，他一上任就被到处跟踪，愤怒至极，在欧洲被记者问及在苏联生活的感受时，干脆说那里的日子和在纳粹集中营里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在莫斯科他还能够在严密监护下上街走走，这一下得罪了斯大林。他马上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迫离任。在此之后，他很快被意见不同的国务卿杜勒斯挤出外交界，此时才50岁。退出官场后，他精力旺盛，不停地著书立说，在广泛的外交事务中发言，成为美国国际事务方面重要的意见领袖，并为分析“冷战”的历史，提供了权威的声音，一直到1990年代还十分活跃。
乔治·凯南为美国外交留下的遗产，主要是思想上的而非政策上的。在他看来，“冷战”
是美苏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竞争，胜败一看便知。美国应该自信而不是恐惧。他反对朝鲜战争的扩大，曾经和苏联方面进行秘密会谈，一度导致了朝鲜战场的停火；他主张利用斯大林去世的机会，支持苏联内部的改革派，避免军备竞赛的升级；大概是出于对德国文化的热爱，同时也基于他那种自由的国家自然会倒向自由的信念，他甚至提出建立一个统一、中立的德国，美苏双方同时从德国撤军，这一提案引起轩然大波，不过多少也预示了“冷战”后德国的命运；他坚决反对“越战”，认为那里没有美国的根本利益；他甚至反对克林顿时代的北约扩张，认为那会激发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妨碍俄罗斯的民主转型。一句话，他注重的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政治理念的胜利。
然而，历史误读了他的基本理念。他构想中的意识形态的竞争，发展成了无休止的军备竞赛、“越战”的灾难、CIA在国际上的一系列秘密行动（包括颠覆左翼的民选政府）。在他的历史意识中，思想永远优于武力。美国最终在“冷战”中获胜，靠的应该是自由的理念，而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武力介入，不是阴谋和颠覆。他看到了美苏冲突的实质，也构想出了解决的方案。但也正是在这里，历史和他这位历史学家分道扬镳。
当读者读到这篇文章时，特利·夏沃（Terri Schiavo）恐怕已经离开人世。这个无法表达自己意志的植物人，恐怕比大多数能够强烈地表达自己意志的人更能影响美国的社会。
1990年2月，年仅26岁的特利·夏沃因严重缺钾而心脏暂时停止跳动，并引起了大规模的脑损伤。她的家人为了她的康复而到处求医问药，都无济于事。她只能靠人工食管来维持生命，陷入了植物人状态。从1994年开始，她的家庭在对待她的问题上出现矛盾。她的丈夫决定让她“安乐死”；她的父母则坚持要维持她的生命，并继续寻求治疗。经过一系列法律上的争执，2005年佛罗里达法院终于裁决：由于她丈夫是她法律上的监护人，由于法院认定她已经没有康复之希望，法院批准了她丈夫的请求，将喂养她的食管摘除。她的父母寻求上诉，美国国会连夜开会，通过法案给联邦法院介入、重新审理的机会，布什也专程从得州飞往华盛顿，签署国会的法案。总统的弟弟、佛罗里达州长杰·布什更是反复要求重新审理。但是，这一系列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美国联邦各级法院都表示尊重佛罗里达法院的原初判决，拒绝再受理此案。特利·夏沃父母的法律渠道完全穷尽，只好看着自己的女儿“安乐死”。
特利·夏沃的个人悲剧，很快从“家事”变成“国事”，甚至“天下事”，不仅美国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介入，世界舆论也广泛关注。可以说，特利·夏沃一下子成为界定我们这一代人对生命意义、对死亡、对个人权利的解释的关键人物。
悲剧的起源
这场法律和政治的战争，起源于特利·夏沃的丈夫迈克尔·夏沃（Michael
Schiavo）和她的父母罗伯特·申德勒夫妇之间的分歧。
特利和迈克尔1984年结婚。那时两个人刚刚过了青春期，还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时特利的父母给他们提供了慷慨的援助。他们先让这对新婚夫妇住在自己家的地下室中，后来又为他们独立居住支付房租。迈克尔由于在餐馆打工，早出晚归，很少见岳父岳母，不过大家相处融洽，他叫他们爸爸妈妈。
这对小夫妻曾经希望要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孕，为此还去看过大夫。不过据特利的妹妹说， 特利一度声泪俱下地向她诉苦，说自己的婚姻不幸福，但又没有勇气打离婚。她是个不足5英尺3英寸的中等身材，中学时体重超重，达200磅，后来减到了仅仅110磅。这可能是她饮食失调、怀不上孕、最后成为植物人的根源。据说她丈夫是个要控制一切的人，常常斥责她乱花钱，并且要她严格控制体重。
1990年2月，迈克尔在家中被一声巨响惊醒，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躺在地上。在救护车到来之前，她的心脏一度停止了跳动，并引起大规模的脑损伤。医生的诊断是饮食失调导致的长期缺钾使得她崩溃。特利的丈夫和她的父母，这时还像一家人一样，为了她的康复而战。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甚至搬到了一起住。1990年6月，迈克尔作为丈夫，顺理成章地被判为特利的监护人。几个月后，他带特利到加州进行治疗，刺激她的大脑复苏，但没有看到任何疗效。 特利随即被送到佛罗里达的一个疗养院。据那里的工作人员说，迈克尔在他妻子的护理问题上非常严格、挑剔，甚至对护理人员有敌意。迈克尔的兄弟说，迈克尔为了照顾好自己的妻子，甚至去上护理学校。
不久，迈克尔·夏沃赢得了一系列官司。他妻子的妇产科医生没有及时诊断出她缺钾的问题，她的突然发病实际属于医疗事故。1993年，法院判决，这对夫妇赢得75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迈克尔·夏沃则另外赢得了30万美元失去配偶的赔偿。
一个月后，为了这笔钱，迈克尔和自己的岳父岳母开始了冲突。据迈克尔说，当他去看他妻子时，他岳父突然问他从医疗事故的官司中获得了多少钱。 特利的父母则说，他们确实问过钱，理由也很简单：他们和迈克尔在对自己的女儿的护理上有分歧。迈克尔只希望进行基本的护理，这样比较省钱；但他们则希望给自己的女儿更高级的护理，这当然要多花些钱。不过，既然医疗事故发生在自己的女儿身上，钱是赔给夫妇两个人的，他们当然有理由过问，让迈克尔拿出一部分赔偿金来，提高护理水平。
这个冲突很快激化。迈克尔·夏沃采取行动，禁止自己的岳父岳母看特利的医疗档案。特利的父母则设法取消迈克尔·夏沃对自己女儿的监护权。根据法院的记录，1994年，迈克尔·夏沃一度要求疗养院不对自己妻子的尿道感染进行治疗，但疗养院挑战他的这种要求，最后他只好放弃。这也许表示他对他妻子的护理已经失去兴趣，也许是他最早送她“安乐死”的努力。
1997年，也就是他妻子出事的7年之后，迈克尔·夏沃突然告诉自己的岳父岳母，特利生前曾经表达过不愿意被人工维持生命的愿望。这让申德勒夫妇大为猜疑。第一，自己的女儿发病前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谁会在这样的年纪认真想自己变成植物人后的选择？更何况她在这方面没有留下任何书写的意愿。相反，作为天主教的信徒，她相信自己在上帝手里，自己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当她的狗死的时候，她还特别为之作人工的心肺复苏的治疗，这么一个人，会年轻轻就说自己要“安乐死”吗？第二，迈克尔突然提出这件事情，是在他赢了一百多万美元的官司、同时又开始和别的女人约会之后。他们很难相信，这时他的行为是为了自己女儿的利益，他更可能是迫切想甩掉这个包袱、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1998年，迈克尔·夏沃提出要摘除维持他妻子生命的食管，申德勒夫妇立即挑战这一决定，双方上了公堂。迈克尔的兄嫂都作证，说特利在看到他们的祖母临终前靠人工手段维持生命时，对他们讲过自己将来可不愿意这样的话。2001年，法官认为这些证据成立，判摘除特利的食管。但是，迈克尔·夏沃的一个前女友给电台打电话，称迈克尔曾经亲口对她讲过，他也不知道他妻子是否愿意这样被人工地维持生命，食管立即被重新接上。但是，在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作证中，那个前女友又撤回了证辞。法官于是又倾向于迈克尔·夏沃，最终导致了现在的判决。
合法不合情的判决
法官的判决，有着清楚的法律依据。在1970年代，一个21岁的妇女因脑损伤成为植物人。她父母要求摘除维持她生命的人工呼吸器，医院拒绝，理由是这样做违法。父母告上法庭。新泽西最高法院最后判决一个成人有权拒绝被人工维持生命。如果这个人无法自己作决定时，其监护人或家庭成员可以代作决定。1990年，美国最高法院也判决容许摘除维持一个女植物人的喂养器，只要这符合她个人的意愿。
但特利·夏沃的案子要复杂得多，她无法说话，但却有感觉。她的眼睛能够跟着屋子里的气球而移动，她甚至服用止痛药，她还可以对别人说出来的话微笑，她对她母亲的问候，明显有反应。绝大多数医生断定，她是没有恢复的希望。但是，医疗上的奇迹并非没有可能。就在上个月，一个堪萨斯州的病人在昏迷了20年后奇迹般地苏醒。特利目前的状态还不是昏迷，而是无法表达。人们无法判定她内心的感受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谁有权利决定结束她的生命？
法官依据过去的先例，判定特利的丈夫是她的监护人，可以决定她的死活。但是，这种监护权，是建立在配偶权利的基础上的。配偶的权利，又和配偶的义务密切相关。不履行配偶义务的人，难道还拥有配偶的权利吗？在美国的离婚官司中，那些首先违背配偶义务、有了婚外恋的人，常常会自动失去许多权利。但是这一点，却被法官彻底忽视。这是这一案子最为悲哀之处。
特利的丈夫在这场抗争中，几乎惟一的依据就是自己作为配偶的权利。但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配偶呢？在自己妻子病中，他已经和另外的女人同居，生了两个孩子，并且计划和这个女人结婚。如果按严格的法律条文来解释，这就是通奸。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对迈克尔·夏沃的行为，不必用道德大棒加以谴责。但是，一个已经和其他女人组成实质的家庭的人，怎么还能够成为另外一个女人的配偶呢？他怎么能够有这么大的权利－－不仅可以看已经事实上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的身体、甚至决定这个女人的死活呢？从人之常情推断，人们有权怀疑，迈克尔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教育和技能的人，一下子得到上百万美元的赔偿（这恐怕是他二三十年也挣不出来的钱），又和其他女人建立了稳定的关系，他急切地想摆脱原妻这么一个负担，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可惜，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给了他所有的权利。
与此相反，特利的父母对女儿之爱始终一贯。迈克尔·夏沃暗示他们贪图医疗事故的赔偿费，其实正是他们在女儿成家的早期，长期给这对新婚夫妇提供经济援助，很难说他们是图钱的人。他们过问医疗事故的补偿金，不过是主张要把钱用在自己女儿的护理上：迈克尔·夏沃应该用这笔钱补偿自己过去的配偶的悲剧，没有权利用这笔钱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他已经为失去配偶得到了30万美元的赔偿费）。特利的父母向迈克尔·夏沃要的无非是：你既然已经在事实上不是我们女儿的丈夫，既然你已经和别人一起建立了家庭，就请把我们的女儿还给我们，让我们照顾她未来的生活，不要杀了她！他们上诉的理由，是自己的女儿在法庭上没有一个独立的代表，她只能被一个不是她丈夫的丈夫来代表。可惜，这样的要求，竟在美国的司法系统中找不到任何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