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９月，大学贫困生和教育收费问题总是会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问题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而随着不久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宣布医疗体制改革以失败告终，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也随着新学年的开始而逐渐成为人们拷问的对象。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到底收获了什么？改革存在的弊端在何处？最终的解决之道是什么……面对这些问题，众多研究者在由博客网于９月３日举办的“从教育收费看教育改革”研讨会上直抒己见。

数量和规模的跃进

１９７８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１９９７年，高校收费实行并轨制，１９９９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到目前为止，中国有约１３００万在校大学生，每１００个中国人里有１名大学生；各地的录取比例也是节节攀升，很多省市已经超过７０％。

对这种变化，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教授评价为“发展大于改革”。他说，“这些年教育是以规模和数量扩张为其主要特征的，我们把重心放在了发展上”。

而对于在短短２０年的时间里，高校招生人数增加２０倍这种在世界上都史无前例的“教育大跃进”，中国扶贫基金会资源开发部主任李利认为是市场经济转轨带动教育转制的必然趋势。他认为，中国目前高校发展模式是政府预算、扩招和自费。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教育是政府投资，政府分配学生，学生费用是通过免费加助学金的形式由国家包办；在市场经济时代，是企业和组织形成市场需求，引导教育投资，即企业和学校投资教育，市场分配学生，学生费用改由家庭承担和政府资助补贴，企业和学校、家庭在相互依存的市场上竞争与发展。

据杨东平教授介绍，高校收费改革是从１９９０年代初开始的，到１９９５、９６和９７年完全并轨的时候，全国平均收费标准大概是年均５００元左右。在１９９５年以前高校收费非常低，只是象征性的。而到２００５年时，收费飙升到了５０００元左右，从绝对数来讲，１０年上涨了１０倍。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秘书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史柏年提醒人们应该客观看待统计数字，应该考虑教育收费的基数，１９９５年偏低的收费标准是不是合理。

作为企业界的代表，信孚教育集团北京办事处主任柴纯青则指出，“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有的教育改革都停留在技术层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革”。中国教育改革只是在规模和速度上有所进步，实质性的改革现在还没有触及。

高收费成众矢之的

虽然教育改革的实质性问题还没有触及到，然而，中国教育改革的种种问题已经涌现出来，而在一系列问题中，人们关注最多的恐怕莫过于收费了。不管是在人均收入低下的农村，还是在城市，高收费、乱收费已经成为众矢之的。

杨东平认为，教育收费在国外是很普遍的，并且，高校收费改革有其基本的理论支撑，即所谓的教育成本分担理论——高等教育是属于非义务教育，学生应该分担一部分教育成本。这个理论国人是普遍接受的，也是国内外不争的事实。但他强调，“关键就在于教育成本或者说收费标准怎么制定，目前来看，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现在的收费标准，和城乡人均收入相比，和人均购买力水平相比，都可能是属于最高的，也就是说缺乏合理性的”。对此，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丁东表示了赞同：“光从教育成本来说，我觉得如此高的收费离常识比较远。”

杨东平进一步指出，高校收费从１９９９年开始突然涨到４５００、５０００元的水平，这个过程完全没有经过公开论证或者听政的程序，这是很不谨慎的。这种涨价的冲动很难用行政方式控制，目前还有上涨的趋势，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透明和制约。丁东也认为，高校收费标准完全是教育部门自己定的，社会对它没有任何制约，“现在搞研究生收费，说收就收了，也没有搞什么论证和听政”，人们对此的不满会成为很突出的社会问题。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副代表汤敏表示，作为非义务教育的大学教育，国家可以投一部分钱，但是受益者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

史柏年教授也提到，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接受教育的人越多，水平越高，对社会发展越有利，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种公共产品。但是教育事业的利益是可以分割的，你占有了，其他人不可以同等占有，因为机会是有限的。在这个前提下，它是准公共用品”。因此，个人应该承担一部分费用，这是合理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指出，大学收费的结果——收费多少——并不是一个关键问题，关键问题在于收费过程。“第一，谁来确定收费，第二，这个收费标准怎么定，更重要的是，收了这个费以后干什么用”。

教育资源配置显性和隐性的失衡

学生应该分担一部分高等教育的成本，这已经成为了研究者的共识，然而，学生应该承担多少，国家财政又该投入多少和怎样投入，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却陷入了一种尴尬。

对此，有两种并不矛盾的声音：一种认为国家财政过多投入到了高等教育领域，而忽视了基础教育；另外一种认为财政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投向也是很不公平的，过多集中于某些高校，造成了教育资源的人为失衡。

汤敏认为，不能把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混淆起来，义务教育是全体人民都受益的事情，因此应该是由国家财政来投，义务教育应该免费。我国对教育的投资占ＧＤＰ的３．２％，低于４％的世界平均水平，而中国对高校的财政支出是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也就是说，对义务教育的投资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假如政府要再增加２０％的投资，应该首先投到义务教育”。

史柏年则强调了高等教育投入机制的不尽合理：“这些年来，有的高校投入非常多，有的很少，但是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这就有个教育公平的问题。”

为了保证教育公平，丁东主张，应当恢复延续１００年来的“吃饭教育”，即除了军校以外，“师范院校、农林院校也不应当收费，给穷孩子一个凭借考分争得上学机会的渠道”。史柏年同样认为：“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导向、收入导向使得优秀的人才都不愿意上师范，不愿意当老师，这个教育还有什么前途？”

国家的投入本来就是有限的，并且是极不平衡的，很多高校却未能很好地利用这些资源，浪费成为侵蚀教育资源的一大隐形杀手。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管理中心总干事李亚东观察到，在希望小学的建设中，有些校舍建成不足１０年就成危房了。而教育布局的调整，使得很多教学点建成时间不长又要撤并，“教育的制度、政策和规划缺少长期考虑，造成资源浪费”。

汤敏也呼吁，应该制约高校浪费，应出台一个更透明更严格的高校使用财政资金的制度，避免高校成本快速而无限制的增加。顾海兵教授也对高校中的这种惊人浪费表示忧虑。

史柏年认为，学生交来的学费和国家投入的财政资金，很大一块都让人头费占掉了，真正投到教育上，改善教育条件、提高教育质量的并没有多少。我们现在的教育实际上是在低成本运行。

助学贷款未能成为万能灵丹

大学的高收费无疑让遍布于中国广大农村和城市的贫穷学子望而却步，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些地方甚至还因交不起学费发生了家长或子女自杀等种种惨剧，而国家助学贷款无疑成为很多贫困大学生的救命稻草。

杨东平教授对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这可以有效缓解收费压力。然而，助学贷款制度并非像原来预计的那么乐观。这个制度“建立比较晚，而且建立之后实施效果比较差，前两年，最多大概只能满足贫困生当中三分之一的需求。而在正常情况下，国家助学贷款是应该向所有人开放的，不管是否贫困，只要学生愿意用贷款的方式完成学业，都应当满足”。

２００４年国家开始实行“贷款新政”，把还贷的风险让学校承担一部分，还贷的年限拓展到６年。实行“新政”以后，贫困生的受益面增加。然而，问题依然很严重，前不久教育部通报了８个省市助学贷款推进严重滞后的情况。

一方面是国家的积极推动，一方面是银行的消极应对，症结何在？杨东平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缺乏全国联网的个人信用制度”。建立信用制度，技术障碍不大，关键是制度性障碍。要解决还款率不高的问题，就必须建立个人信用制度。

汤敏也建议，如果全体人群信用登记现在做不到，专门给大学生建立信用制度应该不成问题。“助学贷款的信用问题，的确不能再忽视了”。

助学贷款目前的还款率只有６０％－７０％，究其原因，除了信用制度的漏洞以外，最根本的还在于助学贷款的性质与人们对助学贷款的期望之间的错位。

汤敏认为，助学贷款是商业贷款，是由商业银行操作的，不是国家白给，也不是财政的钱，是老百姓的存款，所以拿助学贷款补助贫困学生，解决贫困学生的问题本身就不太合适。“如果助学贷款变成一笔大滥账，由国家埋单，由纳税人埋单，最后由全国人民来埋单，这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

助学贷款虽然目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然而，它却是很多贫困学生翘首以待的。但助学贷款的商业性质和个人征信制度的不完善，导致这一善举的推广仍是步履维艰。鉴于此，李利提出可以采取三种方式帮助特困生：第一，直接经济资助，第二，助学贷款，第三，勤工俭学。

汤敏提出，应该改变一刀切补助学生的办法，实行差别对待。国立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应当拿出一部分免费名额或相当于国外全额奖学金的名额，让比较贫困的学生来竞争；对已经考上大学的学生，也可根据贫困程度的不同，安排相应的免费名额和减费名额。“应当在制度上有一些设计，起码要给贫困大学生提供一些比较有尊严的助学通道”。一旦贫困生问题解决了，剩下所有的学生可以一视同仁，仿效美国，给予其贷款，让学生自食其力，还助学贷款本来的面貌。

中国教育之重塑

高校收费或升或降，助学贷款何去何从，这是千千万万个学子和家长都关心的问题，而汤敏甚至把助学贷款提到了关系中华民族发展潜力的高度上来看待。

顾海兵教授提议研究一下高校收费细节，是否可以把一年一收改为半年一收，或者按季度交，甚至按课程交。而中国教育中的种种怪像——高校有行政级别，为办学设置很多不合理的门槛，用硬性指标衡量，过度看重学历等等——都是来自于教育制度的不合理设计。

史柏年说，有些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信誓旦旦地承诺，学费再也不能变化了，这种思路是有问题的。“教育收费，可以有升有降，因不同情况而宜，不要一刀切”，有些专业可以升，有些专业可以降，对有些人群可以升，对有些人群可以降。

柴纯青认为，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是教育文化问题，“中国教育是没有教育哲学的，缺乏教育文化的改革可能是很片面的改革。没有教育文化的参与，教育制度的设计是捉襟见肘的。目前中国教育改革特别重要的目标，应该是重塑教育文化。教育收费制度和其它制度的改革都应该是教育文化统领下的改革”。

“我们现在教育的收费制度与目前的社会教育观、人才观都是匹配的，是扭曲的社会文化、教育文化引导了这么一种教育消费制度。”柴纯青接着说，“教育文化应该是提倡自由的文化，教育文化的灵魂是自由”。 尽管家长心甘情愿地交择校费和高校的高收费为家长和学生提供了选择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但这种选择恰恰是不自由和不公平的。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教育特别兴旺发达的时期，一是孔子兴私学的时期，一个是在近代。前个时期是诸侯混战，后个时期是军阀混战，而正是这种混乱的政治景象却歪打正着地为文化教育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柴纯青最后说，“任何制度是受治于文化的，没有一个特别合理的文化的引导，没有健康文化的引导，没有远大文化使命感的引导，任何制度设计都是捉襟见肘的”。而没有教育文化之重塑，也就不可能有中国教育之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