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06年，官方把这一年理解为行将开始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年。
　　中国谜继续展开
　　两年来，在宏观调控的语境里，各地政府为制定“十一五”规划做了大量的工作。城市规划和投资所谓的优势产业，成为各地政府规划未来5年的基本目标。以我亲身参与的一些地方政府“十一五”规划的讨论与座谈来判断，规划仍带有浓厚的工程导向和政绩意识。
　　而且，优势产业的确定多少带有长官意志的色彩。例如，某地因为有属地化的大型钢铁企业，就确定以钢为纲。另一地因为有多所大学落地，就提出以打造知识经济和创智中心为发展重点。
　　而一些实在缺乏“特色”的地方，当地政府真的为制定“十一五”规划而伤透了脑筋。他们甚至搬出地方志，希望从历史点滴中寻找出某些可以尽情发挥想象力的蛛丝马迹来。我最近听到，如果把各地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的城市规划人口总数加起来，5年后中国的城市人口应为30亿。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听到规划中的这些趣闻逸事其实已经感觉不出惊诧了。从“九五”和“十五”以来，中国经济“爆炸式”的增长就是在这样的雄心勃勃的政府规划中实现的。
　　但不管怎么说，这样的规划无疑做对了很多有利于增长的事。不然我们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和实力的提升。
　　持续改进的基础设施就是一件好事。而不断提高的基础设施的水准恰恰是地方政府之间开展竞争的结果。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几乎就可以从这个竞争上演绎开来：地方政府为了增长而竞相为基础设施的改善而投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使政府的承诺变得可信，这才能真正招商引资，带动制造业和出口贸易的发展。
　　但问题是，这种竞争的源泉到底来自哪里？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关于中国的谜。
　　中、印增长目前是 两个不同事件 直觉告诉我，由中国的政府治理所演变出来的今天的结构，就这样在维持政治（人事和组织）集中的前提下很好地解决了动力兼容机制、政府信誉、市场化和市场秩序的扩展，尽管我们还是不清楚为什么是这样演变的而不是那样演变的。
　　我总是认为，与华盛顿的经济学家所倡导的“把价格搞对”的策略不同的是，中国显然把地方政府的激励搞对了。
　　长期以来，思想家们总是假设政府的目标是“攫取”而不是“制造增长”。而事实上中国20多年来演进出来的政府治理结构的确是非常特殊的，它以一个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高度分权的结构制造了政府间“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共识和强大激励。在这样的政府治理结构下，没有理由怀疑“十一五规划”在执行和激励层面上会有什么悬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爆炸式增长是缺乏一系列重要的市场体制约束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控制和政府的主导角色得到了加强，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不错，按照经济学家跨国研究的基本发现，中国不是一个完全内陆的经济，资源并不丰富；中国有良好的教育传统和储蓄习俗，这些也有利于增长。
　　中国在1978年以后实行了市场化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也是增长的利好政策。哈佛大学的帕金斯教授最近在“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看中国经济增长”一文中的结尾处这样写到：“跨国比较仅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为什么在1978年以后加速增长这一问题的非常概括的描述。基于这些比较分析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做了在此之前其他经济成功的国家所做的事情。然而要真正理解为什么中国做得这么好，我们就必须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所采取的具体政策以及这些政策达到的具体结果。这些成就中，大部分来自于中国特有的经历，而不仅仅是其他国家的情形的复制。”
　　的确，在中国经济爆炸式增长的体制里，我们基本上找不到被经济学家理解为实质性经济增长源泉的那些制度要件：私人的产权及其保护、合约的认同与执行、有效的法律制度、透明的决策机制、健康的公司治理、独立的司法和监管等等。相反，在资源、社会和政治层面上存在着广泛的国家所有和国家控制。国家控制与我们前面提到的独特的政府治理结构相互匹配，制造了中国过去15年的增长现象。
　　无视这些，我们无法解释中国的增长。但同等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几乎也找不到缺乏市场治理模式和广泛存在国家控制的体制里发生实际经济增长的先例。而印度提供的仍然是理解市场治理和增长关系的又一个案例。
　　最近，英国《金融时报》上有文章说，与中国股市在去年下降了8.5%形成对照的是，印度的资本市场累计上涨了38%。
　　的确，没有资本市场的这个增长，我们就不能解释印度去年7.5%的经济增长率。受制于官僚化的政府治理和民主政治的约束，印度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里解决它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增长的瓶颈。
　　印度的精英们很明白这个约束的存在。在这个约束条件下，印度的增长似乎只能依赖私人部门的企业家精神以及由此维持的资本市场的繁荣。与中国不同的是，对很多观察家而言，印度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更好地克服那些无效的政府治理的约束条件而使印度增长得再快些。
　　抉 择
　　中国的问题却是不同的。中国正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成功地处理好由增长诱发的市场转型与国家控制之间的矛盾。爆炸式的增长在不断创造着市场转型的压力、机会和诱因，从而制造着国家控制的新的约束条件。
　　容我举例来说。中国爆炸式的经济增长在过去十多年无疑依赖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市场制度，但却在急剧地改变全球基于市场治理的生产链并且挑战全球贸易流量的分布。贸易摩擦因之而不断恶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式增长与世界维护市场制度的努力之间的冲突。如果中国在以后十年中继续维持其爆炸增长势头，全球市场体系将面临巨大挑战。
　　过去几年里，世界为美国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财政赤字以及试图敦促中国允许人民币更为自由地针对美元浮动而忧心忡忡。这种压力的形成势必促成并加快中国在货币制度方面的市场化转型进程。
　　再说国内形势。在实际经济保持增长的同时，就公众而言，一种社会的情绪油然积聚。眼下对所谓国有资产“流失”的普遍关注和国有银行“贱卖”的言论又是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这情绪看起来是针对腐败和各种不公平现象的，而且人们很容易把这些社会情绪与公共舆论简单地解释成公众对收入和财富要求实现公平分配的呼声，而实际上却反映出公众对传统国有制的不满和批判，因为在大多数生产性资财的国有制下，公众并没有参与决策的机会和权利。公平的理念从来不是与国有制相联系的，而是私人产权制度发展的产物。这些现象是不太容易想明白的，但却是需要认真解读的。
　　加快国有制的改革，转变公司治理的传统模式，引入海外的战略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是从体制上抑制国有制下的权钱交易、腐败和多吃多占等不公现象的根本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在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实验如能如期向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推进，将有助于实现从国家全面控制向市场治理方向的体制转型。
　　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过去十多年来国家控制下的爆炸性增长已经诱导出对市场治理的强烈需求。包括资源和土地的产权多样化、生产性财产的非政府控制、企业家精神、公司治理、金融自由化、有效的法律执行、独立的监管以及社会平稳（和谐）所需要的正义、公平、伦理、宗教和民主等价值观，这些都是一个市场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未来对国家控制形成约束的基本元素，这些元素以某种方式转化成市场治理而与国家控制发生矛盾与冲突。
　　另一方面，建立在过度利用能源、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增长今天也遇到了日益增长的社会挑战。国人对改善环境的高度诉求、对能源外部依赖的高度关注、内资本土企业对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呼吁、百姓对拆迁补偿的强烈不满以及企业家对创新创业收益的不稳定预期，这些都将构成市场转型的社会舆论和力量。
　　因此，我们需要认真评估未来数年中国面临的内外约束条件会是什么样，会朝哪个方向变化，这些变化了的约束条件会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方式。
　　应对这些条件的变化，推动向市场治理的转型而不是退回到全面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实现“和谐社会”所需要的社会共识。（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 (来源：《南风窗》)

      （本站按语：能不能这样理解，美国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其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经济运行方式等等，都是由市场和公众决定；而中国是国家控制的或叫政府治理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政府起到决定性作用，从投资冲动来讲，是地方政府带动企业发展，企业发展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而不是相反，市场促企业企业促政府，社会发展规划由政府制定，企业的发展要符合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股市是政策市，而在政治生活中，国家控制力就表现的更加突出。我们先不要轻易下结论，评判孰优孰劣，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正是在这种模式下取得长足的进步，如果再有30年甚至50年的发展完善，我们的国家会发展的更好。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经济模式也是多样化的，欧美实行的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而中国实行的是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最近委内瑞拉收回油田机场粮食供应等部门的所有权，实行国有化，走的或者借鉴的就是中国的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模式。一种制度一种理论，如果只有一种模式，仅此一家别无分店，那么这种理论必然是僵化的理论，市场经济理论也应该作如是观。市场经济思想也应该是多元的。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大胆的提出，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模式，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实践。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和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他们之间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0809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的解决，就需要中美等国家的携手，在某种程度上讲，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它所带来的全球危机，只有通过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才能最终得到解决，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自身的矛盾和缺陷，也只有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才能克服。当然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模式也需要学习借鉴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很多的东西。我的观点是否正确，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最终解决之后将会得到应证。我们应该自豪的向世人宣布：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模式，中国实行的就是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更符合中国的国情。我希望我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这个观点的人。2009.3.29）  

    本站按语：09年G20峰会前夕，被称为“国际金融大鳄”的索罗斯3月31日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演讲时指出，中国的体制更有利于抵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预计中国能更快地从这场影响到全球的危机中解脱出来，并会更加强大。

　　他认为，从国际金融市场蔓延到实体经济的这场危机，同样给中国带来冲击，尤其是在出口方面。但中国的现行体制、特别是政府对银行的有效监控，使中国更能抵御此类金融危机的侵害。

　　索罗斯还积极评价了中国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措施，认为银行放贷大幅增加，股市也有了起色。他甚至预测说，中国将成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赢家”。

　　索罗斯在谈及即将在伦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时说，此次峰会意义重大。因为预计会议将不仅就进一步应对危机达成一般性的原则共识，还将为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打下基础，特别是采取具体步骤，向那些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外围国家”伸出援手。

　　他预计与会各方会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注资，至少将使其可动用资金翻番。

    索罗斯显然对中国式的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有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