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IMF的估算,按PPP（即购买力平价）衡量,新兴市场经济体占全球产出的比重,从1980年代的36%,增加到2009年的46%,上升了10个百分点;预测到2014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规模将达到全球产出的51%,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其中,金砖四国占全球产出的比重,从1992年的14.4%,上升到2009年的22.3%,接近全球产出的1/4。由于金砖四国占世界人口的40%,世界土地资源的1/3,这些都注定金砖四国将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金砖四国虽然都属新兴市场,但发展模式各不相同,特别是与发达经济体比较起来,金砖四国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比较金砖四国发展模式的特点,讨论各自的潜力与不足,以及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为多方高度关注。
增长动力各有千秋
从拉动GDP增长的消费、投资与净出口这三驾马车看,金砖四国的增长动力各有千秋。
巴西:内需为主,外需贡献较小;内需以消费为主,投资率偏低。
巴西增长动力基本上是内需,其中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达到八成左右,而外需（即净出口）的贡献则只有2%～3%,有的年份更低甚至为负。与其他新兴国家相比,巴西的投资率一向偏低,不到20%。这主要是由于巴西的实际利率和赋税很高,投资成本高而产生的“挤出效应”。2007年卢拉政府开始推行“加速经济增长计划”,努力将投资率提升至25%。
俄罗斯:内需为主,外需也很重要,增长绩效严重依赖于能源出口。
俄罗斯的增长动力主要靠内需,但外需也很重要。其中,消费占GDP的比重在60%以上,投资占20%以上,净出口在10%上下。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俄罗斯的增长绩效严重依赖能源出口。国际上能源价格高的时候,往往是俄罗斯财政与增长绩效好的时候。能源产品出口占总出口增量的80%。1992年油气出口占总出口的28.4%,到2006年,这一比重上升到60.3%。
印度:依靠消费、投资带动增长,服务业出口有明显优势。
印度的增长主要也是靠内需,但内需中,消费所占比重较高,私人消费加政府消费,对GDP的贡献常常会超过50%。和其他金砖三国比较,相对发达的金融体系是印度经济高增长的重要支撑因素,而经济内部结构的调整,尤其是消费部门的现代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这些年,印度的投资增速很快,对GDP的贡献也较大,其中固定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在40%～50%。
净出口方面,波动较大,常常是负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服务业出口有明显优势。IDG的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全球软件外包市场规模已达1000亿美元。在服务业外包的国际化浪潮中,印度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外包承接国,并垄断了美国市场。根据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2004年外包业务为印度公司带来了172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占全球同类市场的44%。
中国:主要靠投资与出口拉动经济,扩大消费任务艰巨。
中国经济增长由投资与出口带动的特点非常明显。在对GDP的贡献中,投资一直占有最重要的比重,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往往大于消费对GDP的贡献。在金砖四国中,1996～2006年,中国的投资率最高,平均为40%。近几年投资率实际上更高。
投资率的上升使得消费率处在一个相对下滑的态势。因此,如何扩大居民消费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课题。
外需方面,中国也非常倚重。近年来,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大增。2005～2007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平均达到21%。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近年来也上升非常快。2003年超过50%,2007年上升到66.8%。
工业化与城市化差距巨大
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角度看,金砖四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巴西与俄罗斯的城市化水平高,但工业化则显得滞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较高,城市化还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印度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都相对落后。因此,下一个阶段,从增长引擎角度,城市化仍将是中国增长的重要动力,工业化与城市化对推动印度发展同等重要。对巴西与俄罗斯而言,主要是工业化（或再工业化）,而城市化发展则应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以及服务业的升级。
从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来看,印度作为农业大国的特点还非常明显,农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达到17.8%,而其他三个国家都在5%以下。印度的工业化较落后。从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看,从来没有超过30%。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也是金砖四国中最低的,为16%。
再从工业增加值来看,俄罗斯1990年工业增加值曾经占到GDP的48%,但此后逐步减少,2007年只占到39%。因此,在俄罗斯,面临着一个再工业化的过程。
巴西的情况略有类似,在1980年的时候,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4%,2007年只有31%,出现所谓工业化的倒退。这和1980年代开始的拉美债务危机有关。巴西自1990年代起,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下降,其中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幅度最大,严重影响了巴西经济的国际竞争力。2002～2004年,巴西工业曾有所恢复,但仍比1980年代的水平低得多。但是,自2005年起,这一进程中断了,2005～2007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为15%左右。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加大了对巴西初级产品的需求,导致巴西初级产品部门的繁荣和工业及制造业部门在一定程度上的衰退。
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从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看,达到54.2%,这个份额已经很高;从制造业对GDP的贡献来看,中国所占的比重最高,达48.7%。而其他三个国家则都不到20%。中国今后的工业化发展,应该不再选择提高其在GDP中的比重,而是不断地提升产业结构,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这样才有利于产业结构改善,增加就业,以及促进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
从城市化与人均GDP水平的国际比较看,很少有国家在城市化率未到60%之前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因此,提高城市化水平,实际上是一国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提高的重要途径。
从2007年的数据来看,印度的城市化率不到30%,中国也只是40%多一点。与此同时,巴西的城市化率达到85%,俄罗斯的城市化率也有73%。仅从数据看,中国与印度的城市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是未来增长的重要引擎。而巴西,可以说是过度城市化,特别是与滞后的工业化比较起来,二者显得非常不协调。过度城市化与滞后工业化所带来的问题,是很难通过工业化创造大量的就业,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从而导致大量的城市贫困人群。巴西的发展恐怕是某种程度的“去城市化”更为现实一些,同时加快工业化的发展。俄罗斯的城市化也已经很高。相对于中国与印度,俄罗斯与巴西在城市化方面,应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如何大力发展现代城市服务业,在服务业占GDP比重不断提高的同时,提升服务业的层次和水平。
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
俄罗斯、中国作为转型经济国家,政府强有力,政府调控经济的色彩还很浓。
俄罗斯与中国除了发展问题还有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转型的问题。俄罗斯的体制转型采取的是休克疗法,导致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增长停滞甚至增长为负;中国的体制转型采取的是渐进改革,从而能够较好地处理改革、增长与稳定的关系,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增长与社会的稳定。正由于中俄都是转型经济国家,因此不可避免地保留了较强的政府调控色彩,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明显强于巴西与印度。
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经济中的国有成分明显提高。据估算,2003年前国有经济成分占GDP的34%,近年达到50%以上,并且呈继续提高之势。在全俄10个最大的公司中,有6个是国有或国家控股公司。10大国有公司的销售额超过GDP的20%。最突出的是天然气工业公司,联邦预算收入的8%来自于该公司。根据经合组织资料,国有油气公司目前已控制石油开采量的33%,天然气开采量的80%。
就中国而言,1998～2005年,全国的国有企业数从23.8万家减少到12.6万家,减少了47.1%。通过全面的战略改组,国有企业的实力大大提升。在1998～2005年期间,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逐年增加,即使是企业数目大幅度减少的地方国有企业,其资产总额也保持了强劲的上升势头。根据UBS的估计,中国由国家管理的机构,包括市政服务、医疗护理和科学教育,占2006年GDP的11%;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创造了当年GDP的26%,二者合计,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37%。而从控制的社会资产而言,则达到54%。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政府主动放弃主导劳动密集型行业,而掌控资本密集型行业,持有这些重要行业企业的大量股份。总体来讲,中国国有经济及与之相关的政府的影响力还非常大。
印度和巴西政府干预经济的力量相对较弱。
印度与巴西也在不断改革。不过,这种改革基本上是在市场经济框架内进行。尽管不同时期,也有对于政府干预的不同认识,从而也导致政府力量与政府干预色彩的时强时弱。但总体上,政府力量在印度与巴西经济中体现得相对较弱。
比如印度,除金融领域外,中央政府目前拥有214个国有企业,资产总额接近1500亿美元,生产总值占到印度GDP的11%。主要分布于粮食、发电、能源、交通等国民经济重要领域。其中,工业制造型企业为27%,这些企业生产了占整个印度95%的煤、66%的成品油、83%的天然气、32%的成品钢、35%的铝和27%的氮肥。240家中央企业中,仅印度铁路公司就雇用了160万名工人,为全世界最大的商业雇主。
巴西在“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私有化进程推进较快,是对早先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强调政府干预的一种“反动”,从而大大削弱了政府力量对经济的影响。1980年初国企数量为800多家,1998～2002年间国企数量平均为108家。(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经济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