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国际价格外生”这种“小国模型”假定基本不适用于中国
　　【背景】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宏观经济预警监测结果，一季度预警指数为113.3（100为理想水平），处于稳定状态的“绿灯区”。先行指数为103.0(1996年为100，下同)；一致指数为102.6；滞后指数为102.0。
　　“相对于2月和3月的高通胀，4月份将低于3月，通胀的压力将有所缓解。”中信证券宏观分析师陈济军说。
　　拉低4月份CPI涨幅的最大原因在于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在4月份的最后两周，尽管粮食价格高位平稳运行，但受供应充足刺激，蔬菜类价格大幅走低，有的品种降幅甚至达到50%。
　　不过，尽管通胀压力正在缓解，但4月通胀仍存在三方面压力:一是国际原油价格居高不下，PPI持续高位上涨，甚至反超CPI；二是核心通胀缓慢上涨，呈现出向上的态势；三是粮食特别是大米价格刚刚开始上涨。
　　多家机构预测，继第一季度实际投资回落后，4月投资和出口将会继续回落，而消费则平稳增长。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认为，将中国从去年开始的物价上涨归结为“输入型通胀”缺乏经验依据。国际原材料、能源、资源产品价格上涨内生于中国国内需求，应重视从国内总需求和货币角度理解和应对目前的通胀。
　　卢锋指出，解释目前通胀成因的理论，大体分为两种，货币学派和非货币学派。成本推动型、结构型、输入型和过渡型通胀均可划分为非货币通胀论范畴。
　　他解释说，非货币学派学者大多认同成本加成分析模型，即企业定价在加成平均成本上加上一个平均利润率得出。从平均成本来看，工资成本上升，或者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生产投入品成本上升，都属于不可控的外生因素，可以通过结构型或输入型通胀理论来解释。
　　而非货币通胀论的关键假设为：成本因素外生性；企业定价独立性，即企业定价不但独立于竞争对手的策略，也不用考虑购买者对产品的总需求；以及货币供应内生性，即货币供应量会自动满足货币需求。卢锋指出，不同学派对于后两种假设有不同的解释，属于理论讨论的问题，而第一种假设比较容易通过实践来检验。
　　满足该假设的前提是，经济体处于一个“小国模型”的环境中。卢锋认为，也就是说国际价格“外生”，与该国消费量不相关。一个小国的需求，对全球价格没有影响，或影响不显著；小国完全是价格的接受者。
　　然而，实际中的情况是，中国对资源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增长，很大程度上作用于世界总需求，对国际价格的影响非常显著。
　　卢锋列举了四种矿物品、粮食和棉花的数据，以支持他的观点。近年来，国际原材料、能源价格持续飙升，其中，精炼铜去年价格为2003年的4倍，原铝价格上涨了1.87倍，原油价格上涨2.32倍，铁矿石价格上涨2.74倍。价格上涨主要由需求增长而非供给下降造成。更确切地说，是由于此类产品供给弹性小，供给的增加没能跟上需求的增长幅度。
　　2001年至2007年间，中国精炼铜消费增长20%，原铝消费增长52%，石油增长10%，铁矿石增长68%。七年间，四种产品的需求增速，分别上升30%、2.5倍、25%和10倍。
　　初步计算，2003年至2007年间，中国大宗商品消费增量，对世界需求增长的平均贡献率，精炼铜为55.9%，原铝为51.6%，石油为 33.5%，铁矿石（通过生铁消费量近似估算）为85%。简单平均贡献率为56.5%。卢锋认为，中国不仅不是小国，还是个“超级大国”。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国内需求的增长。
　　在粮食方面，除大豆外，中国粮食消费对外依存度小且价格管制较为严格。与国际价格相比，国内粮价上涨尚属温和。而短期内政府有能力继续维持低价。
　　在过去五年，中国棉花消费量占全球的比重已由26%上升至38%，净进口占全球出口比重从10%上升到30%以上。2001年至2003年，中国消费量占全球的25%，增量占全球增量的69%；2004年到2007年，消费量占36%，增量占91%。“国际价格走高，几乎可以完全被中国需求增加所解释，”卢锋说。
　　卢锋强调，国际经济学中对贸易中的“大国”的定义为本国需求超过世界需求的10%，而中国在一些重要领域增量需求客观上具有“巨型经济体”地位。因此，“国际价格外生”这种“小国模型”假定基本不适用，中国应准确定位，重视立足大国分析和思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