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重要性已不必再啰嗦，如何提高教育素质，是普遍面对的难题，非一地独有。美国和加拿大政府近年慎重考虑采用“学券制”（voucher system），便是认为通过市场机制改革教育制度，是提高教育素质的好办法，可惜这种把消费主权交还消费者即让消费者有选择自由的理念，由于来自建制的阻挠，迄今无法落实——加拿大安大略省在无法正式落实“学券制”后，去夏推出税务优惠（tax credits）新例，家长若把子女送读私校，学费可获税务减免，虽然家长最终的支出仍远远大于基本上免费的公（官）校，但此法大受家长欢迎。他们所以愿意舍免费而付费，原因很简单，私校必须讲究效益，令家长觉得物有所值才会替子女报读！

斯坦福商学院的拉施亚教授，在2001年8月出版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题为《教育的生产》一文，以经济学的实证方法，从每班人数多寡（classroom size），剖析学校怎样才能提高教育素质。

传统观念认为每班学生人数，即教师与学生比率，是决定教育素质高下的关键因素。课室容纳学生愈少，教师与学生比率愈高，教育素质愈佳。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若非如此，学校便不会分班，因为班数减少，聘用的教师人数相应下降，而学校便可省却大笔开支。学校不作此图，反证了每班学生人数多少的重要性。

可是，上述理论并非放诸天下而皆准。日本学校的每班人数通常比欧美国家的多二三成，但日本学生，以考试成绩为准绳，却走在其他国家之前。日本的例子说明每班人数多寡对教育素质不具决定性影响，这便是经济学家所称的“课室的迷惑”（classsize puzzle） 。

为了澄清这种“迷惑”，拉施亚从公共财（public　good）的性质入手。他认为和道路一样，教学进程亦因“阻塞”（congestion）而受阻。一辆车开太慢或多车连环相撞，均会导致“无法前进”的大塞车——所有汽车的进度都被拖慢；在课室内，有一名学生行为不检——经常做出妨碍他人的动作，分散其他学生听课注意力，便足以降低教师的生产力，换句读者早已耳熟能详的经济学术语，那名学生的行为产生了“负面界外利益”（negative externality，亦即“外部不经济”）。当然，这种可归纳为“学生之间相互影响”的结论，已是老生常谈，但拉施亚的研究具体地显示，一个有25名学生的课室，只要每名学生有2％上课时间有“异动”，教师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便减40％；如果每名学生有5％上课时间“不规矩”，教师的有效性便跌至只有28％。在他的论证中，课室学生愈多，“坏学生”的破坏力愈大。相反而言，日本学生由于大都“行为良好”，因此每班人数虽多却能获好成绩。

在此情形下，是否根据学生操行优劣分班就可达致较佳“教育效益”？答案是肯定的。根据操行分班的教育效益显然较把良莠融于一炉高。不过，从另一角度看，“隔离政策”把行为良好和行为不检或资质优及资质劣的学生分班，对“好学生”没有影响，但却无助“坏学生”的进步，因为他们相互间有坏影响，结果荒疏学业，在社会阶梯上更难有寸进。由于这类学生大多来自低下收入家庭，等于从学校开始已形成另类社会不公平！

拉施亚指出为什么私办学校远比公立学校“严”，这是因为私校必须求利，因此不能容忍会“带坏”同学的“坏学生”混杂其间。亦是由于这点理由，私校收生比较挑剔。另一方面，在严格挑选学生和收费昂贵之下，家长仍趋 之若鹜，则是因为这是避免子女受“不良界外利益”影响的惟一方法。“好学生”（操行好资质优）于是“物”以类聚，结果遂出现私校学生行为及学业成绩较公立学校为佳的现象。

至于学生操行，拉施亚认为教师的教导比家教更不容忽视，而这涉及师资问题。学校为了吸引较佳师资，惟有提高薪津聘请优才。拉施亚的研究显示以倍于市场平均薪金便能招聘到比较优秀的教师，结果令“行为不检率由3％下降至1％”，换句话说，学生行为良好，相互间有好的影响，每班人数便可增加，等于提高教师生产力，学生成绩因而较佳（日本的例子值得参考），抵消了薪金较高的损耗。

拉施亚的理论建基于“阻塞”对教育进度及“同辈效应”（peer effects）对学生行为的影响，这有如道路交通顺畅与否和是否有汽车“死火”或意外有关；缓解交通的办法是加阔道路，这不易办到，较有效和可行性较高的办法是划分快、慢车线，这种早已实施的交通规例，在学校亦行得通。即是说，根据操行、资质分班，不失为无法可想的情况下提高教育素质的次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