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化不是教育改革的替罪羊
薛涌
如今教育费用上涨,大学横征暴敛,教育产业化变成了罪魁祸首。但是,稍微认真分析一下就明白,盲目攻击产业化,不过是对当今教育问题的一个误诊。这样的误诊,会延误医治的良机,为中国的教育留下无穷的后患。
什么是教育的产业化?教育的产业化,简单地说就是办学如同作生意,讲究投资和回报。任何生意都有风险。对市场判断失误、经营不当,就可能亏本倒闭。市场竞争,讲究物美价廉,就象卖汽车、彩电那样,东西又贵质量又差,就会失去竞争力。
这叫产业化。
我们的教育,特别是大学,是产业化经营吗?看看北大、清华,经营有风险吗?这些学校,从国家领取大量经费,拿了纳税人的钱,回过头来又向来上学的纳税人乱收费,你见过这样的产业化吗?我不认为产业化应该是中国大学发展的模式。但是,
大学真要产业化了,比现在要健康得多。你买彩电,听说过乱收费吗?大概你碰到的更多的还是大减价吧。如今中国教育的问题,不是什么产业化,而是官办教育模式所引发的腐败。
为了厘清这一问题,我不妨把世界高等教育的模式简单归类。
第一类模式,是官办大学。欧洲和中国主要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大学从国家那里拿经费。这种模式,在大学不普及的时代还能够有效经营。因为大学生人数非常少,消耗的资源有限,国家可以承担这样的费用。但是,当人人都想上大学,大学生数
量急增时,国家就没有能力无偿承担翻了数倍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普遍的作法是让本来仅教30名学生的教授教300名学生,使大学的师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全面超载,牺牲质量换取数量,导致了欧洲大学的全面没落。中国最近几年
的扩招,也经历的同样的过程。但中国没有欧洲那种禁止学校乱收费的法律,学校一面吃皇粮,一面对受教育者横挣暴敛,不仅教育质量下降,老百姓反而更上不起学。
第二类模式,是美国的州立大学。这种大学从州政府获得大量经费,因此收费较低,特别是对本州的纳税人学费优惠。不过,这种大学必须平衡预算、和大量的私立大学竞争。收费再低,一般也高于欧洲那种不反映教育成本的象征性收费。
第三类模式,是美国的私立大学。这种大学必须在市场上竞争,但一直是非赢利机构。所谓非赢利,主要有两个意义:第一,大学获得免税的优惠;第二,大学的所有收入,不能私分,而必须再投入到教育中,保证教育资金不外流。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我们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这种模式。
第四类模式,是产业化的大学,在美国叫赢利型大学。这种大学和私立大学接近,但不是非赢利机构。其经营方式,如同上市公司。挣了钱分给股东,同时向政府纳税。这类大学最近几年在美国迅速崛起,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誉。比如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就认为赢利型大学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健康的方向。国内的“新东方”等等民办学校,实际上就是这种模式。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的大趋势,官办教育已经没有出路。欧洲大学江河日下,不得不学习美国的模式进行改革。中国的大学更是腐败不堪,这次审计出乱收费的学校,多是清华、北大、复旦这种从政府拿钱最多的学校。相反,最为市场化的美国大学体制,无论是州立、私立、还是赢利型大学,发展得最健康,美国的年轻人只要自己想上大学,几乎人人都有机会,也付得起学费。
为什么会如此?首先,美国大学的经营,严守市场逻辑,大学的收入必须反映其教育成本。这样,大学就有资源提高教育质量。第二,政府并非把教育的责任推给市场,而是遵循市场原则经营自己的教育投入。按教育成本收费,许多学生自然负担不起。政府的解决办法,不是用行政命令的办法限制学费,而是直接给学生提供奖学金、贷款。这就形成了高学费、高奖学金的体制。大学有充足的资源,但弱势阶层又能上得起学。第三,最为市场化的赢利大学,因为严守物美价廉的竞争准则,反而起到了抑制教育费用上涨的作用。比如,这些学校知道学生从政府那里可以拿到1万美元的奖学金,自己的学费就压在这个价码之下,以求吸引学生。这也怪不得,这种赢利性大学中的学生许多来自弱势阶层。在中国,你总听到清华、北大这种官办大学乱收费。但很少听到象新东方这种产业化的教育机构乱收费。这样的产业化学校,实际上是中国教育体制中最健康的一部分。这种学校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这也是我提倡在大学实行教育券改革的原因。比如,我们一年招一百万大学生,需要经费二百个亿。按人头平均,一个学生两万元。如果政府切断了对大学的直接拨款,把钱直接以教育券的方式给通过高考分数线的学生,我们的高等教育就会有全新的局面。首先,学生手里有两万块必须花在大学里,这个学生可以同时报考几个大学,他选择去哪里,他就可以用手里的教育券缴纳学费,给被他选中的大学带来教育经费。学生可以象在市场购物一样,挑物美价廉的学校上。大学会竞争提高教育质量,降低教育成本。因为学生不来,学校就破产。这样才能帮助我们走出目前的高学费、低教育质量的困境。
2004年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