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8年谈素质教育以来，我们依然改变不了“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局面。从教育部长、各阶层学校管理者到每一位教师，从家长、家长的家长到社会各界人士，发出各种声音，唯独听不见千千万万受教育者自己发出的声音。钟道然从人大附中叛逆的“好”学生到人大失落的大学生，一位体制教育的成功者，却“离经叛道”向中国教育“宣战”，发出了“我不原谅”的呼喊。中国教育在摧残他的天性、打碎他的想象力、毁灭他的生活时，他当然有权利反抗，去做真正的自己，做最好的自己。这是一本好书，它的价值在于听见了最有说话权利的受教育者的呼天呐喊，填补了素质教育研究的空白。借用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的话说：“反思有利教育改革。我觉得钟道然这种做法本身是一种好事。在应试教育下，很多学生丧失了质疑精神，所以不管是韩寒式的反抗，蒋方舟式的反抗还是钟道然式的反抗，都是有意义的。”
钟道然首先批评中国教育缺乏独立精神，感叹道：“中国教育是痛苦教育，行为被束缚只是表面痛苦，精神被折磨才是深层的痛苦。”（钟道然著《我不原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版，第18页）他给中国的学生的自画像是：“绝对服从的小学”、“被缚与抗争的中学”和“精神死亡的大学”。教师、家长发明改造训化“好孩子”有三大招术：树权威、喊口号和去除自我意识。他们有了权威就有绝对的统治，就好命令学生喊荒诞的口号，就用“非好即坏”的思维模式，强制学生接受大人的价值观念。他们形成合力，家长要孩子为父母“争气”，光宗耀祖；老师向学生高呼“为集体争光”，不能为自己活着。“如果说小学的教育还如太极拳一样管制得挺有技术含量的话，那中学则是美式摔跤，简单粗暴直截了当，就跟你玩硬的，不把你的灵魂打得七窍流血气尽人亡誓不罢休。”（同上书，第35页）中学有两道“鬼门关”：中考和高考。上课禁锢学生的行为，迫害学生的精神，如同“上刑”。语文、数学、英语都是“背+扣套路”，人云亦云就是学习，容不得你批判创造。“中学的任务就好比是把人傫成一傫扔进复印机，给你们脑袋印上同样的东西。”（同上书，第42页）到了大学，则是大号的中学。有人说，大学是个坏公司。这间公司最“妙”的地方是，它既是公共服务，又是产业经营；它既面向社会，又针对个人；它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它是投资，却并不保证你的回报。（陈漠《大学是间坏公司》，《新周刊》总第325期，2010年6月15日，第38页）一言以蔽之，刘道玉先生说：“大学之丑归纳起来就三个字——乱、脏、臭。”沽名教授表明大学已经不再是净土。“大学只需要毫无生气的螺丝钉，不需要有梦想的人，所以要杀死的就是学生的梦想。”（同上书，第66页）在这里，大学生只学会低头走路，不去仰望星空。面对被浪费的青春，钟道然以切身体会对当今僵化的教育制度进行强烈的抨击， “中国的学生，是背书做题造就的，……是考试卷子造就的，是一道道题的标准答案造就的” （同上书，第4页）；“小学拿走了独立价值观，中学拿走了自主思考，大学拿走了理想梦想。”（同上书，第78页）钟道然紧接着对中国教育进行了行业性分析，称中国教育的实质是“人才”制造业——“把学生作为原材料，对其进行流水线生产，去个性化制造，并用统一的标准衡量其质量，最后把批量产出的‘人才’输送进社会。”随后进行中外教育比较，倡导学生的权利——人的权利和自由。
中国教育问题多多，非常严重，是因为违背了教育的本质和学生的本质属性。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们通常所说的教育是狭义的学校教育，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向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以使受教育者发生预期变化的活动”。为了认识教育的本质，必须具体分析教育的构成要素。教育由受教育者、教育者和教育影响构成。受教育者是教育实践活动的对象，教育者是教育实践活动的主体，教育影响是教育实践活动的手段，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相互作用，以一定的教育影响为中介，教育者作用于受教育者的结果是受教育者的身心发生预期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教育者自由意志的产物，而是受教育者自觉参与下实现的。（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教育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版，第19-31页）学生的本质属性是主动系统地学习间接经验的人，是具有独特性的人，是发展中的人，具有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特点。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儿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如果想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卢梭著《爱弥儿：论教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版，第28页）钟道然认为：首先，教育的目的是让人成为他应当成为的人。教育应该让每个学生找到自己最适合干的事，然后帮他朝那个方向前进。其次，教育应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和批判精神，它的功能是把人脑独特的价值引导出来。最后，老师和家长必须平等对待学生，给他们充分的权利和自由。他的观点非常遵循教育的本质和学生的本质属性。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提出儿童利益最佳原则、尊重儿童尊严原则、尊重儿童观念与意见原则、无歧视原则。根据《儿童权利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儿童应享有受教育权、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身体自由权、内心自由权、休息娱乐权、隐私权、生活获得照顾权、保护权、拒绝乱收费权、拒绝不合理校内外活动权、平等对待权，等等。可是打开报纸，点开网络，中国教育侵犯学生权利的事件，比比皆是。远的不说，克拉玛依市大火至今还回响着“不要动，让领导先走!”（注：1994年12月8日，克拉玛依市教委和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在友谊馆举办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基”评估验收团专场文艺演出活动。学生、教师和有关领导共796人参加。在演出中，舞台纱幕被光柱灯烤燃，火势迅速蔓延至剧厅，产生大量有害气体，由于友谊馆内很多安全门紧锁，从而酿成325人死亡，132人受伤的惨剧，死者中288人是学生，另外37是老师、家长和工作人员。大火燃烧时，市教委副主任唐健在台前喊：“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在他的指挥下，自治区验收团20多人、市委教委20多名副处以上的干部迅速安全撤离火灾现场。）近的，在浙江师大任教的蒋某常和儿子玩掐脖子游戏，5月6日，掐死13岁儿子，事情的起因是孩子当天不肯起床吃早饭。（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12-05-08）我们的教育要么是没有爱，要么是因爱生害。易中天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批评中国教育，说：“今日之中国教育，学校是工厂，院系是库房，班级是车间，学生则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齿轮和螺丝钉，只不过有的镀金，有的镀铜，有的压了塑料膜。但指导思想和生产模式，则是一样的。目标，是‘望子成龙’；标准，是‘成王败寇’；方法，是‘死记硬背’；手段，是‘不断施压’，还美其名曰‘压力即动力’。至于孩子们是否真实，是否善良，是否健康，是否快乐，没有人去想。最需要‘以人为本’的领域，却最不拿人当人，这真是一个奇迹！”
中国的教育问题是不把学生当人看，教师把学生当做知识的容器，家长把孩子当做私有财产，不当独立的人。在我看来，基督徒对待子女方式，值得学习。“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圣经·以弗所书》6：1-4）他们认为，父母和子女是平等的，都是神的朋友，神的子女，都会听从神的教导。神学观点认为孩子是上帝赐给父母的礼物，父母应该把孩子培养成为虔诚的人，一生一世敬畏上帝的人，所以要教育好孩子，必须把他/她带到上帝面前。
钟道然认为，西方教育是用对待人的方式对待学生；中国教育是用对待机器的方式对待学生，具有一定“治统”性和“狭隘”性。易中天认为，中国教育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却忽略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结果是，文科生变成字纸篓，理科生变成机器人。谁都不会独立思考，每个人都丧失了自我；中国教育至少在口头上是讲“全面发展”的，但从来不讲“自由发展”。然而没有自由，又哪儿来的全面？黑格尔指出：“精神的一切属性都来自自由，都是争取达到自由的手段，都是在追求并产生自由。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易中天认为中国教育可以原谅，前提是必须改正，即要回到根本，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让每个人成为“真正的人”。不过，我个人认为，根据加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人不可能全面发展，所以“人的全面发展是个伪命题”，但是人应该自由发展。家长就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必须按孩子的本性接纳其实质，因为“孩子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圣经·箴言》20：11）“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圣经·箴言》22：6）
钟道然痛恨中国教育，永远不能原谅它。不是因为它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而是它浪费了他生命中最宝贵的十几年青春时光，他感觉跟杀了他一样。实际上，这就是应试教育对他造成的危害。按照他的说法，老师对上课的理解从来就是“我把我的想法”输入你的脑袋，就是老师在做一个“大脑置换术”；“考试是检验学生的唯一标准”，试卷上的分数成了所有人活着的意义。他向往能让人触电的教育，可是，“我没了想法”——这便是中国大多数学生的真实写照。史仲文教授说，应试教育有三大危害：反公民教育、反能力教育和反快乐教育。公民教育在中国大陆整个教育系统中几近于无。青年一代缺乏公民意识是一切社会悲剧中的最大的一种。很多官员拒绝公民教育，防民如防贼，害怕学生闹事。应试教育是僵死教育，知识是死的就没有灵魂，就缺乏能力的培养。教育本该是快乐的、有趣的、好玩的，可应试教育带给学生压抑和不快乐，产生心理问题，乃至走向自残或自杀的道路。所以，深受中国教育侵害的学生，都可以说“我不原谅！”，并要求中国教育向其道歉。
中国教育问题真的很严重。有哪些问题？从宏观上看，如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中国22%的人口的教育经费只占世界的3%。虽然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总量连年增加，但其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低位徘徊，甚至不升反降。1993年提出的、计划于上世纪末实现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 4%的目标，寄希望于今年实现。教育公平问题:教育差距加大、农村教育问题仍然突出、弱势群体和贫困学生关注不够，还有女性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等问题。从微观上看，以大学为例：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评估泡沫化、建筑浮夸化、人际厚黑化、排名黑幕化、资源集权化、招生产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财政腐败化、监督无力化、授课形式化、科研虚伪化、学术边缘化、精神犬儒化、教旨雷同化、姿态保守化、文化表面化、大纲统一化、设科短视化、教授娱乐化、学者江湖化、教师妖魔化、学生堕落化、学社商业化、作弊正常化、情爱游戏化、暴力频繁化、心理危机化……（黄俊《杰什毁了中国的大学？》，《新周刊》，总第325期，2010年6月15日，第34页）问题的根源出在哪里？前不久，湖北孝感一中吊瓶班微博图片引起热议，应试教育再次成为舆论诟病的靶心， “教育生病，学生输液”、“该打吊瓶的是教育体制”等讨伐声，不绝于耳，然而教育是没有“原罪”的，教育的“罪”来源于社会。我们如果不解决导致教育病的社会问题，而一味指责教育，岂不是本末倒置吗？
教育问题，根源在于教育体制；教育体制问题，根源在于政治体制。我们的民主制度，还不够完善，官本位现象非常严重，权力过于集中。“中国人是很容易变成奴隶的，而且变成奴隶还万分喜欢”（鲁迅语）。孟德斯鸠说：“在专制国家里，人的命运和牲畜一样，就是本能、服从和惩罚。”又说：“在专制的国家里，教育从某些方面来说，是等于零的。它不能不先剥夺人们头脑中应得的一切，然后再给人们一点点的东西；不能不由培养坏臣民开始，以便培养好奴隶。”所以，当前，首先必须加强政治体制自上而下的改革，每个公民“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建造得起来的！”（胡适语）作家冯骥才说：“美国没有组织部，所以没有买官卖官；美国没有国土部，所以没有强拆；美国没有铁道部，所以没有黄牛倒票；美国没有宣传部，所以记者可以探究真相；美国没有文化部，所以文化繁荣；美国没有广电总局，所以能拍出大片；美国没有科技部，所以科技发达；美国没有国家民委，所以民族和睦相处；美国没有宗教局，所以宗教能济世利民。”套用他的话说，美国“基本没有”教育部，所以美国教育非常成功。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的宏观服务与学校微观的活力之间有比较好的融合，政府不对学校干涉和控制。与美国相比，中国人口众多，地区差异巨大，教育更应分权。顾海兵教授认为，教育部可以和科技部、文化部等合并，重新定位教育部的功能，基本取消教育部的审批职能，更多的行使资助、监督、引导、平衡等职能，由省级教育部门担当教育立法主体，县级教育部门承担教育具体管理，但教育部门与学校绝不是上下级的行政领导关系，而是法人之间的民事平等关系，学校绝无官级，学校必须要民主办学、教师治校、人民代表与社会质询监督。与此同时，财政体制、人事体制等也要做同步改革。
其次，我们当旗帜鲜明地反对谎言教育。哈维尔说：“一个表面平静的社会很可能以善恶的混淆为背景，一种严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为代价。要防止这一切，前提是反抗谎言，因为谎言是一切邪恶的共同基础。”（转引自《读哈维尔》，《散文》海外版2001第5期）一是教科书要忠于事实。“文革”期间，四川大邑县刘文彩被作为恶霸地主的典型写进小学语文教科书，那时我想到他家的收租院、水牢，便激起了我对地主、富农、坏分子的刻骨仇恨。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并非这么回事。“在抗日期间，刘文彩耗资2.5亿，兴建安仁文彩中学，他立碑言志，‘学校成立之日，刘家对之不再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还重金聘请各地名师，每年把200亩良田的收入捐给学校，设立‘清寒补助金’。”（康鹏《军阀也有远见——民国时期不遗余力办教育的地方实力派》，《传记文学》2012年第1期）我读高中时，政治老师对着教科书照本宣科，讲美国经常发生经济危机，美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美帝国主义是垂而不死的”。二是教师不要被政治教育蒙蔽，或故意欺骗学生，要诚实地告诫学生。读小学时，老师、校长常常告诉我们，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受资本家剥削，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就是受欺负的历史，中国人总是受西方列强的欺负蹂躏。民国时期，民不聊生，国民党假抗日，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八路军把日本鬼子打回老家。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把党来比母亲，党的恩情比海深，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三是教育学生做诚实的人，教学生活中杜绝谎言。记得在读小学时，老师布置写做一件好事或记一件有意义的事的作文时，我们总是写在上学或放学路上，把牛或者猪从庄稼地里赶出去，或者帮助别人推板车上坡，或者夜晚在生产队的辣椒地或果园里或仓库里守侯，防止阶级敌人偷东西或者破坏。谎言越美，越受到老师的表扬。我想，孩子撒谎大约从作文开始。语文教师在教孩子作文的时候，是否注重在做人方面进行语文教学改革呢？郑渊洁在《皮皮鲁总动员》里说：“一个国家的孩子如果说大人话办大人事，这个国家的大人准说孩子话办孩子事。”文章应该是有血有肉，充满着真情实感，尤其是学生的日记或作文。作文一定要杜绝撒谎，注重教学的教育性。
再次，一定对学生进行 “（国）家丑”教育。比如人们非常关注的“右派”、“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话题在历史教科书一笔带过，有的不提，甚至还被一些人刻意美化。实际上已经有权威的说法或定论了。比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称：“1960年，中国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一千万……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秋瑞研究，认为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是2158万。“文革”的性质早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已经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距今才几十年的短短历史，伤惨对经历的健在者是刻骨铭心的痛，可是我们许多80后、90后、00后对这些“（国）家丑”一片茫然。
洞察过去，以史为鉴。1986年6月15日巴金老人在《“文革”博物馆》中写道：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唯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 的主人。美国人编写美国历史教科书值得我们学习，他们越是丢脸的事儿写得越细，比如歧视黑人，大萧条时期虐待华工，从不自吹自擂，赞美自己的“伟大成就”。美国人把家丑抖露给下一代，是为了警醒后人，不可犯同样的错误。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全国两会后的答记者问时，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索尔仁尼琴说：“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命力被暴力所摧残，它不单是禁止舆论自由，而是强制性一个民族的心灵，并根除记忆，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民族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中国教育，别忘了，把“（国）家丑”植入全民族神经，特别是年轻一代的集体记忆。我们只有诚实地面对历史，不回避“（国）家丑”，才有利于全社会形成政治改革、教育改革等各种改革的共识，才能有利于社会发展，人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