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西方各大主流媒体显著报导报告内容，指出“若中国不实施深度改革，包括缩小其庞大的国营企业规模，使其如一般公司一样运作，中国将面临经济危机。”这份报告由世银与中国国务院智库合作编著，预计在2月27日的研讨会发表，左里克将在开幕中致辞。

国家主导式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精神?

《华尔街日报》报导中说，来自6名报告参与人与评论人的消息，报告指出了中国最敏感的政治经济议题，希望能对中国下届领导人有所影响。报告还挑战了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报告警告，中国的经济成长面临突然减速的危险，且不会有太多预警。这在巴西、墨西哥等飞速发展的开发中国家已有先例。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会出现经济学家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报告提醒，急剧的下滑将加重中国的银行及其它部门的问题，且为危机推波助流。

报告以“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为副标，突显中共下届领导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报告指问题来自国营企业，建议国营企业应受到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督，并敦促当局改革地方政府财政、促进竞争及创业精神。

北京的投资公司Primavera Capital Group执行长弗瑞德‧胡（Fred Hu）表示：“中国的国企正在十字路口上。看它是选择在大型国有企业操纵下的国家主导式资本主义，还是走自由市场精神。”

中共显而易见的政治接班人、现任副主席习近平，给出了自己的经济政策的一些线索。分析人士预计，备受关注的报告会在习近平和他的盟邦间形成是否要对国家主导型经济进行改革的讨论，这对中国私有企业发出了警告，正在成为中国和其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间关系紧张的源头。

世界银行主席佐利克说，报告列出了中期发展道路的建议，帮助中国向高收入社会的转型。

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都没有对报告中的结论做出具体评论。

国有企业占尽国家资源

报告最具争议的地方：如何管理国有企业，其占据了国家能源、自然资源、电讯和基础设施工业，并能很轻易地获得国家低息贷款。

美国财政部秘书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和其他西方官员争论说，对这些企业的补贴扭曲了国际竞争力。国内的批评家抱怨说，公司窒息了国内竞争，使用垄断利润扩展到了其它商业，只支付了微薄的红利。

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争辩，资产管理公司应该监督国有企业。资产管理人会努力确信公司沿着商业路线运营，而非政治目的。他们会卖掉被判定为多余的公司，让被剥离该领域的私有公司更易于竞争。

上月佐利克在芝加哥对经济学家的谈话时说：“中国需要限制国有企业的职能，打破垄断，使所有权多元化，降低私有公司的准入门槛。”

目前，很多国营企业都有地产补贴，使得土地价格上涨，产生了中国政府正在压制的住房泡沫。

报告还建议国有企业的红利要大幅增加，这会增加预算收入，有钱支付新的社会项目。

国企私有化 中国政治上行不通

中国和美国经济学家表示，从盈利的国企获得的红利都被国资委（SASAC）用在了亏损的国企上。国资委是国企的监管部门，并确保国企能够赢利。

Barclays资本公司的资本经济学家黄亦平（音译，Yiping Huang）说：“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提议。”但其他人争论说，提议不够深入。世界银行和DRC都没有提议将国企私有化，指出这在政治上行不通。

国资委和中共、人事部门任命国企的负责人，也能够替换他们，使得公司的决策权完全偏向了政府一方。还不清楚报告是否建议要改变这种管理方式或提议如何雇佣或解雇资产管理人。

报告参与人指出，如何处理人事问题“是最具争议的问题，一直要争论到最后”，并补充说，参与方经常在中国经济发展上要给国家多少、以及政府和党应该继续起到多大的作用的问题上观点各异。

即使如此，国资委在会见“中国2030”报告团体时严厉批评了提议，出于会丧失权力的危机感将尽力阻止其施行。实际上，很多建议被认为有政治威胁，中方坚持说报告被标为 “研讨版”，意思是说在周一的北京研讨会上做出评论后有可能会变化。国资委没有立即对评论的要求作出回应。

依赖模仿的工业 限制增长

在中国公司目前面临的挑战标志中，全国生产活动衡量指数二月份略高，但仍然连续第四个月收缩。二月份基础产业HSBC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7，相比之下，一月份最后的读数为48.8。小于50的读数表示比上个月有所收缩。

德国银行的中国经济学家马军表示，目前中国很容易进入大幅经济下滑，因为太过依赖模仿海外技术的工业，自己的突破不够，这是限制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问题。

南韩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了5,000美元后，还能够继续快速增长，就是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南韩推动了革新。以革新的重要指标——人均获得的专利来衡量的话，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南韩了。

“中国2030”力促普及儿童早期教育，以确保贫穷的中国年轻人不会很快落在富有者之后。而这些项目在富有国家和拉丁美洲已经很普遍了，但在中国却因为税收制度带来了特别的挑战性。

中国地方政府经常从销售土地上获得多数收入，而不是税收。这导致贫穷的中国人怨恨很深，因为村里的干部以低价购买城市郊区的土地，再以高价卖给开发商获取高额利润。

报告力促，中国社会支出的资金应该来自于国企红利、住房、公司和其它的税收。左利克在芝加哥的谈话中说：“我们会建议将所有的资源都放在预算上，公共融资需要透明和负起责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