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经济本身以及中国经济现象在全球经济中地位无疑是越来越重要了，中国的经济总量按汇率计算虽然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但是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是美国的3—4倍。如果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经济规模已超过美国一半，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每年经济增量已超过了美国。在国际贸易方面，中国则已经是全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加入WTO以后，每年的对外贸易增长率超过25%。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增长影响了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一、二年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中国热，所有的主要媒体、杂志，都以大篇幅报道中国发生的事情。国际上许多非常有影响的顶级经济学家，包括像Joseph  E. Stiglitz教授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到中国来的常客。中国热背后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大家都想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

我们很可能迎来国际上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的到来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经济现象提供了许多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经济规模大，经济现象就重要，但是一个经济学家要成为经济学大师还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理论的创新总是来自于一些新的未被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以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来说，193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不能用新古典供给和需求均衡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于是产生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到1960年代出现了滞胀，通货膨胀并没有像凯恩斯主义所预测的那样带来就业增加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因此出现了理性预期理论。到1990年代，经济学家们又发现政府确实可以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对经济进行微调，因此又出现了新古代综合理论和新凯恩斯理论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许多用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简单地举两个大家熟悉的例子。一是中国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到了1980年代末已经取得了连续十多年快速经济增长的成果，但是当时主流经济学界普遍对双轨制的改革抱着非常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随时会出大问题。那时在主流经济学界广为接受的一个看法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双轨制经济不如原来的计划经济，而且认为要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改革就应该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休克疗法，理由是一个经济体系要有效运行必须有一定的制度保证，包括价格由市场决定、产权私有、政府平衡预算。经济学家通常对很多问题意见分歧，但是Larry Summers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主流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如何进行改革才会成功却出乎预料之外地具有共识。但是中国经济1978—90年的年均增长率是9%，1990年到2005年的年均增长率则提高为9.9%，并没有像当时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预测那样出现崩溃或是停滞。苏联东欧在进行了休克疗法以后，也没有像主流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经济出现快速增长，反倒是崩溃、停滞了，而且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许多国家还未恢复到转型前的水平，绩效比较好的东欧国家各方面跟中国比较起来还是远远不如。

最近一个例子是2000到2002年间，国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假的，争论的原因是我国从1998年开始出现通货紧缩，物价年年下降。在国外出现通货紧缩，一般经济会非常疲软，增长速度为零甚至是负的，只有在政府强力的财政政策支持下增长速度才可以比零高一点。最明显的例子是19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和1991年开始日本的通货紧缩。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1998年7.8%，1999年7.1%，2000年8.0%，2001年7.5%，2002年8.0%，是这段时间里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于是认为我国的GDP增长速度不是真的。而且，1997年我国的能源使用下降0.8%，1998年下降4.1%，1999年又下降1.6%，一般认为7% 或8%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高速的增长，高速增长时能源使用应该是增加的，但是中国的能源使用是下降的，这更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怀疑。于是匹兹堡大学的Thomas Rawski教授首先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顶多是3%，很可能接近零，这个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被广为引用。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经济学家，现在普遍认为中国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比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高而不是低。

从上述的例子可知，国外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的许多预测后来证明是不对的。Thomas Rawski 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真是假的争论，有些人会说他是中国观察家，不是顶尖的经济学家，不足为道。然而，向苏联、东欧推荐休克疗法，认为休克疗法会在短期内给苏联、东欧的经济带来快速转型，以及效率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同时又对中国双轨制改革抱着悲观看法的经济学家中，绝大多数是主流的经济学家，而且很多是大师级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大师对这么重要的经济问题开出药方、做出预测，结果却与后来发生的事实不符，其原因应该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些大师不懂经济学，二是现有的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本身有问题。现代经济学中的许多新理论进展是这些大师发展出来的，因此他们不可能不懂经济学，问题应该出在现代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上。

其实不仅现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和主流文献上的许多理论在解释中国和苏东的转型问题上无能为力，而且，许多有关经济发展的理论也有同样的困境。二次大战以后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开始自主地追求经济发展，可是，经济学界里众人共知的一个事实是，1950、60年代，按照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都很糟，发展比较好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经济政策从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看是不对的。

和1950、60年代相比现代经济学在增长和发展问题上已经有了许多新的理论进展，问题是这些理论进展是不是就真正揭示了一个经济发展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比如说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转为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在技术创新上的作用和规模经济，认为这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成败的关键。但是亚洲四小龙和日本这些追赶成功的经济在她们追赶阶段时的教育总体水平是比发达国家低的，而整体经济规模是比发达国家小。固然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是关键的决定因素，那么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较低、规模又较小的东亚经济应该无法赶上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的差距。另外，社会主义国家中，像苏联、东欧、古巴的教育水平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高教育水平没有带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成功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那么菲律宾奉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和民主制度，教育水平和普及程度在亚洲国家则属于最高的，但是，菲律宾的经济发展绩效却是属于最差的。所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可能同样尚未揭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败背后的最重要决定因素。

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热过一阵子后，现在新的热点是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研究的重点是三、四百年前美洲各地不同殖民地由于特殊的环境条件所形成的制度如何决定了现在美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三、四百年前制度条件即使真能决定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那这样的理论对我们如何改变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命运也是没有帮助的，因为我们无法回去改变三、四百年前的条件。何况美洲国家的发展情况也是在变动的，例如，智利在1970年代以前经济发展的情况和其他拉丁美洲一样很差，但是1970年代进行了改革以后经济一直发展甚好。三、四百年前的制度条件是不变的，不能用一个不变的条件来解释变动的情况，因此，现在发展经济学的热点同样尚未真正触及决定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现代经济学在改革问题上和发展问题一样遭遇到同样的困境。世界银行的一个前首席经济学家William Easterly在2001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迷失的20年（the Lost Decades）》的文章，讨论从1980年代初开始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指导下按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的成效，他发现按照现代经济学里所认为的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绩效的主要变量来看，这些发展中国家都有了巨大的改进，例如，政府的预算平衡了，市场开放了，金融自由化了，但是，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并没有改变。他发现在1960—70年代的时候，这些发展中国家中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是2.5%，但是在1980、90年代则下降为零；而宏观经济的波动在1980、90年代则比1960、70年代还差。

所以就和我国关系重大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来说，现代经济学有关改革和发展的许多理论既难于解释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和失败，也难于解释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成功和失败。但是，我认为任何经济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并不代表这个现象不能用理论来解释。其实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时，这是进行理论创新的最好的机会。理论本身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一个理论在其逻辑体系中能保留的社会经济变量的数量很少，当一个经济学家构建其解释现象的理论时，在无穷的社会经济变量中到底要保留哪些变量，我觉得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里因素在，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了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中国家的问题上有优势，实际上，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创新，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要把机遇变成现实需要克服许多挑战。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是学生选修最多的学科，中国学生学经济学抱着经世济民的目的。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下子从天朝大国变成了贫穷落后国家。如黄仁宇教授所说的，在近代史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心里充满着两种情操：救亡和图强。当外敌入侵，国家处于存亡危急之秋时，一心想的是救国；当和平时，一心想的是怎样让中国富强起来。现代经济学以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为起点，斯密探讨一个国家怎么富强起来。因此中国学生一心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来学习现代经济学，希望学得真经帮助中国重新富强起来。

问题是取回的经即使是真经不见得适用。任何经济学包括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都不是真理，理论模型中所探讨的因果关系都是在一定的限制条件才成立的，并不能放诸四海而皆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转型中国家，中国的限制条件，包括文化、社会制度、法律构架、物资条件、市场发育水平等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取回的经在发达国家或许是适用的，但是在中国很可能因为条件的差异，而适用性要打很大的问号。更何况现代经济理论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的，经济增长理论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到新增长理论、到新制度理论，宏观经济理论从凯恩斯主义，到理性预期理论，到新古典综合理论，无一不是在不断否定中前进。如果我们要取现代经济学的经回来运用，到底取哪一部经？如果我国的经济学教学要真正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化做贡献，我们这些做老师必须非常清醒这是一件非常困难、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要克服上述挑战，首先老师必须改变自己的教学、研究思维方式。在西天取经思维模式下，现在大学里优秀教师，一般是把国外的理论搬回来，进行总结，系统整理，进行阐述。1987年我回国时，不论到哪个地方，大家最希望我做的是介绍国外最前沿的理论。这种求知若渴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但是经济学的教学如果是为了帮助学生了解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预测这种现象的演变，进而根据了解和预测来避免或改变这些现象的话，这种追求现代经济学前沿的教学方式是不合适的。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通常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提出的，那些理论通常是为了解释现在发生在发达国家的现象，其问题特性不见得和我国相同，因此那些理论不见得有借鉴意义；即使有些理论讨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问题，也常因为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因素的切身体认而有隔靴搔痒之憾。以传统西天取经的思维方式来进行教学，很可能把经济学教育变成刚才Stiglitz教授所说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的教育，对以天下为己任的学生产生误导。

刚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强调我国应该进行自主创新。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上，同样需要自主创新。要做好经济学教学工作，老师必须真正深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现实，去了解这种现象，从现象的背后中归纳、抽象出能够解释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只有这样的教学才能帮助我们的学生了解我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这样的教育才不会是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式的教育。

经济学教员还需要知道任何一个现象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因此解释一个现象也就会有许多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中有些是竞争的，即一个对另外一个就是错的；有些则是互补的，即可以同时是对的，只不过相互补充而已。而且即使一位老师对某一现象提出的理论是对的，也必须了解到中国的社会经济是不断在发展的，在今天是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到明天也许就不再具有解释力。《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任何理论都是可道的道，而不是常道。老师所要教给学生的不在于一个个现成的、学生毕业以后可以马上运用的理论，而是一个看问题、分析问题方法，也就是要“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在经济学中“道”是什么？ “可道”又是什么？ 我理解经济学永恒不变的“道”，就是“一个决策者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总会做出他所认为的最佳选择”，也就是“理性”的基本假设，“可道”则是从这个经济学独特基本视角为出发点来观察现实的经济现象所形成的各种解释现象的理论。

要“授人以渔”在经济学的教学上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建立起一个观察问题的理性视角。那么在经济学的教学中要不要教现有的在国外发展起来的理论以及由国内的经济学家所提出来的理论，其答案则又是肯定的。只有从这些理论来进行教学，才能帮助学生了解经济学的范畴，只不过在教现有理论时，要给学生强调这些理论只不过是这种理性的分析问题的视角在现实的运用上的范例，有些理论由于其限制条件和我国的具体问题相同，因此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有些则条件不同不能生搬硬套。

在本科生阶段，经济学教育主要目标是教会学生在面对一个经济现象时不是去找现成的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而是会用理性视角来观察这个现象。到了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则必须更前进一步，除了要有正确分析视角之外，还应该训练他们有能力把根据这个视角对所观察的现象进行抽象，然后把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用严谨的逻辑表述出来，最好是能用国际上主流经济学界通行的数学来建立逻辑模型。其次任何一个现象只要能够用一个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来解释，就代表这个现象可以通过不同限制条件组合，用很多同样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来解释，在这些理论之间许多会相互竞争。因此还必须训练研究生会收集和整理数据，用计量方法对理论模型的各个推论进行检验，以验证自己提出的理论和别人提出的理论。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创新型的经济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