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不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
——龙希成访丁学良
人类有史以来，虽然也有文明灿烂的争辉，但国家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较量。自20世纪末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国家间的竞争已主要表现为对人才资源的竞争，大学争创一流的竞争，核心则是大学制度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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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提出“科教兴国”以来，各地大学合并的浪潮风起云涌，政府也加大对大学，特别是对少数几所重点大学财政支持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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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认识现代大学的功能和我国大学制度的现状？是什么人、什么标准在主导今天中国大学的走向？我们有哪些制度是亟待建立的？如果不建立的话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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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龙希成专程采访了丁学良。
丁学良，曾就读于两所中国大学、两所美国大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后，先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香港科技大学任教。2000～2001年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三次作“何谓世界一流大学”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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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不是根本问题
《21世纪》：丁先生，有人说“一流大学”这个话题已经成为您的“专利”，因为您去年在北京等地所作关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演讲，国内转载的报刊媒体不下400家。现在各地都在搞大学合并，政府对少数重点的大学的财政拨款大幅增加，人们对中国出现一流大学的希望殷殷。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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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我的看法是，给定中国政府、社会今天资源的不平衡状况，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怎样在既定的现实条件下，尽可能使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少数几所顶尖的大学，缩短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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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讲，现在是“赶”的问题，要跟人家平起平坐还早着呢。教育上“大跃进”是不可能的！
办大学同办企业有类似之处，但办大学比办企业更难，牵涉的问题更多。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企业尚难与世界500强竞争，我们怎么能够指望在更短的时间内，中国的大学跟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并驾齐驱？这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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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要讨论：在目前条件下，怎么样能够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分配和更有效的利用，以便使得中国最主要的大学，在和世界一流大学缩短距离的进程中速度更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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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特别强调，现在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大学里，或是在媒体上，很多人都有一个观念，就是中国的大学办得不好，主要原因是钱不够。因此，要想把中国的大学办好，就要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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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同以前办国有企业的说法如出一辙。以前国有企业办得不好，列出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资金，所以你银行要给我贷款，你政府要给我优惠等等。这个思路，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话，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同。但是，20多年改革开放过去了，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有机会经常在国际上做比较研究的人，就怀疑这个说法是不是中肯？有没有潜在的误导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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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说，中国政府对教育资金的拨款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几年来政府也还是对少数几所顶尖的大学给予了特别的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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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少数几所大学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学院、系或者专业，已经非常会在中国的社会里找资源，而不只是向政府要钱了，比如工商界的捐款、海内外民间人士的赞助等等形式。对于这些大学、学院、系或者专业，他们办得不好，根本原因就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缺合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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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随着资源的大量增加，这些大学也不是一点成绩都没做出来，也做出了一些成绩。
但是，相对于他们所获得的这么巨大的资源，他们所取得的成绩远远不够！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产生了许多问题，包括假冒伪劣在内的广义的学术腐败，包括对资源的利用不当或浪费。这些问题可能引发下一轮中国高教改革出现大量新的问题。这就像国企改革，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公正的制度环境的话，你即使给了很多的资源，也不能把企业办好；同理，也不能把大学有效地改进。甚至钱给得越多，浪费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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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看近代史上中国高教界出人才最集中的两个时期。自中国引入西方现代大学制度100多年以来，一个是“五四”前后，出了很多人才，可以说是群星灿烂，而这些人才都不是一个派别的，而是方方面面的。第二个出人才最集中的时期恰恰是中国最穷的那段时间，也就是西南联合大学时期，那时候是抗战。最早拿着中国国籍获诺贝尔奖的两个人，李政道、杨振宁就是那儿出来的。其实那是整整一代人才，尤其是做自然科学的研究，优秀者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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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两个时期，中国高教界整体的资源状况，我不认为比现在更好。为什么在资源相对不充裕的情况下，出了那么多人才？如果今天那几所受到优待的大学，总是从纯粹经济资源的角度看问题，说大学办不好，根本原因是钱不够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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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一流大学的体制
大学的自主性
《21世纪》：您说内地大学没有一个合理的制度，请问一流大学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制度？
丁学良：大学本身作为一个制度（institution），有几个核心的部分。首先，大学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法人，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担独立的法律责任，不管它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或是公私共建的大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然，建立这样的独立机构之前，中国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这就像没有银行法就不可能有现代银行制度，没有公司法就不可能有现代公司制度一样，如果没有“大学法”或相关的法律，就不可能有现代大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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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有了这样的大法律环境后，创办大学的第一步，得有这所大学自己的“宪章”。这宪章就是这所大学的基本法，是不能随便改动的；小改动都要通过严谨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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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的制定不需要白手起家，它首先参照了本国相关的法律架构，也参考了以前好的著名大学的宪章，同时也应该参考本大学目标所瞄准的国际上那几所最好的大学的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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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英国习惯法条件下，公立大学创办有两个基本文件。一个叫The
University Ordinance，可译作“大学条例”，它是经由立法机构审定通过的该大学的“宪章”，规定本大学的目标，大学作为一个法人的各项权利，管理机构的设置，最高行政职位的构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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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文件叫StatutesofTheUniversity，可译作“大学章程”，它是在第一个文件下的具体化细则，规定在各级机构内各个委员会的设置、权利与功能、学位的设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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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从组织架构看，大学必须要有校董会。政府办的公立大学也要有校董会，其成员有的来自政府或立法机构，但更多的来自社会贤达，还有一部分是本大学的最主要的学术负责人。他们是本社会具有很高威望的公众人物，或是取得了很高专业成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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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会并不参与大学的实际运作细节，但每年都要开多次正式的会议，对大学的方向和重要举措进行监督、指导和规划。校董会不是政府某一部门的附属，而是由具备社会公信力和学术界高等职位的人士组成的该大学的监领机构，具有法律保障的独立自主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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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由法定的宪章保障。
西方大学体制中有一样基本的东西，就是大学的自主性。就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没有自主性就不成其为现代企业、就不能持续发展一样，大学没有自主性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型大学，就会缺乏生命力。这一点大学与企业是共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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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使人们达成共识：企业必须要有自主权；当中国的企业还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没有希望。我们同样可以说，如果中国的大学仍然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的话，中国的大学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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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聘用的程序与规则
丁学良：在校董会下面，大学设置自己的行政架构。
要保证大学运作的相对独立性和严格的学术标准，最重要的是，在聘请教员和对教员的学术成就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评鉴的时候，依据什么样的程序和规则？中国内地要想办出几所在国际上受尊重的、在科研和教学上有可持续发展后劲的大学，最重要的是看这几所大学，有没有一套相对透明的、公正合理的、严格的聘请教员、对教员学术水平进行评鉴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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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公正合理”各人有各人的价值标准，不好谈；“透明”、“严格”，从普通教师的录用到大学教职的评定，内地似乎不缺乏这些标准。问题是如何理解标准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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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大学的运作，要相对独立于政府机构，也要相对独立于工商财界，即便大学的资源主要来自政府或财界。因此在大学宪章中，必须有严格的条款，规定大学运作的规则与程序，必须强调学术标准主导而不是其他标准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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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内地的大学现在就有严格的招聘和评鉴教员的标准，我看不到这样的普遍实例。
举例来说，像香港科大若要聘一个全职的教员———不管等级如何，从最起步的助理教授开始，都一样。第一，为了保证招聘过程的公正、透明和富有竞争性，招聘的广告须由“招聘委员会”开会讨论，逐字逐条定出对应聘教员的学术要求，是资浅还是资深的？研究方向是什么？等等。因为这牵涉到你把门朝谁开？开多大？而且要讲清楚本校对应聘教员的期待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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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该招聘广告须用英文、中文同时刊登，要列出刊登广告的报刊必须有地方性的和全球性的。我很想知道，内地有哪一所大学招聘教员的过程是坚持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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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做的重要性在于，尽少地使招聘新教员的过程受到既得利益的干扰，尽可能地把招纳人才的大门开得既透明又广阔。像香港科大招聘教员，中文的广告须在香港最重要的两家报刊登出，而且规定至少要登几次。这些技术上的规定十分重要。我不认为内地的任何大学，招聘任何地位的教员的时候，坚持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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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以外，更重要的是英文，因为香港科大的工作语言是英文。所以一份招聘广告至少要登在本香港的英文报纸上，登在北美或欧洲的两到三家对学术界影响大的报刊上，而且还要登在互联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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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来中国内地有几所大学花了很多的钱，宣传得那么热闹，要招聘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招聘这些教员的？不知道他们的广告登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招聘的标准是啥？根据什么标准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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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人难道不是内地大学招聘的对象吗？
我们这些人难道没有资格进入竞争吗？如果连我们这些国内出去的专业学者都不在招聘对象之内的话，那你招聘谁呢？国内几所大学已经聘请到的那些人，其中就包括了几位在学术水准和资历上欺骗公众的人，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招聘的过程不透明、不公正，程序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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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招聘过程是透明、公正、合理的话，就可以把欺骗的情况大大限制。
比如我到一所大学讲学，听说有海外归来者把自己的学位说成Post
Master。国外的确有Post
Doctor（博士后），但绝对没有Post
Master这一说。所以如果招聘程序是公开的话，很容易查出这样的伪证，查出来他就要负法律责任。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广阔的国家，有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有很多人在国外留学，其中有不少人在外国混日子，混真假不明的文凭。如果没有一系列的相关制度作保证，那你怎么去舍假取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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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内地很多大学的教员在抱怨，说自己没有到国外拿过学位，而那些不管在国外什么地方喝了点洋墨水的人，似乎一回国就天然地比土博士们高级。我非常同情这种批评和抱怨。怎么样才能减少这种情况呢？这就要把招聘的程序和标准制定和实施得透明、公正和合理。“黑箱作业”一定会导致假冒伪劣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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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少数几所大学已经有了那么多的钱，请问用这些钱聘请的教员中间，有多少人经过公开、公正的竞争遴选？如果大学聘用教员的程序和标准不合理的话，一切问题都会产生，因为一所目标一流的大学，可以在其他方面二流三流，但它的教员队伍必须是一流的，它对整个大学的品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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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评鉴与外部评审制度
丁学良：招聘教员是第一步。招来之后，香港科大还有定期和不定期的对教员学术成就的评鉴。定期指每三年对较资浅的教员评鉴，看他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什么文章，教学质量怎么样等等；不定期包括有人申请晋升或终身教职时对他的评鉴。如果大学不对教员进行定期和不定期评鉴的话，就会养了懒人、混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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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的大学里，包括那些资源很丰富的院系里，教员做了多少有水平的研究？外界同行不甚明了。这就是说，虽然没有钱很难办成一所好大学；但有了钱，没有一个好制度，照样办不成好大学。这跟办国企一样，因为体制不好，很多有钱的国企后来都破产了，烂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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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但我相信内地的大学一定也有学术资格的评鉴程序，问题在于评鉴的标准和程序究竟是怎么制定和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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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香港科大评鉴教员的学术资格也不是本校说了就算数。国际上著名的院校，像哈佛大学都有标准的做法，就是看重外部评审。香港科大把外部评审的分量放在不少于50％，有时大大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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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教员在本大学里工作了几年以后，要从合同制转成“终身教职”。这在美国的大学里是最重要的一关。通过这一关以后，除非你在法律上犯了严重过失，或者经常不履行你的教学职责，否则拿你没办法。过这一关非常不容易，要看你过去那些年里的研究成果和教学表现，在国际上、全国和本校里，相对而言做的成就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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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上最重要的是让你选择几篇自己认为是最好的论文（或专著），包括还没有发表的，代表你研究方面最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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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文送给外部评审人去评审。外部评审人不是找一两位，香港科大一般都是找7人，甚至9人，都是国际上的资深学者，但不告诉你他们是谁，匿名“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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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大选择外部评审人时有“六不准”：外部评审人不可以是你原来学位论文的指导教授们；不可以是与你共同发表过论文、论著的人；不可以是与你共同主持一个研究项目的人；不可以是你过去单位的同事；不可以是你现在单位的同事；当然不可以是你的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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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六不准”，当然不能100％地保证不出问题，但它会大大降低我们所谓的“猫腻”成分。我很想知道，内地有哪一所大学、哪一个院系在采纳这样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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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程序的成本很高，也不是说这个程序以后不需要改进了。程序永远需要改进，没有任何制度是没有毛病的。但在我看来，这个程序本身比现在内地任何大学所适用的程序，都要更透明、公正、合理、严格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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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内地有三五所大学试一试这个办法，我相信，凭着他们现有的经济资源，他们赶上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就会快得多、稳得多，我们中国的大学的未来就会更加有希望！这是我在作有关“如何创办一流大学”报告中多次强调的，也是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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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腐败的根源
《21世纪》：为什么内地有些大学有那么好的资源却改进缓慢呢？
丁学良：现在掌握着内地大学资源的人，有两类值得注意。一类是对学术没有兴趣的人，大学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当官、逐利的“名利场”，他们当然不会考虑提升学术标准。这类人占的比例越大，改革就越难。第二类人是有希望的，他们相对地对国外情况比较了解，在国外进修过、甚至拿过学位。但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在国外研究型大学里做过较长期的教学研究工作，他们在国外当学生的经验，对大学的管理和运作还相距甚远，对像聘请教员这样的核心环节不甚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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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就是既得利益太强。因为只要公开、公正、合理竞争的制度运作起来，就大大限制了某些手中握有实权的人，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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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并非圣人，他们在分析国企毛病的时候，可能会很透彻。可一旦他们自己成为某个大学或院系的头头，往往就会把分析国企毛病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尖锐和透彻，打80％的折扣。这就是利益牵制头脑。这是政治经济学的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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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也许这项制度太缺乏灵活性了吧？我们知道大历史学家陈寅恪在国外游学20多年，只求学问，不取文凭；钱锺书甚至连硕士学位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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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张五常介绍，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A.Director（系M.Friedman的妻兄）学历不过本科，著述不过10多页纸。按照您主张的那套招聘和评鉴教员的制度，这些人恐怕到好大学当教员的希望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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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首先我要强调，任何一项制度的制定，目的不是考虑个案，而是考虑通例。尤其是在规模比较大的社会，通例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远远大于个案。在任何社会，如果没有管通例的制度存在的话，会出现什么样可怕的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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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文革”前毛泽东对中国教育制度有过严厉的批评。如果从纯学术的观点看，他的批评有很多合理的东西。比如用僵化的考试办法“一考”定学生终身，分数压死人，学生没有时间读课外读物，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当时中国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文革”中废除一切考试，包括废除大学入学考试，代之以所谓的工农兵推荐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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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从来没有实践过这种办法的话，纯从纸面文字上看，我想200年后的人们一定会觉得，“文革”时的推荐办法肯定为那些天才青年学子们开辟了自由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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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的经验却是，那时中国所有的大学入学都在开后门、拉关系、贿赂、搞特权。结果大学非但没有为那些少数的天才敞开大门，甚至连高中的教育水平都保持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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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在一个社会里面，如果没有对90％以上的人适用的普适性的制度管理的话，其后果也一定保护不了少数的天才。一个出不了数量众多的人才的环境，必然不利于少数天才的出人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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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我们要针对当今中国的具体现实说话。从照办苏联模式起，中国内地的大学已经同世界一流大学落了那么远的距离。现在全国上下，包括政府和民间都急切希望办好大学，特别是缩短中国几所顶尖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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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由于内地大学教员的招聘和晋升的评鉴制度漏洞百出，太不严格，太不透明，太不公正，造成很多教员和大学生怨声载道；造成很多教员滥竽充数，很多教员多年来重复讲义，从来没有新的内容补充进去；造成很多所谓的研究论文是通过搞关系、送钱、开后门等腐败性的办法发表的（甚至剽窃）；也造成了中国社会假文凭的泛滥，并且由于学术资历的不可靠，造成学术骗子的春风得意、四处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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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现实，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社会恰恰是亟需一部比较公正的、透明的、合理的而且是对于90％以上的人普适的大学制度。当前首先应该解决这些普遍性的问题，以提升整个大学教育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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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是三大源泉
新观念的源泉，新知识的源泉，新人才的源泉
《21世纪》：请问，现代大学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是怎样的？
丁学良：大学作为一项制度，同广义的现代工业文明有着血缘上的联系。
它把工业化之前的众多仅具初级状态的要素结合在一起，找到了把它们结合起来的好方式，这样才促进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这是巨大的进步。大学起到一个“触媒体”的作用；其他要素都差不多了，但如果没有经过大学的“发酵”作用，其他的连锁反应就不可能发生。所以，没有西方现代的大学，现代的工业文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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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工业文明里，大学是三个东西的源泉：新观念的源泉，新知识的源泉，新型专业人才的源泉。现在的社会科技化程度越来越高，大学在这三个方面发挥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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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起步之初，那些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和组织生产的方法，大部分来自生产者、实践者的工作过程，是基于直接经验的。待到工业化达到中等程度之时，这些技术和方法的源泉，越来越出自大学的研究和实验室，先有观念的产生，然后系统化成知识，再应用于实践。进入20世纪后期，以前那些纯粹靠亲手“做”才能训练出的专业人才，越来越是大学系统培养的对象。大学办专业性的学院、专门的培训大纲和课程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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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现在社会上“电子商务培训班”热闹非凡，这是最近几年出现的事情。新型的人才，倒不一定很年轻，他可能在别的领域做了10多年了；社会天天在变，自己天天要学。学会了新专业，就变成了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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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随着西方老年社会的到来，医学越来越变成社会医学，因为很多问题不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它牵涉到怎样对待老人，呵护心理上、感情上的人际关系，等等，成为一项社会医学综合工程。相应地，现在西方很多公共医学院的相关课程，正在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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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后老年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将会造成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像照顾老人这种事情以前是跟大学毫无关系的，父母老了，照顾他们当然是子女的事，跟社会何干？以后这些都变成由大学训练专业人员来解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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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很多报道说，中国的大学里学生很多逃课、考试舞弊，这当然牵涉到学风问题。但在我看来，更深层的原因不能归于学生个人的道德品质，而要归于大学里的教研水平和课程的设置。因为大学的培训项目本身跟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脱节太远，学生不学并不觉得是能力上的损失，他只想得到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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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现在社会需要的那些知识的训练，反而改由社会上的“培训班”来承担，收费昂贵。
丁学良：这个功能恰恰应是今天中国的大学来承担的，现在给颠倒了，这就导致收费的混乱，信誉的混乱，也导致中国文凭的不值钱、教育权威的丧失。这都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大学没有成为新观念、新知识和新专业人才的源泉这一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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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一流的大学是新观念的来源，这包括了新的道德观念在内。它们影响着社会的风气和走向，教化社会。
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起到这样的功能，但一个国家要有少数几所大学起到这样的功能；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古国，一定要有少数几所大学起到这样的功能，否则很可悲。如果没有这样伟大的大学，文化和观念创新的源泉就没有了。大学是孕育着文明的新因子的主要源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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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英文是University，它跟宇宙（Universe）是同一个字根。试想，如果宇宙中只有一种物质形态，不就完结了吗？群星灿烂、变幻无穷才能称之为宇宙。而大学就应该是观念的宇宙、知识的宇宙、人才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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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大学的前景
《21世纪》：现在国内民办大学的素质良莠不齐、声誉甚差。对此，你有什么评价？
丁学良：西方国家办大学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是美国式的，一种是欧洲式的。在欧洲，最好的大学都是国立或公立大学，而在美国，最好的大学绝大多数是私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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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办好大学，应该多学美国办学的方式。私立大学要想办好的话，必须要有相应的法制。这里牵涉到资源怎么来、怎么保障、怎么运作，而且全国要建立很严格的对大学资格的审查委员会。这类审查应该有政府的参与，但绝对不能成为政府的附属部门。它应该是一个具有公信力的、着重专业资格和水平的审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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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审查高等院校资格的委员会，主要由教育界的资深人士、教授、管理人员组成，也有少数的政府代表和法律代表，但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因为审查一个学校有没有资格办学，颁发的学位应不应该承认，是一个专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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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制度必须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建立起来，中国的民办大学才能获得稳定健康的发展。
在中国的国情之下，我们要成立一个教育机构资格评鉴委员会，政府的代表可以多一些，但绝对不能办成政府的附属机构，否则会导致类似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中出现的那一系列问题。给定中国的国情，政府绝不能把大学完全包下来，而且政府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一定要发展出一个法治之下相对自主的、专业化的评鉴系统，没有这个，专业标准没有办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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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政府的一个卫生厅长，怎么知道一个医学院办得怎么样？这必须由医学教育界的专业人士才能鉴定。
同样，教育局的一个局长怎么知道一个法学院办得怎么样？它办得怎么样要由法律教育界的专业人士来鉴定。
专业化是个科学标准，你不懂该专业，就不能去裁决。
留学人才当不了内地大学的教员？
《21世纪》：中国正处于转型期，许多制度也在慢慢演进。
丁学良：一个制度不成为传统就很难有效，因为必须有相对的稳定性，才会影响社会行为。而且我们讲的是一个活的传统，并非说几百年前定下的制度不能改变任何一部分，而是说这个传统好的部分应该随着时间的延续越来越稳定，不合理的部分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被淘汰掉，这才是一个好的传统或者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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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中国处于转型期，我们不能指望在一天、一月或一年，能够把大部分重大问题都解决得很好。但是，我要特别强调，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是全世界送出去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在这么多留学生中间，能够作出按照国际标准来说出色成就的人，虽然不是很多，但也还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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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中国三五所顶尖的大学真是要瞄准国际上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目标迈进的话，就应该把制度建设的环节开放，充分利用中国几十万的留学生人才，而且还包括从台湾、香港出去的留学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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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间很多人愿意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这么庞大的人才资源是信息资源、经验资源，也是制度建设的资源。如果这个资源不用的话，能怪谁呢？严重的问题在于，内地大学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对他们能够发挥的作用没有提供常规的渠道。这还不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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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政府和社会不管给高校多少经济资源都办不好大学。
《21世纪》：樊纲前不久在本报提出，要善于学习西方的一些好的制度，这样可以降低我们制度创新的成本。中国虽然是转型期，但西方大学许多好的制度是可以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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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中国送出去的留学生，遍布全球，从最好的大学到最差的大学都有。在全球最有声望的50所大学里，哪一个院系没有中国的留学生？那些毕业后在海外工作几年，有了一些经验的人，可以在制度建设方面，给内地的大学提出很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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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请留学生的成本很高，但相对于浪费资源、相对于骗子们耍中国人、相对于国外那些“野鸡大学”把中国宝贵的教育资金“吸走”的情形，这个代价是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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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网上披露，一个叫Barrington（巴灵顿）的大学，在美国并没有获得教育资格的认可。这个学校是“远距离授课”，学生不用去美国，就可以拿到毕业证书，但他的学位不被美国高教机构认可。只要能拉来中国一个学生注册交学费（大约5000美元），主办者就给中间介绍人一笔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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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类活动，如果没有及时的披露，中国的家长们辛辛苦苦省下的一点钱就给“吸走”了，而孩子们并没有受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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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巴灵顿计划”甚至把内地一些大学的教员都给“网”进去了，以便让他们当介绍人，好从中得经济收益。相对于这样的代价来讲，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花的成本，真是一本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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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我感到，中国办世界一流大学有个优势，就是人才资源丰富，学生素质比较高。
丁学良：中国学生的素质在全球是名列前茅的，学生人多，脑子也灵。而且在中国不用像外国办大学那样，用很多钱支付后勤、辅助的人工费。中国办一流大学不用跟西方大学一样花那么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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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中国几所顶尖的大学，现在有了那么多的钱，应该集中办好两件事：一是想办法招聘到最好的教员，第二是在最重要的研究领域里，购置好的科研设备。第二件事纯粹是技术问题，容易办到。关键是第一件事：如何通过合理的规则招聘到并留住最好的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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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内地三五所顶尖的大学，政府和社会给了那么多钱，如果还不赶快把国际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教员招聘和评鉴制度，学习过来、适当调节、坚持下去的话，给多少钱也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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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少数省市已经开始试行公务员向社会公开招聘，中国证监会的高级管理层也有从香港地区特别聘请回去的人，难道中国最好的三五所大学的教员不可以向国际上公开招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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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可以？你只要把标准定得比较合理的话，全世界的人才（至少华人）都在那里，然后根据你的资源去吸引尽可能出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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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这也包括大学的高级管理人员吗？
丁学良：当然！香港科技大学就是在美国招聘领导人员，从校长到学术、科研副校长，等等。现任校长朱经武教授就是从美国聘请来的全世界超导研究的领先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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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现在内地呼吁留学生回国效力，但也只是在专业人才极缺的技术领域内；其实，最重要的是让留学生回到内地的大学去效力。大学素质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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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对！中国的留学人员要回国，应该首先回到大学里去。只有把大学办好，其他的研究所、科学院等等才能办好，因为人才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企业界、社会各界的应用型人才也大部分靠大学来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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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大学教员必须面向国际招聘，只有在国际上招聘，才能把标准提高。这就像中国的产品一样，在邓小平改革之初，如果中国产品只是瞄准国内市场的话，中国的经济永远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因为产品的品质、花样和风格，只要能在国内卖掉就行了，那就永远不会朝着国际水平的目标改进。我们看到，今天中国人穿的服装和使用的器具如此多样化，这是经济面向国际开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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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把邓小平关于教育“三个面向”的思想，落实到大学发展上。内地大学现在实行的那一整套的招聘和评鉴教员的方式，在邓小平提出这个思想近20年后，仍然没有面向世界，也没有面向未来，当然也无法面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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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一流大学的筹款制度
“学而优则仕”
丁学良：中国的儒教传统讲“学而优则仕”，我看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倒把这个传统“落实”得不错。像2001年获得诺贝尔奖的Stiglitz，他当年为什么能做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第一副行长？因为他是美国名牌大学研究做得出色的名教授；而不是因为他本来是“官”，跑到名牌大学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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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今天的知识经济社会里，“学而优则仕”应该是重要的规章，要反对的是“官而优则学”。我不是说行政官员不能当兼职教授，而是说行政官员中间那种没有专业知识、不能常规地讲课的人不能当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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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国内大学愿意聘请官员当教授，可能跟中国大学的知识老化有关，在改革时期，政府官员处于改革前沿，掌握很多材料和信息，而大学希望得到这些信息，所以把他们聘为兼职教授，这种情况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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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国外的大学也经常请工商界的高层管理人士或政府官员作报告，有时给报告人很高的酬劳。但作报告是一回事情，授兼职教授头衔是另外一码事。不能把两个范畴给混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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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哈佛大学新当选的校长Lawrence
Summers，原任美国财政部长，此前他还担任过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和副行长。2000年哈佛大学遴选新校长时，也有人提名克林顿（总统职务即将卸任）和副总统戈尔。但哈佛大学聘任委员会很快就把这两个人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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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解释说，像克林顿、戈尔这样的人可以领导一个大国，但不一定能领导好一个大学。领导大国和领导大学是两回事，领导第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丰富的学术背景，而克林顿和戈尔不具备。哈佛校方还解释，Summers被挑选为新校长的原因，主要不是他当过财政部长，而是他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做得第一流，是国际知名学者。你想想，领导一个大国的总统不能领导一个世界一流大学，这句话就够了，你就知道世界一流大学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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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包括兼职教授，是一种专业职称，并非一个官员去作一两次报告就能成为兼职教授。内地有些商人给大学捐了点钱，也弄个兼职教授。在国外，对于捐款的商人，大学对他也有感谢，但不会把教职送给他，因为这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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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医院一样，如果是一所好医院，即使有人出于慈善之心给医院捐了钱，医院能聘他当兼职医生吗？
“讲座教授”与基金制度
《21世纪》：内地一些大学授给一些人兼职教授，也是为了获取一些社会资源吧？
丁学良：为了获取资源，你可以用其他方式给他回报。像香港科大，你看到很多建筑物、演讲厅上都印有捐款人的大名，这是一种方式。在西方大学里还有比这更好的方式。海外华人捐款喜欢捐建筑，因为建筑放在那个地方，看得见。犹太人捐款就较少愿意放在建筑上，而是设立一个讲座，冠以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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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在哈佛大学的导师Daniel
Bell，是“亨利·福特讲座教授”，是福特家族捐的大钱。这样，讲座聘请世界上著名的学者，就把捐款人的名声传播世界，而且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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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内地也有相似的做法。
比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先由君安证券出钱设立了“君安讲座”，后来改由慧聪公司出钱，又成了“慧聪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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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这是一种较好的方式，比把捐款的人聘来当兼职教授好多了。但这只是一个“论坛”，而不是我所讲的“讲座教授”，这种体制中国内地大学似乎没有。它必须是有永久性的一笔大钱，成立基金，放在那里生息。这就要求有基金和信托人制度。现在香港也遇到这个问题，有些公司、富商向大学捐钱，大学今年明年就把这100万或200万用掉了，以后这“名”也就没有了。这就不能成为永久性的“讲座教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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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捐款设“讲座教授”要谈条件。这个钱是永久性地给大学，大学不是一次性地用完，而是投入基金。像哈佛大学1986年左右，非哈佛校友来捐款设立一个“讲座教授”的话，至少要捐500万美元。投资基金回报的一部分用来支付讲座教授的工资，一部分返回基金再用作投资。这个讲座将几十年几百年地存在下去。这才是名牌大学的传统！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项稳定的制度，生生不息的有生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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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在如何用钱方面可以提条件。比如，他可以提：这个讲座必须放在历史学科或是生物学科。但他不可以干涉大学聘任该“讲座教授”的过程，那是大学自己的事，必须按照该大学的学术标准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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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捐款的规则
丁学良：法治国家有一整套的制度对付卖文凭之类的丑闻。举例来说，前不久，牛津大学一个比较穷的学院，牵涉到准备收钱以降低入学标准的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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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者装作一位有钱的家长，说他准备给这个学院捐很大一笔钱，但他有两个青少年，学习成绩不一定能够达到该院的入学标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学院是否可以考虑灵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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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电话的两个人是该院负责招生的资深人士。他们表示很有兴趣考虑这件事，但请他不要把这件事泄露。就这样，学院的两个人上了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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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呢！只是记者设下的圈套，看看这个学院有没有可能做这种事情。但这条消息在报纸上捅出来后，该学院那两位负责人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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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意义上讲，刚才那两个人还不到判刑的地步，因为他们还没做事呢；但从学术操守上讲，他们作为学院主持招生的高层人士，已经表明了有这样的意图：降低入学标准，以便获得家长捐款。这就不行，他们就得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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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中国内地，一些大学卖学位、卖文凭的丑闻，报刊披露那么多，现在又怎么样了呢？
所有的大学都想从外面获得捐款，但获取款项的方式不能没有规章制度。
越是好的大学，在外面获取捐款、争取资源的程序越是要严格，否则就会败坏学校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积累起来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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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例。我在哈佛大学念书时，学校一个研究中东问题的中心的主任被迫辞职。因为他获得中东一个产油国捐助的几百万美元。他并没有把这笔钱作私人用途，这笔钱还没拿过来呢。当时我们这些学生很惊讶，因为美国社会有“种族歧视”现象，而这个主任又是少数族裔，所以很多人有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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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校方解释道：哈佛大学建校近400年来，对于怎样争取、接受外面的捐款，有严格的规定。任何个人或组织向哈佛大学（不管是系、中心或学院）表示捐款意图的时候，这些单位不能跟捐款一方马上进入交接过程，而必须首先报告校方。在校方认可后，才能跟对方谈判：捐钱作什么用途？有无附加条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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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前面讲的那个中心主任，在对方表明捐款意图的时候没有报告校方，而是在把这笔钱基本谈妥之后，才报告校方。这就违反了哈佛的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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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个规章很重要呢？校方解释说：中东地区产油国想向哈佛捐款几亿美元的人有的是，但哈佛非常谨慎。因为中东这个地方战火纷飞，冲突的各方生死仇敌，如果哈佛接受捐款而不考虑款项的来源背景或可能的后果的话，接受了甲方的捐款，乙方就会认为哈佛关于中东问题的研究成果，是被人家拿钱收买的。这就会破坏哈佛的声誉。其次，如果哈佛大学的教员、学生到中东地区开会或做研究的话，就有可能被敌对方当作人质，危及生命安全。仅这两点考虑，就足够解释对那位主任的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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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内的一些大学，也是在外面筹款、拉钱，请问规章制度是怎么样的？
要强调，不仅在捐款来了以后，在使用上应该公正、透明，在捐款拿来之前，就应该有规章制度。因为这会影响学校的声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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