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布什在大选中的胜利，被媒体称为基督教的胜利。据盖洛普民调显示，42%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福音派或再生的基督徒。他们之中，有78%投布什的票，21%投克里的票。实际上，在2000年的大选中，这些福音派和再生的基督徒就差不多占选民的同样比例，并且具有同样的投票倾向。可见，所谓基督教的胜利，所指的并不是本次大选的一时之得失，而是体现了美国政治中重要的、长期的趋向。

那么，为什么基督教势力会在此时崛起，并在政治上如此得势？为什么这种崛起的宗教力量，会被一党垄断？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有一个宏观的历史眼光。

美国是由清教徒为主创立的国家，特别是最初的许多移民在欧洲受到宗教迫害，冒险渡过大西洋，寻求新的宗教乐土，因此他们保持着强烈的宗教热忱。至今，绝大部分美国人都是基督徒。宗教一直是美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会出现特别的宗教狂热，即所谓“觉醒”，使上帝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比其他“正常时期”更重要的地位。在这样的“觉醒”中，不同种类的宗教又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感情宗教”常常压倒“理性宗教”，直接触发反智主义的兴起。不同的政治力量，自然也利用强大的宗教潮流来获取政治上的优势。 

布什显然利用了最近一次宗教“觉醒”中的反智主义力量，建立了他和草根社会强大的纽带联系。他的胜利，是反智主义对启蒙主义的反动。这种宗教反动，实际上是美国历史上的一贯主题，并且在美国建国之前就已经出现。

第一次这样的宗教反动，大概要数18世纪上半期所谓的第一次“大觉醒”。18世纪的北美殖民地，受到欧洲启蒙主义的强大影响。到1768年，殖民地已经有6所大学。哈佛(1636年前)和耶鲁(1701年)创立的原初目标，本来是培养神职人员。但在18世纪，这些学校开始培养律师、商人、医生和科学家。即使是神职人员，也受到启蒙主义的洗礼。在18世纪中期，所谓“理性的基督教”已经有了一小批追随者。这一自由主义教派认为，上帝不像卡尔文所描绘的那样令人生畏、只给一小部分精英的“选民”提供拯救。相反，上帝是仁慈的造物主，他会给所有人提供拯救。上帝给人类最大的礼物就是理性。通过理性，人类可以追随耶稣的道德训诫。

但是，这样的理性基督教并没有改变新大陆的信仰。当时，殖民地的白人只有一半识字，妇女的识字率就更低。一般的老百姓根本没有足够的教育来理解欧洲启蒙主义的哲学。殖民地的大部分居民还是诉诸《圣经》的神性而非人类的理性来求得拯救。
所谓“大觉醒”，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在大西洋两岸，许多新教的神职人员视“理性基督教”为洪水猛兽，并担心新大陆的教堂不足可能致使许多居民放弃基督教。这一恐惧，使许多英国的传教士到新大陆巡回传教。从1730年开始，他们的福音派教义激发了北美殖民地的“大觉醒”运动。其手法是直接诉诸人的感情，把教堂变成了一个戏院，在传道时用戏剧化的肢体动作、眼泪和对地狱的恐怖描述来打动听众。许多善男信女被吓得浑身颤抖，绝望地哀叫：“我如何才能得到拯救？！”

这一高度戏剧化的表现打动了各阶层的人。人们纷纷涌入教堂，一些新教堂也纷纷拔地而起。 

“大觉醒”反映了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社会现实。虽然一小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接受了欧洲启蒙主义的影响，对人类理性充满了信心，但大多数民众面对独立战争前夜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感。一个天灾马上带来饥饿，海上贸易的中断会立即引起生存的恐慌，流行病可以轻易地把一个村子抹掉。面对不可知的未来，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上帝的惩罚”，人们有强烈的救赎的精神需要。“大觉醒”中的所谓“感情宗教”，也正是传统神职人员试图防止“理性宗教”侵夺自己的势力，利用这样的精神恐惧对启蒙主义精神进行的一个回击。不过，他们的煽动，也激化了教派林立的北美殖民地的宗教冲突。为了争夺教徒，大家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用一群狗来扰乱竞争对手的传道。而美国的建国之父们，虽然也是虔敬的基督徒，但大多有良好的教育，许多人可以用希腊文读柏拉图，用拉丁文读西塞罗，并深受启蒙主义的影响。因此，“大觉醒”的一个后果，就是促使他们把新的国家建立在政教分离的理性精神之上。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又发生了第二次“大觉醒”，但并没有引起政治上的大震动。 

宗教运动最早影响到美国的基本政治架构的，还要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南北战争后，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很快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大企业迅速崛起，垄断了经济和政治资源，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行其道。这时，一批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妇女和她们的男性盟友，开始意识到这一镀金时代已经腐蚀了社会，不人道的经济扩张违背了基督精神。于是，他们开始通过尝试一些崭新的领域，如社会工作，或通过教育、新闻来改造社会。像杜威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神职人员或医生，很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接着，一些州的地方政治家也开始支持他们的运动。

这一运动，首先集中在改善成人教育、公共健康和吸收新移民等方面。接着又提出“煤气与水的社会主义”，要求垄断这些资源的大公司，为社会提供公道的价格。新闻记者们开始大揭企业黑幕，批判资本家赚钱不择手段，不惜破坏环境、公共健康和社会公益而牟取暴利。1901年上台的共和党总统罗斯福，也站到了进步主义运动一边，推动制定了反托拉斯法，管制铁路经营，建立食品和药物的卫生标准，保护公共土地不受私人企业的掠夺，约束不道德的经济扩张。他1909年下台后，其继任者、共和党总统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背离了他的理想。于是罗斯福组织起进步党再次参加总统选举，引起共和党的分裂，使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于1913年入主白宫。
一些历史学家把这一时代称为第三次“大觉醒”。因为其领袖有许多是神职人员或来自神职人员的家庭。进步主义运动试图改变的，是大企业和金融集团通过政治分肥而垄断经济和政治资源的格局，打破大资本家对社会的主宰，使权力回归中产阶级。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强化政府功能，使权力中心由地方向州政府进而向联邦政府过渡。同时，他们致力于维护下层社会的利益，扶助在工业化过程中失位的阶层，为“新政”和福利国家打下了基础。更由于妇女是进步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妇女的地位因此大大提高，并于1920年获得了普选权。杜威等知识分子在教育上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反对死记硬背的老式道德说教，主张教育以儿童为中心而不是以权威为中心，乃至许多家长指责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缺乏纪律、娇惯孩子。可见，进步主义是现代民主党意识形态的重要起源。一些知识精英(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教授、医生、新闻记者等)通过推动这一运动，试图在社会各利益集团之上建立一个超然的权威，抑制某一财力雄厚的利益集团对社会的控制。
随着1920年代末大萧条的到来，代表大企业和金融利益的共和党对政治的主宰崩解.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倡导新政，联邦政府迅速扩张。进步主义的许多理念，通过新崛起的联邦政府的官僚集团得到发展和实现。这一趋势，到19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而达到高峰。从1933年到1969年这36年间，除了温和的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当了8年总统外，白宫全在民主党的掌握之中。美国由一个垄断性的大企业进行政治分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过渡到精英管理的温和福利社会。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老百姓的政治参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64年，投票税(polltax)被取消；1965年的“投票权利法案”，废止了投票的识字测验；1971年，投票年龄被降低到18岁。以南方为例，从1940年到1969年，黑人的选民登记率从5%上升到66%；白人的选民登记率从15%上升到83%。
不过更重要的变化，恐怕还是大众传媒的发展。在19世纪，传媒主要是报纸，选民主要是读者。同时，大都市不发达，人口不密集，交通不便利，政治家不可能广泛地接触选民，政治容易被精英操纵。所以，当进步主义运动的精英起来反对企业和金融界的精英时，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为没有声音的下层社会代言。但是，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发展，使选民可以既足不出户又不阅读报刊就对政治家有直接的了解。于是，政治家由建国之父那种受了良好的古典训练的饱学之士，变成了读书常常不求甚解的却善于煽动做秀的电视明星。两党的政治纲领也要受到更广泛的选民层的审视。过去不介入政治的弱势阶层开始介入政治，要求发出直接的声音。这就对进步主义和“新政”以来那些以他们的代言人自居的知识精英集团构成了直接的挑战。
这一挑战，首先是以温和的形式出现。“新政”之后，联邦政府的官僚集团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拥有更多发言权的民众，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被这些知识官僚所控制，所以产生了反智主义情绪。这种情绪特别体现在艾森豪威尔任上。艾森豪威尔本人有一种大老粗的魅力。知识分子则被讥之为“鸡蛋脑袋”。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引人注目。这种对知识分子的猜疑，多少为麦卡锡主义提供了土壤。
不过，虽然老百姓讨厌知识分子一天到晚在那里讨论他们听不懂的问题、替他们决定他们的生活，“新政”的政策，基本还是集中在经济社会领域，老百姓从“新政”所提供的福利和社会保障中受益，和联邦官僚集团没有太多直接的冲突。但是，在1960年代，联邦政府的行为进入了社会文化领域，与老百姓的基本价值发生正面冲突，这就触发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草根反叛运动。
这一反叛开始于1964年的大选。其中一个核心主题就是结束种族隔离的“人权法案”。这一法案在理论上无可争议地占据了道德高地，使大部分共和党人都投票支持。但是，法案的实施，是政府对白人特权的一大侵犯。特别是在贫穷的白人中，种族意识往往更加强烈，因为这些人在生活中一无所成，唯一能使他们感到骄傲的，即他们是白人。白人在社会经济上受到的直接冲击，也是实实在在的。这不仅体现在南方，而且也体现在自由派的大本营。“人权法案”推行后，马萨诸塞州的一位自由派法官，根据结束种族隔离的精神，命令白人学校的学生到黑人的学校就读。结果，这位富贵的法官送自己的孩子进私立学校，却强迫上不起私立学校的白人家长把孩子送进几个波士顿地区最危险的学校。类似的事件，自然在白人社区引起公愤。大家觉得像自己这样的小民百姓的生活，被高高在上的精英统治集团所主宰。

         在1961年，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在美国所有的州都是非法的，人们可以为此进监狱。到了1986年，只有2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还维持这样的法律。在1986年最高法院对哈德威克(Bower v. Hardwick)案的裁决中，最高法院以5比4的微弱优势，拒绝把同性恋在家中的性行为解释为个人隐私而提供法律保护。不过，这一裁决是在一个犹豫不定的大法官投下了一张事后自己承认是错误的票后才成立的。在19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联合会宣布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紊乱的结果，这大大软化了社会对同性恋的禁忌和仇视。如今虽然同性恋在许多州还是不合法的，但同性恋被囚禁的可能几乎没有。乃至切尼的女儿可以带着自己的同性恋伴侣出入公开场合，为共和党募捐。一些自由派的法官和市长还公开支持同性恋婚姻。佛蒙特州成为第一个容许同性恋的“民事结合”的州。也就是说，同性恋者可以享受结婚的配偶拥有的大部分权利，如遗产继承、子女监护等等，但名义上不是“婚姻”。克里也拥护这样的政策，虽然他反对同性恋的婚姻。

1973年，最高法院在对韦德(Roe v. Wade）的裁决中，推翻了对堕胎的严格限制，使妇女有权终止自己的怀孕。这一裁决，固然是1950和196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和性解放运动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对进行堕胎手术的医生的保护。但是，这一裁决并没有解决许多相关的道德问题。比如，在许多州，一个孕妇因为遭到攻击而流产，攻击者会以谋杀罪遭到起诉。但同样这个孕妇，可以合法地到诊所去堕胎。现代医学的进步，又将生命的定义变得模糊。过去人们一个通行的概念，是以胎儿脱离母体能否存活的时间来定义生命。在1960年代，怀孕24周的胎儿无法脱离母体存活，但如今怀孕20周的胎儿就可能脱离母体存活，以后这个时间可能还会缩短。所以，在许多人看来，堕胎就是杀婴。最高法院的裁决，使那一代四分之一的胎儿被谋杀。

类似同性恋和堕胎这样的问题，在草根社会引起普遍的道德义愤。人们觉得，联邦政府和那些掌握联邦权力的高高在上的自由派精英，越来越无视小民百姓最基本的信仰。那些知识分子，如什么心理学家、医生等等，以科学的名义，践踏社会的传统道德准则，垄断了对社会价值的解释权。这些人越是有权力规范社会行为，自己这样的老百姓就越失去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所以，到1970年代，草根社会就开始了文化反叛。右翼政客布坎南在1992年提名老布什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了“文化战争”的宣言。宗教就是这一反叛和战争的最好武器。

这股反叛力量，尼克松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里根时代则被称为“愤怒的白人”、“里根的民主党”(投里根票的民主党人)，在今天，则更多地被称为“再生的基督徒”或福音派选民。称呼的变化显示了这股力量本身的变动，但基督教保守主义毫无疑问地成为反叛运动中的核心力量。

宗教之所以成为反叛运动的最有效的武器，一大原因就在于反叛运动所要颠覆的是自由派所代表的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自由派的思想，在“新政”以后，几乎占据了美国整个的知识传统。1950年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观察道： 在美国，自由主义不仅是主宰的知识传统，甚至是唯一的知识传统。1955年，哈茨(Louis Hartz)感叹在美国这样一个既没有封建等级传统又没有充满阶级意识的劳工阶层的社会，自由主义没有保守主义的对手。丹尼尔·贝尔在1960年干脆写了一本《意识形态的终结》，声称左派与右派的冲突已经被纯粹的技术操作问题所替代。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他的获奖名著《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几乎把自由主义精神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必要素质。在政治上，这一自由派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要在一个基督徒主宰的国家建立一个以政教分离为原则的世俗主义社会。 

所以，要颠覆这一自由派的统治，就必须借助于理性主义传统之外的宗教。草根社会的老百姓要对精英的知识阶层说：我们知道说不过你们这些伶牙俐齿的读书人，我们也知道你们把我们看得愚不可及，需要你们来启蒙开化，但是，我们就是不买你们的账。我们就是要行使我们信仰的权力。布什的高级媒体顾问麦金农（Mark McKinnon)对一位他认为的自由派的记者说：“你是不是觉得布什是个傻瓜？你不用否认，你就是这么认为！我告诉你：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的人是美国广大的腹地中那些勤恳工作的人们。他们不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或什么《洛杉矶时报》，但他们的人数比你们多一倍！你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吗？他们喜欢他(布什)！他们喜欢他走路的样子，他们喜欢他的手势，他们喜欢他的自信。当你们攻击他用词的错误和讲话的病句时，那正中我们的下怀。因为你知道老百姓不喜欢什么吗？他们不喜欢你们！”

一位福音派领袖在布什胜利后出来说：教徒们喜欢布什，甚至他早年酗酒也成了他们喜欢他的理由。在一个再生的基督徒看来，他只有先迷失，才能找到上帝，才能再生。酗酒是他救赎的一个必要阶段。他是许多再生基督徒的人格化的代表。事实上，布什在打伊战前，不去咨询自己的父亲、唯一打过伊战的美国总统，而要请示“最高的权威”，这一说法，几乎被自由派媒体描绘为丑闻。但对再生的基督徒来说，这正是他们处理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声称：他们的行为不取决于对现实理性的分析，而取决于上帝给他们的指示。

这一发展，已经不仅仅是基督教和世俗主义的战争，而且是基督教内部的“感情宗教”和“理性宗教”的冲突。林肯在其第二任的就职演讲中对南北战争的双方说：“双方都读的是同一本《圣经》，祈祷的是同一个上帝。每一方都要寻求上帝的帮助来打倒对方……但是，双方的祈祷都不会得到回答。上帝有他自己的目标。”这一讲话，曾被许多报纸批判为侵犯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但实际上，林肯是试图否认以上帝主导政府的理念。怪不得今年克里在接受民主党提名的演讲中，针对布什动不动用上帝来支持自己的政策的习惯说：我们与其自以为是地认为上帝在我们一边，不如像林肯一样谦卑地祈祷我们在上帝一边。

但是，在目前的宗教运动中，这种认为上帝的意志不可知、我们不掌握对上帝意志的解释权的理性声音已经快成了异端。一个福音派牧师不认同那种上帝介入世俗事物的理念。他坚持“我们不应该声称上帝在我们手里，我们应该虔诚地祈祷我们在上帝手里”。但是，这种信念却使他在教会中丢了饭碗。许多福音派基督徒，自称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上帝会告诉他哪年和谁一起开个银行，而且保证赚钱；上帝会告诉他哪天会碰到哪个客户，并指示要和这个客户一起祈祷。有的信徒相信在其有生之年，会看见耶稣会重返人间。有的孩子，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原罪，认定所有不能分享自己的信仰的人最终都会进地狱，甚至3岁时就宣布自己“再生”：她亲耳听到了上帝对她讲话。由于听到上帝对自己讲话的教徒太多，一些教会组织了培训班，帮助大家分辨哪些话是上帝的声音，哪些是自己的幻觉。

这股颠覆理性的宗教运动，正在突破政教分离的原则。如今的基督教组织，不仅是教会和学校，而且有基督教的监狱、基督教的银行。大企业像军队雇用随军牧师那样，雇用企业牧师。美国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上教堂，于是遍地滋生出“工作场地教会”，老板就是牧师，同事聚在一起祷告。到银行贷款，客户也常常和银行的人员一起祈祷。在联邦政府，疾病控制中心有了“工作场所教会”，并把那些“没有得到拯救”的雇员作为发展对象。这样的组织，很快又扩展到了联邦政府的其他分支。

    但更令人忧虑的，恐怕还是“感情基督教”压倒“理性基督教”的倾向。新教传统强调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对话，对天主教的教会权威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也开启了宗教中的个人主义精神。但是，在第一次“大觉醒”中，这种个人化的信仰就引发了一系列危机。比如信徒不附属于任何教会，听传道可以自由选择，这个牧师不行就去找另一个牧师。而且许多巡游牧师甚至不在教会传道，来去无踪，挑战了现存的秩序。如今所谓“工作场地教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信徒相信上帝经常对自己讲话，甚至叫自己的小名，指导自己处理具体细微的世俗事务。比如一个牙医在给病人做手术的中途，竟听见上帝叫他去阿根廷朝圣。如果每个人都跟着自以为听到的上帝的指令走，而这种指令又和现实世界的法律相冲突，就可能引发社会秩序的危机。布什跟着上帝的指令去打伊拉克，也许仅仅是这种危机的一个开始(记住：  75%的布什选民，至今认为萨达姆直接卷入了“9·11”或与基地组织有直接的合作关系。这也是他们选总统的一个重要依据。许多选民认为布什是上帝派到白宫来抑制邪恶的。显然，许多人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脑子里上帝的声音来行动)。 

民主党人对这样的发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富人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爱你的邻人、帮助穷人、维护社会公平等等，都是基本的基督教教义。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作为一种宗教的“大觉醒”，正是根据这些基本的宗教信条，发展出后来民主党的基本意识形态。但是，自“新政”以来，民主党在理性上和政治上的胜利，使他们放弃了这种宗教的语言，更没有意识到大众传媒的发展对精英主义提出的挑战。他们试图把自己塑造为一个超越各利益集团之上的精英统治者，来启蒙社会。然而，正像克里赢了3场辩论却输了大选一样，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反叛，是选民推翻了理性主义的游戏规则： 我们不是靠讲道理，而是靠信仰和感情来决定我们的生活。我们要通过信仰的力量把权力从知识精英手中夺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