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西方主义的陷阱
薛涌

自五四以来，对外来思潮兼容并包、对西方文化的倾慕，在大部分时间是中国知识
界的主流(反右、文革等极端时期除外)。如今，读经运动兴起，本土文化本位主义
抬头，并得到一些自由派人士的响应。一位知识人干脆声言：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
响已经完结。

其实，读经和认同本土文化，本身并无可厚非。文化保守主义，也应是一个文明的
健康因素。但如果文化保守主义与反西方主义合流，就另当别论了。遗憾的是，目
前在中国掀起的这个运动，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对待传统，强调权威主义死记
硬背的灌输，喊口号而不讲道理；第二，回归传统是以排斥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
文化为前提，说中国文化是君子文化，西方文化是小人文化，颇有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之余韵。这就使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走向了锁闭和蒙昧。

这种现象，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中国在经济上和西方发达国家整合的时
候，反西方主义的思潮反而会兴起，并且在社会上有如此之众的追随者？这种反西
方主义，将为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应该说，反西方主义之所以产生于中国经济迅速进入西方世界之时，多少和我们的
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基础有关。这一点，与印度一对比就能看得清楚。

中国和印度，作为当今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都依赖对外开放而实现了经济起飞。
但是，两国的经济发展遵循的是截然不同的模式。根据Morgan Stanley's的首席经
济学家Stephen Roach提供的数据，中国是走经典式的制造业发展的道路。从1990年
到2003年，工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从41.6%上升到52.3%。工业增长占这13年经济
累积增长的54%。印度则走的是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发展道路。在同一时期内，印度服
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从40.6%上升到50.8%。服务业的增长占了13年经济累积增长的62%。
反过来比较双方的弱点：这13年，服务业在中国的GDP中所占的份额，从31.3%缓慢
上升到33.1%，服务业的增长仅占经济累积增长的33%。制造业在印度的GDP中所占的
份额，则一直徘徊在27.2%左右。两个国家的优势和劣势，几乎截然相反。

中国在制造业上的成功，依赖三大优势：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大量的外资，以及
廉价、肯干的劳动力。不过这三大优势的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中国的基础
设施虽然出色，但这往往是建立在各级政府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基础之上的。比如，
一些地方想建开发区就建开发区，想圈地就圈地，想拆迁就拆迁，什么事情都是说
干就干，个人的权利得不到保证。这样短期内效率当然高，基础设施当然建得快、
建得好，外商当然高兴。外资也就滚滚而来了。而中国的民工，常常拿不到工钱。
于是，在民工短缺时，一些厂商以“按时发工资”作为“优惠”来引诱民工。这样，
劳动力成本当然低，制造业当然有竞争力。

不过，这样的经济繁荣，早晚会引起社会危机。一些为制造业的崛起立下汗马功劳
的老百姓，不能或很少从经济繁荣中受益。许多民工有着强烈的受压迫感。这和印
度那些在服务业的崛起中充当主力的劳动阶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印度的服务业，如同中国的制造业一样，近年来抢了许多美国人的饭碗。这些行业
主要集中在一些电话服务，医疗、金融咨询等方面。仅以这一领域的低端行业电话
服务为例。美国的企业搞推销，常常电话打到人家里，惹得人很烦，有时回应很粗
暴，所以这个行当美国人是不愿干的。再如一些产品对顾客服务的免费电话，主要
是回答产品使用方面的基本问题，不需要太多知识，过去都是那些没有受过大学教
育的美国人去干。如今，这些行业，越来越多地转到了印度，通过越洋电话给美国
客户服务。从业人员至少是大学毕业，工资比美国人低得多，训练、教养、和服务
态度却好得多。

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中国和印度不仅领导着不同的发展模式，而且培养着不同的社
会文化力量。在中国，制造业的工人夜以继日地为外国的消费者生产产品。这在经
济上很开放，但在文化上却并不开放。因为一双鞋制造出来，并不能使生产者和使
用者之间有任何交流。生产者还是永远在闭塞的厂房里劳作，要打交道的，是自己
的老板或工头。工作太苦、拿不到工资时，就感到受压迫，就觉得自己被人使用、
剥削，就会对外面的世界产生敌对情绪，孕育了对新的“世道”的反叛。

在印度，在服务业中为美国人接电话的年轻人，大多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他们的
工资比一般印度人高出许多，成为新的消费阶层。他们常常白天休息，晚上在美国
的白天时间上班。最近，“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员弗里德曼为CNN制造了一个专题，
采访那些在印度服务业中充当主力的年轻人，观后令人感慨万千。与中国劳工不同
的是，他们在工作中，直接和美国的客户有个人交流。一位小姐骄傲地说，她晚饭
后六点上班，立即通过电话进入美国社会，帮助美国人掌握产品的使用方法，有时
大家还在电话中聊一些个人生活，比如大家喜欢的电影等等。工作一晚上后，下了
班走出公司，算是重新回到印度社会。这种在个人层面和美国文化的直接碰撞，影
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使他们成为印度社会中的文化新生代。于是，他
们身上带有一种出奇的文化自信：我们是第一代在开放社会长大的印度人。我们要
以我们代表的新文化，改变古老的印度社会的价值。

这种服务业的崛起，需要的是不同的社会条件，如健全的法治、信息的自由流动、
良好的英语训练、对外来文化的熟悉，等等。在这些方面，中国尚与印度差得甚远。
中国的大学生，连年面临失业的威胁，很难找到这种和外面的世界直接打交道的工
作，不能从对外开放中直接受益。于是，这些怀才不遇的青年，就可能成为“愤青”、
“愤知”，与愤怒的底层社会合流、为之代言，成为既有秩序的颠覆力量。明清时
代那些仕途被阻绝的生员阶层，就常常成为社会最不安定的一股力量。如果中国不
改善培育服务业的条件，只在制造业上片面地突飞猛进，那么经济开放不仅不会带
来文化上的开放，反而会培养文化上对经济开放的反叛。

如果说服务业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使不同的文化汇流、使封闭的心灵开
放的话，制造业则可能用物质产品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乃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对
话给阻断，甚至导致心灵锁闭，文化排外。因此，在未来一、二十年中，中国在文
化上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陷阱：一个不健全的社会使制造业片面发展、服务业停滞，
国际间的物流把中国人与世界在文化上隔绝起来，进而培育起对经济开放的文化反
叛。而那种强调死记硬背、排斥外来文化的读经运动，则可能与这样的反叛遥相呼
应，形成一种笔者所谓的“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结果，中国社会在文化上可能
变得更加闭塞，发展服务业的条件更差。而服务业越不发展，就越会加强这种蒙昧
主义的社会基础。摆脱这一恶性循环的出路，则是要从经济开放走向社会开放、文
化开放，使中国成为一个法治健全、信息流动自由、文化多元的社会。在这方面，
以回归传统为使命的知识界，已经有严重的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