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陈志武 

评议人:赵人伟、韩朝华、秦晖、孙立平、郑也夫

李实： 陈志武教授去年提供了一篇有关国有制和地区发展之间的文章，后来这篇文章被翻成中文了，好像登在今年1月20号的《经济参考报》上，然后网上大量地转载（如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引起国内广泛的关注，确实是一篇很启发人的文章，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讨论地区发展平衡的问题，下面就请陈教授开始讲。

陈志武：其实我是为了去年在哈佛的一个会议而写这篇文章的，我最初的打算是想研究国家对于金融的垄断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地区带来的收入机会的差别，结果我花了两个月时间收集了不少数据，数据收集得越多，越发现好像背后除了金融垄断以外，还有一些规则在里边，所以后来继续写这个文章，包括最近在国内的一些讲座也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对这个题目的一些观察让我更觉得看书、学习、研究十分有意思，因为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其实我当时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从很多角度来讲，差不多是追回到17、18世纪的时候在很多国家出现的一些争论，当时可能随着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跨地区的贸易越多，加上当时西欧国家的私有制让很多早些的哲学家看到私有制加上自由市场的交易似乎使得有钱的人更有钱，穷的人更穷，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的传统思想也是跟这个很吻合的，好像要是让商人更多地去做交易的话，商人就可以不通过任何生产赚到很多钱，当时一件典型的投机倒把的事情就是把湖南的大米运到广州，价格就可以翻一倍或者翻好几倍，表面上看，好像这个利润是不劳而获的。所以即使回到原来17、18世纪的西欧国家，也有一个普遍的认识：过分市场化的交易加上私有产权最终会导致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其他很多问题。到19世纪，我们熟悉的政治经济学总结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要缩小社会收入的差距，可能一个根本的做法就是要把私有制变成公有制，还有就是通过政府的介入使得市场能够发挥的作用尽量控制到最小，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苏联、其他的东欧国家，然后包括中国自己，甚至在三四十年代的民国政府对这个思路接受得就比较深了。过去二十七、八年的改革开放以后，从表面上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收入差距好像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要是稍微不小心，就很容易得出一个因果关系，就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恶化。我这里要说的是这样一个从表面上很容易得到的因果关系，我今天就想通过对中国过去五十几年的数据的分析，还有对不同国家过去的经历来看一下是不是市场化越深的国家是不是有利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换一句话说，我想看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一直接收下来的观念（只有公有制，只有政府管制才更能够促进平衡）是不是正确。

一旦谈到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机会的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变成了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往往牵涉到政府权力的组织形态，另一方面是市场的规则是什么样的，所以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框架以及这些数据，我先推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分析的框架，那就是根据两个维度，来把不同的国家简单地划分为四种类型，我这里用到的第一个维度是政府形态，按照政府权力的组织架构和权力形成的过程分为民主代议制政府和非民主代议制政府，现在民主的架构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三权分立、四权分立或者是多权分立，我这里更关心的可能不在于产生制约行政权力的架构是什么，而是它所涉及的委托关系链是否有互相被问责的结构，但正因为具体的代议制政府形态有很多种，我这边为了简单起见，不妨按照两种类型作一个区分，实质性的有权力制约架构下的民主代议制政府，还有就是非民主代议制政府。第二种维度是看经济形态，它是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大概可以从四个角度来判断一个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第一个指标可能是最简单的，那就是国家直接拥有生产性资产，就是国有企业占整个经济的份额的高低，这个相对来说是可以直接看的。但是除了所有制之外，还有第二个方面，比如日本和印度国有企业占经济的比重不是那么高，但通过各种行政审批权来控制经济，对于资源的配置也可以达到差不多的效果。第三个方面是政府对于金融资源垄断的程度，因为好像最近十几年，国有企业越来越被民营化，从表面上来看，政府的行政管制越来越弱，大家的认识也越来越倾向于减少政府的管制，从这两个角度来讲，中国的市场化的程度可能确实越来越高，但是另外两个方面不能够忽视掉，就是国家对金融资源的垄断，是不是绝对不允许民间金融的发生和出现呢？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因为在中国目前国家对金融几乎绝对垄断的前提之下，即使有了民营经济，减少了政府的直接管制，但民营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却被卡住，带来的实际效果是政府管制之外的生活空间是很小的，好在现在外资进入以后，提供了某些金融替代，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是国家作为投资者进入经济的程度，也就是说国家通过对国有银行的垄断或者其他方式，是最大的投资者，这样资源由政府管制分配以后，也可以从本质上把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份额压缩得很小，我们呆会来看一下为什么我要从这四个角度来判断一个政府国有化程度的高低。

那么先看一下这四类国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第一类国家是既有代议制政府，又有市场经济，比如美国、英国以及英国以前的一些殖民地国家。第二类国家是有代议制政府，但同时没有市场经济，印度可能是目前最典型的例子，政府权力的行使可以受到不同的制衡机制的制约，但是政府对于经济的管制很严，有时是金融行业。第三类国家是没有代议制政府，但是有市场经济，经济活动主要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今天的世界上可能很难找到第三类国家了，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比如中国在中华民国出现以前的2000多年，始终是处在第三类国家的状态，皇帝的权力不是由老百姓选举产生的，也没有收到老百姓的制约，但是民间的经济活动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是根据供求关系来调整资源的配置，在现在的民主制度在西欧出现以前，其他的一些国家也都是在第三类国家存在了好几千年。第四类国家是既没有代议制政府，又不是市场经济，比如今天的中国，当然计划经济下的中国就更是第四类国家了，前苏联以及今天的古巴、朝鲜等等都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讲，第三类国家形态应该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国家形态，既然皇帝的权力不受到制约，它完全可以通过下一些圣旨，把本来属于老百姓的财产变成他的，长此以往，起初是第三类国家，但是过了一些年以后，通过不同的圣旨，可以把这个也变成皇家的，那个也变成皇家的，第三类国家可能就慢慢转变成了第四类国家，这类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可以存在几千年，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之一是交通运输技术的不发达，这从根本上限制了专制政府对民间资本破坏的空间，因为原来的话，比如清朝的时候，200多年的首都都在北京，按理说皇帝的权力这么大了以后，他本来可以通过下圣旨把全国的资源都调配到北京来，但是实际上能达到这个效果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他即使想这样做的话，实际运输容量的限制使得他们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慈禧太后建一个颐和园也是费了好大的劲的，交通运输的不发达从客观上使第三类国家形态在人类历史上可以存在几千年，尽管有一些改朝换代，但都是从一个第三类国家换到另外一个第三类国家，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有没有遍及全国的银行和金融体系，这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可能是通商银行，在那之前尽管有钱庄，但是它们在全国各地，尤其到县一级的，能够把民间的金融资源汇集起来并分配到各个地方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各个县有各自的货币系统，当然我们很多学者可能会说那个时候的省府以及中央政府的权力多弱，因为各个县都有发行纸币的权力，而且他们可以规定银钱、铜钱跟纸钱兑换的比价到底是多少，但实际上在我们考虑到第三类国家的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让不同的地方政府有更大的权限，实际上有利于约束中央集权破坏民间各个群体的收入机会，所以从金融发达不发达，还有就是交通技术的发达和不发达这两个角度就可以来理解第三个国家形态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这么多年，而在交通技术以及金融体系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果所有这些资源都交给中央政府统一配置以后，不对中央的权力以某种方式形成实质性的制约的话，可以想象中间的道德风险或者腐败的空间可以达到多么高。到底哪一类国家形态可以促进地区间或者是同一个地区间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的趋同或者说平衡发展。

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是拿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来回答国家的政府的组织形态和经济形态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而不是以不同城市的基尼指数来作为解释的主要变量。因为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自然天赋，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变量是制度，因为我要把重点放在北京市的基尼指数到底为什么上升或者为什么下降的话，可能除了自然资源之外，还存在着很多别的因素，比如受教育的程度，然后每一个人投入的人力资本也会有很大的差别，这样一来，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对于不同因素的考虑可能会使问题变得更复杂，相对来说，把重点放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上的话，回答起因果关系来可能相对来说更简单一些，再说对于不同国家跨地区的收入是趋同还是分散这一点在发展经济学里面也做得比较多了，所以下面我先拿一些其他国家的经历来看一下到底哪一种国家形态更有利于地区之间的收入的趋同，我这里（如下图所示）

地区间人均GDP的趋同速度

把8个不同国家（英国、西班牙、美国、德国、法国、印度、意大利、日本）的情况作了比较，第一个指标（横坐标）反映的是1978年到1991年这13年里边每一个国家国有企业产值占GDP的百分比，这里用到的是平均值，像印度大概是12%，意大利差不多是15%，美国是1.5%左右，然后英国大概在5%左右，纵坐标解释的是任何一个国家不同的地区的人均GDP趋同的速度，换句话说，比如西班牙趋同的速度差不多是2.5%，也就是说任何一年里边西班牙比较贫困的省每年按照2.5%的速度使它的人均GDP朝全国的平均水平靠近，按照这个速度趋同的话，大概要完全赶上全国的平均水平差不多要40年的时间，这个速度越快的话，就说明这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包括要素流动的宽松度有多宽等等，这些因素最后会决定这个国家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否可以朝全国的平均水平发展。我知道这个样本点比较少，有8个不同的国家，当然中国的情况我呆会再说，因为情况比较特殊，要是放上来的话，整个图就没办法看了。从这个图来看，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更多的是反映这个国家人们对于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作为财富的创造者、投资者的总体的指标的话，也就是说法国、意大利、印度这些国家从文化上来说，人们对于政府的依赖度比英美总是要高很多，这个指标反映的不仅仅是国有企业占整个GDP的比重有多高，而是反映整个社会人们对于政府的依赖程度，那么大致地来说，政府对于经济的参与的程度越高的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趋同的速度就越慢，当然从统计的意义上来说，还有很多讨论的空间，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肯定的，如果你要证明的结论是政府对于经济干预的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这个结论跟实际的数据是相矛盾的，这是一个角度。另外，我们可以用各个国家的各个州人均收入的方差系数，这里我是先把各个省的人均GDP的均方差先放出来，然后再除以这个国家人均GDP的平均水平，做了这样一个调整后的方差系数更能让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作一个比较，因为要不然只用均方差的话，因为均方差受平均值的影响太大，横坐标还是跟原来一样，就是国有企业占GDP的产值有多高，得出的结论跟前面讲到的一样，就是国有经济的成分越高的国家的地区收入之间的差距反而越大。如果把中国的数据放上来的话，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是40%到50%之间，方差系数在90年的时候差不多是0.7左右，这样这个图（如下图）就没办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