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盛）：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薄智越教授。薄教授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在许多国内外著名刊物上发表了很多论文。他现任教于圣约翰·菲舍大学。他今天学术演讲的题目很有意思，在国内研究得还比较少。天则所今天请到薄教授来作这个演讲，表明我国现代研究领域已经推进到这个层次，即在对政治学及政府研究方面能不断的突破各种禁区，不断的往前推进。下面欢迎薄教授作演讲。时间为一到一个半钟头，然后是评议和讨论。

薄教授的发言

我1966年上小学，1976年高中毕业，是“浪费的一代”（笑）。在部队干了四年，80年从部队出来后，81年上北大国政系。我在北大呆的时间比较长，85年本科毕业后又上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教书教了两年。90年去美国留学，最初是在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呆了一年后转到芝加哥大学政治系，95年获博士学位。其后是在各个大学教书，比如罗斯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及美国大学。从98年开始在圣约翰·菲舍大学国际关系系任系主任，我们设立了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项目。我今天的演讲取材于我这本书（？），很可惜还没有中文版。人大的一些老师和博士很感兴趣，想把它翻译过来，这要和出版社商量，另外这个题目比较敏感，翻译了能不能出也是未知数。这个题目的中文意思是“1949年以来中国省级领导人的政绩与升迁”，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大概的阐述：研究对象、研究动因、资料和研究方法、研究结果。

第一， 研究对象主要是省一级（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领导人，包括四类：（1）省委书记（即文革时“第一书记”）；（2）省委副书记（即文革时“第二书记”以下）；（3）省长（包括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文革时的革命委员会主任）；（4）副省长（包括自治区副主席、直辖市副市长和文革时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这本书本来只涵括了1949年至1998年的内容，但是最近我应国内外机构的要求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收录了一些最新的资料。要说明一点，我的研究对象中不包括省人大、省政协和省军区的领导，虽然省人大领导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学术关注，我在近期也就省人大领导和党政领导进行了一些对比研究，但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还是上述四类省级领导。

研究时间为1949年到现在，分为三个时期：（1）1949－1966年，文革前；（2）1967－1977年，文革期间；（3）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

研究的主要内容为“升迁”问题（political mobility），具体包括：（1）提升（promotion），包括调升；（2）降职（demotion），包括被开除；（3）调动（transfer），主要指平调；（4）退休（retirement），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即8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的现象；（5）停留原职（staying），即不升不降，没有动。

第二，研究动因，即为什么要研究省级领导。因为：（1）研究省级领导非常重要。首先，“省”在中国政治中作用举足轻重。尤其从1949年以来特别是1954年取消6大行政区域后，“省”就成为中央下属的、直接与中央发生互动的层次。我国的省人口庞大，有好几个省如河南、山东、四川比欧洲的七大国家的人口都多。去年11月美国的一个内部讨论会邀请了世界各地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讨论十四大召开中国政局人事变动，绝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中央一级将要出现的变动，只有我是把关注点集中在省级领导上的。这表明这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而中国是一个以省为主要建制的国家（a country of province）。（一个学者）如果不研究中国的省，那么可以说他对中国并不了解。其次，省级领导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一方面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中省级领导干部作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比例是相当大的（是主要成分之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位教授于1993年所著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一书中提到，中共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机构，而省级领导在这个核心机构中起的作用非常大；另一方面在省级领导结构中，省级领导当然是起决定性作用。（2）国外对中国省级领导的研究也不足。最早比较系统的研究中国省级领导的是Frederick Teiwes，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毕业的博士生，对中国省级领导非常感兴趣，曾写了两本专著研究这一方面，缺点是资料比较陈旧（多是文革时期的资料），不够准确和完整。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开创者，但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是资料的不足和研究方法的某些不科学性（如局限于一般的推断）。他的两本专著是：“Provincial Party Personnel in Mainland China, 1956-1966”(1967)；“Provincial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Aftermath”(1974)。后者写的是文革期间省级领导的变动，但他所说的文革仅到1969年。另一个是中国学者，叫Huang Yasheng，现在是哈佛商学院的副教授。他的专著“Inflation and Investment Controls in China”(1996)，研究的是中央和地方尤其是与省一级领导之间的互动，涉及到了相关的问题，但是对于省级领导的政治升迁陈述的非常有限，篇幅很少。第三个比较重要的资料是Peter Cheung、Jae Ho Chung和Lin Zhimin所著的“Provincial Strategie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Leadership, Politics and Implementation”(1998)。这本书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8个省的各界领导的改革举措及成效。因为仅仅选取了8个省研究，所以并不具有很强代表性，是有局限的。

总体上说，（国外对中国省级领导的研究存在的）不足包括：（1）资料陈旧。如Teiwes。（2）资料不够系统。如Huang 和 Cheung。（3）资料不完整。这既指其研究时间上的不完整，又指其仅限于某一时间某一部分领导，如仅研究省级第一把手。（4）对政治升迁（political mobility）缺乏研究。首先对省级领导的研究即所谓“精英研究”（elite studies）仅限于选用与构成的研究，是静态的，并不注重变动与发展。其次，缺乏对各省具体条件及领导政绩对其升迁的影响的研究。

我研究的特点是：（1）全面而系统。从1949年开始逐年研究，涵盖每个省的四类省级领导人。（2）以“政治升迁”为研究重点。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把“政治升迁”作为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3）把升迁与政绩联系起来。（4）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采用量化分析方法。（5）1996年我发表了同一主题的文章，介绍我的研究成果，在相关学术领域引起一定的反响。第三，资料和方法。资料包括：（1）省级领导。我运用了十个变量，如年龄、党龄、籍贯、性别、民族、原籍工作或在外地工作、与中央的关系等。我的资料库中收录了1949年至今各省担任过省级领导职务的2600多人的资料。（2）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基本情况（包括人口、经济增长和向国家上缴的税收或国家给予的补贴）。这些资料在目前是最全面的。

我的理论模式，也就是研究角度和思维方式从一般而言是“精英研究”（elite studies）。（我认为）目前政治理论界存在的一些理论模式，不太适用。现在做一个简单介绍，然后指出其不足。（1）派系模式（factionalism）。这在国外非常流行。最早的代表人物是Jorgen Domes，他是加州伯克利的政治学教授，他把中国政治的派系分为两类：一类是“结构性”派系（structural factions），即指这些人在生活上有共同经历，比如是同学、同乡或同行；另一类是“功能性”派系（functional factions），即指在存在部门利益的各个部门基础上形成的派系，如军队与政府。哥伦比亚大学的Andrew Nathan教授对其理论框架提出了质疑，认为派系与正式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同，所谓派系都是建立在个人关系（personal tie）上，而建立在部门之间的利益或者领导－被领导关系之上的是“正式权力关系”（formal power relationship），不属于派系。我在研究过程中倾向于第二种定义。用此种派系模式研究中国政治尤其是中国省级领导的政治升迁存有许多不足，比较牵强附会，比如分析建立在猜测和小道消息而不是系统资料的基础上，对许多现象无法解释（例如，许多同乡在政治上互相争斗而非同乡则相互提携）。所以我认为派系只是升迁的一个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而不是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派系模式不足以解释政治升迁。（2）地方主义模式（localism）。这也是一种较流行的研究地方领导的模式。Teiwes提出了一个基本公式，来说明是否存在地方主义，以及用比例说明地方主义的强弱。这个公式是：在原籍任职的领导与外地派来的领导之比，其比例大则地方主义倾向强，反之亦然。这里暗含的一个判断就是本地领导即在原籍任职的领导等同于地方主义。这个公式似乎尚无人提出挑战，影响比较大。又有学者提到了明清时期的“回避制度”（law of avoidance），认为中共在选派地方领导人时往往无视传统的回避制度。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模式不够严谨，因为把地方主义（通常是贬义）与出生地主义等同起来了。我96年对此问题作了一个专题研究，我认为地方主义与是否在原籍担任职务没有直接关系。另外，地方主义无法解释升迁的问题，这是其很大的缺陷。我因此提出了不同于以上的“政绩模式”（performance model）。升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政绩。这是我的一个假设（hypothesis）。具体内容包括：（1）若一个省经济发展好，则省领导得到提升的可能性大；（2）若一个省上缴国家税收多，则省领导得到提升的可能性大。

我的研究方法（methods）是芝加哥大学的“试验主义”，量化分析。以政治升迁为因变量，自变量则包括很多，政绩外还有党龄、年龄、性别、民族、学历、原籍甚至不同历史时期、有无政治运动、省的人口、经济发展状况、向国家上缴税收等。我的统计模式是“多项式选择模式（multinomial logic）”。这种模式取决于因变量，因变量可以是多项选择（如某一领导人于某一时间面临数种可能：升迁、降职、调往外地或者退休）。自变量分为两类：分类变量（categorical variable）和数量变量（numerical variable），两种变量都可以。统计结果是RRR（relative risk ratios），即相对选择比例（率）。举个简单的例子，选择A或者选择B，选择A的概率是5.25％，选择B的概率是2.15％。这两个概率的比率2.44即是RRR。如果省长被提升的概率是5.25％，而省委书记被提升的概率是2.15％，则2.44意味着省长被提升的机率是省委书记的2.44倍。

第四，研究结果。我选择三方面介绍。

（1）学历和升迁。A、基本特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Hong Yung Lee出版了专著“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1991)。这本书主要研究中国领导，特别是改革开放背景下，如何转型。他的资料非常丰富，提到了中国领导层的学历和教育程度。他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的领导阶层是从没有文化的农民转变成有文化的知识分子。这种说法不够准确。我们研究的结果表明，从49年至今的中国省级领导的文化程度和学历呈现“V”形，两头高中间低。文革前省级领导的文化程度较高，50％以上的省级领导受过大专以上的高等教育，文革期间急遽下降。原因一是中共领导者中也有很多是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受过一定的高等教育；二是解放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作用，许多省级领导是原来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或者进步民主人士。而文革时这些人都被打倒了，取而代之的是两类人：军队干部和造反派，相对文化程度较低。改革开放后，文化程度大幅提高，尤其是95年“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暂行条例”（最近颁布了“正式条例”）的颁布实施，规定省级领导必须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我统计的数据显示：1983年主要省级领导中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占总人数的1/3，1993年是2/3，2002年是82％，甚至有4个书记5个省长是研究生毕业，其中河南省省长李克强还是北大的经济学博士。有的省级领导干部有外国学历，如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是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省级主要领导也占一定比例，如19％的书记、16％的省长不具备这一条件。B、学历与升迁。学者Hong Yung Lee持“专家治国论”（Technocracy），从这一理论推出一个假设：学历越高被提升的可能越大。真是这样吗？我通过研究发现，学历与升迁并不直接相关，甚至大学学历是进一步提升的障碍，有大学学历的提升机率是没有大学学历提升机率的60％。（说明一下，这是指进了省级领导这个层次之后进一步升迁的问题，与前述省级领导有大学学历的比例大幅升高的整体性论述是不矛盾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省很大，情况复杂，专家精通某一方面但往往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和把握全局的能力，这是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因此，我的结论是大学学历不是提升的主要条件，省级领导干部还称不上“专家治国”。

（2）地方主义与升迁。A、在原籍任职的基本特点。中国古代的回避制度自曾国藩建湘军始被废除，地方主义从此抬头。后来军阀混战是典型的地方主义。解放后，中央采用“以中央的地方势力来反对不忠于中央的地方势力”的方法，委派大批干部回原籍任职，如叶飞到福建，黄克诚到湖南，李先念到湖北。从49年至今，约1/3的领导在原籍任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一般而言省委书记是外地人，省长是本地人。这样搭配比较和谐，省委书记与中央联系密切，省长深谙当地情况。图形分布也是“V”形，文革前和改革开放后干部在原籍任职的比例较高，文革时较低。现在（2002年）比例又大幅下降，省长和省委书记中的18％是本地人，其中省长中的29％和书记中的3％是本地人。B、地方主义与升迁。我们的假设是：在原籍任职者更有可能被降职。研究结果表明：原籍与外来在升迁上没有本质区别，但原籍比外来更少被调动。所以，我认为地方主义理论不成立，应当注意的是任期长短。意即，原籍并不是关键，而在于任期长短产生的“认同”心理（identity）。如果在一个地方任职很久，则与该地认同心理日强，关系日深，这比原籍更容易产生所谓的“地方主义”。

（3）政绩与升迁。我运用了经济增长率（包括省增长率与在任期间平均增长率）与向中央上缴税收（包括省缴税与在任期间平均上缴税）两个变量。我的第一模式是“对比”，即用原职不动（staying）和提升、降职比较，发现政绩越好更可能留任。我的第二模式研究显示：经济增长率与提升无关，但上缴税越多越能提升。因此我的结论就是：中央关注的是上缴税收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率。上缴税收越多越能提升，少交税则更可能被降职。

评议

主持人（盛）：感谢薄教授的讲演。这是一个很新鲜的话题，因为在我们的习惯印象中，政治升迁是一件很偶然的事，并没有一定的规则，而且要在政治领域中突破禁区寻找规律也需要很大的勇气。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评论人。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周孝正教授，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的赵晓博士。赵晓：很高兴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听到这样的报告。这虽是一个政治学的报告，但是也可看作经济学的报告。因为他的研究方法已非常接近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如建立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然后得出结论。可以说当今国际范围内，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边缘正在变得模糊。

我先说一下对这个题目的看法。目前中国转轨时期存在两大难题。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在第一个难题上。第二个难题是，根据标准产权理论，只有产权清晰，经济才能有效率（如道格拉斯·洛斯在许多著作中都已阐述的）。但是中国经济产权并不清晰，却一直保持着高增长。为什么呢？另外，根据西方标准的公共选择理论，中国政治的公共选择模式是非标准的，是没有效率的，而在没有效率的公共选择模式下经济能高速增长是为什么？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从一些经济学的文献对后一个问题所作的解释看——如张维迎分析了中国地方竞争如何促进中小企业的变革——地方为了提高经济绩效，获取更多的税收资源，积极推进了中小企业的变革。二是中央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绩效作为考察地方干部的前提。基于以上两点，在大的政治框架没有改变的前提下经济保持了增长。另外，我在中国“抓大放小”的案例中也发现：即使大的政治框架没有改变然而效率也能改变。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原来的政治官僚由技术型转为财经型，懂得经济建设的官僚更容易得到提升。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无论是在经济学还是政治学领域都太少了。今天博教授提出的政绩模式，力图说明经济增长与省级干部升迁的一些内在关系，对于我国处于转轨期，公共选择模式又不标准的情况下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能作出一些解释，从学术上看似乎可以算作这一支流。

对于研究方法，我没有不同意见。但是对于选取指标的真实性，我存在一些疑问。毕竟现在造假太猖狂了。另外对于你刚才提到的“任期长造成地方主义”的观点我认为还有讨论的余地。据我所知，国民经济统计核算对地方经济增长关注不大，主要是用税收的数据，因为统计部门认为其真实性高。还有就是从49年至今时间跨度很大，应当分时期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也能分出很多小的阶段，不同阶段对学历、专业的要求都不同。

薄：我书的第六章建立在第五章“基本模式”的基础上，阐述了三个阶段的情况，其中改革开放以后更是年年不同，有较细的分类。

周孝正：研究很有意义，虽然数据真实性有待考问，但是对于趋势的分析是对的。我认为应该人文型领导和技术型（侧重自然科学的）领导并重，提倡政治文明。另外可以与发达国家的领导升迁做一个横向比较。举个例子，比如中国历史上共有300多个皇帝，分了36个姓，但日本2000多年就是一个姓，所以被神化，所以能不负责任了，而中国则改朝换代频繁（笑）。我们在编《国家资源报告》时曾讨论应该用何种指标和指标体系来考察我国的干部。国际上有人认为应对一定任期后该领导所在地区的生物物种多样性进行考察，作为核心指标。江总书记也说过“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所以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笑）这是我的一点感想。

蔡：我认为，研究中国领导的升迁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模式的变化。从整个中国国情发展的过程所引动的人事制度的模式、干部升迁制度的模式的变化或者某一阶段国家领导层的侧重点转移的角度来摸索干部升迁的规律，可能更准确一些。对于干部个人资料的收集与统计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与思考，我认为如果能将今后的研究切入到干部升迁制度的变迁会触及问题的实质。薄教授远在美国，观察是远距离的，让人更多的感觉到一种理论上的灰色，理论与实际脱节比较厉害，因为生活在急遽变化，权力失去制约的市场经济滋生出大量的权钱交易，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获得官职和提升的现象已经扭曲了我们的干部提升制度。应当拉近观察的距离，深入本土，完全采取数理统计的研究方法太遥感了。中央一级赤裸裸的“跑官”比较少，因为受到的制约较多，但是省级这种现象比较泛滥。您的研究是纯学术的，但真正想要在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史上留下这一段历史的记录，必须转换模式的切入点，要更贴近中国的国情。比如，徐匡迪为什么突然从政治舞台上消退，他一直是很多人心目中下届总理的最佳人选，他的离去反映了我国干部选拔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黎鸣：我怀疑你用纯理性的办法来研究中国政治会有什么有价值的成果。中国的政治是“人治”，它与理性主义偏差得很远。你把49年至今的数据放在一起研究，可能出现许多相关因素相互抵消的情形。在中国很多升迁情况与政绩和上税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即使按照相关计算得出相关性，但也是值得怀疑的。所以用纯理性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政治，并不有助于中国政治的变迁，反而把其中一些重要的因素掩盖了。用纯理性的方法来研究政治我是很怀疑的。对经济学的研究也是如此。现在的经济学家就进入了这样一个巨大的误区。经济不是纯理性主义的。比如，对心理学的研究在凯恩斯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又如，马克思和哈耶克都不仅仅是运用数字来建立理论的。我认为应当将研究的对象与理论密切结合，用纯理性的方法来研究与人、社会、政治、经济相关的现象则是进入了理论的误区，不会在学术上走得很远。

孟翔：相关性并不等同于因果性。相关性背后的原因还是要找到中国官僚升迁的机制，在这方面博教授没有下手。而且还很可能存在全然没有因果关系的情况，比如强省的领导因为上缴税收多而升迁机会大，但是他是如何到强省去担任领导的呢？很可能他是中央的亲信。因此这里升迁的原因是“任人惟亲”，恰恰不是政绩。所以仅从表象研究是搞不清中国的升迁机制的。

赵农：对，目前中国的干部升迁模式是只要得到他顶头上司的赏识就能提升。另外正如孟先生所说，有时候是为了提升一个干部才派他到强省去的。这是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必须触及。另外，我认为省委常委也是应当注意的一类省级领导类型，因为从一个副省长变为省委常委也是升迁。提到省级领导的学历，我认为存在原来学历很低但是担任领导职务后弄到大学学历的情形。

主持人（盛）：各位讨论的很激烈。我想说的是，薄教授的研究有一个既定的命题，各位提出的涉及面非常之广，已经远远超出了他这本书所研究的范围。刚才赵晓提到政治学的这种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相近，我说它运用数据统计、回归、相关系数、显著性等，仅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刚才黎先生批评的应该是这样一种方法，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还有很多别的种类。我知道政治学学科中有政治经济学的门类，我建议薄教授在研究中应当加入制度分析的方法，比如分析正式及非正式的晋升制度，这可能使你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更加丰满。

另外，我对你的某些结论存有怀疑。比如你认为大学学历是进一步提升的障碍，你给出的“机会成本”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又如上缴的税收和经济增长某些时候可能存在负的相关性，浙江省义乌小商品市场年销售额100亿（现在是200亿），收的税是6千万，税率仅0.6％。现在很多地方往往隐瞒增长率就是要少缴税，税收高的地方恰恰就是经济增长差的地方。除以上两个因素外，“政治忠诚”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它可通过税收来表达。税收不能太高，否则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和安定团结，中央也不喜欢。中央和地方存在一个均衡问题，中央并不欣赏完全没有地方主义，不顾地方利益的领导。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领导自身是否想晋升。为什么有些政绩特别好的领导留在本地拒绝晋升，例如凡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省级领导都不很愿意调往中央。事实上，央行的许多领导都是从落后地区调来的。在中国有许多现实问题，可能在美国远距离观察是不太容易涉及到的。

蔡：我补充一个例子。一位广东省的市级干部对我说，在他们那里要想跟某位官员过不去就提升他，这样他就失去了人际关系等等既得利益，而且要提升就要考察，一考察他那些暗无天日的事情就容易暴露出来。（笑）

薄教授对评议的回应

感谢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这对我是一次很珍贵的学习机会。我在国外呆的时间比较长，对国内的许多情况确实了解得不够，需要进一步学习和体会。

关于制度的研究，比如国家干部管理制度，我在这本书里虽然没有涉及，但我也开展了一些工作，如99年为一本英文杂志《中国法律和中国政府》编译了一组文章，关于党政领导人选择和任用的基本条例等的介绍。

    返回mba自学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