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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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恨水是通俗文学的一面旗帜

——张恨水与中国通俗文学研讨会述评   汪启明

    当前通俗文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追击着严肃文学的堤岸,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在通俗文学创作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庸品”、“次品”甚至“毒品”,产生了不小的负面效应。为此,通俗文学创作迫切需要科学的通俗文学理论来指导。一生创作100多部长、中篇小说,曾被老舍赞誉为“国内唯一妇孺皆知的老作家”的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的创作实践及其理论自然成为专家学者们关注的焦点。1997年11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华文学基金会、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上海新民晚报社和张恨水先生的故乡——安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张恨水与中国通俗文学研讨会”正是顺应这种形势在北京召开的。来自京、沪、皖、苏、黑、鄂、豫、晋等省市60多位作家、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了论文40余篇。

    张恨水研究已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1988年召开的国内首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为标志的。在这次研讨会上,来自美国、香港及京、沪、豫、黑、鄂、皖等省市的130多位专家学者就“关于张恨水现象的总体把握”、“关于张恨水的文学观”、“关于张恨水小说的艺术特点”、“关于张恨水小说的商品化倾向问题”、“关于研究张恨水的方法论与资料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

    第二阶段是以1994年召开的国内第二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为标志的。如果说第一次研讨会是在“辩证的基础上向纵深领域迈进”,那么第二次研讨会则是“在向纵深领域迈进的基础上全面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在这次研讨会上,来自京、沪、晋、蒙、黑、苏、赣、豫、粤、皖等省市80多位专家学者就“‘双峰并秀’”论的由来及其发展”、“在历史的座标系上,张恨水是通俗文学大师还是文学大师”、“关于‘张恨水流派’问题”进行了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研讨。

    张三阶段是以今年在京召开的“张恨水与中国通俗文学研讨会”为标志的。大家认为,这是一次富有学术个性的会议,与会者本着求是务真的精神,坚持“双百”方针,坚持了自己的学术个性,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更是一次为推动通俗文学理论工程建设的会议,本次会议向着“三跨”、“两高”的目标在宏观研究、微观研究(首次考证《翠浪重铺》、《雾中行》是张氏的两部力作)、比较研究上均有新的进展,尤其是在现实研究上更有所突破。与会者已超越了“辩诬”、“是文学大师,还是通俗文学大师”的讨论范畴,却从共时与历时两个方面将张恨水定位于通俗文学座标系上,称之为通俗文学”大师“、”最拔尖的”“唯一的奇才”、“旗帜”。因为从横向看,张恨水通俗小说产量最高,成就最辉煌,同时代的包天笑、周瘦鹃、程小青、秦瘦鹃、刘云若、向恺然、李寿民、宫白羽、王度庐、孙了红等无法媲美,张恨水技压群芳;从纵向看,当代通俗小说走红的作家金庸、古龙、梁雨生、琼瑶无法企及。也就是说,张恨水小说不仅在中国——包括港台地区——现代通俗小说中一枝独秀,而且在中国——包括港台地区——当代通俗小说中也鳌头独占!与会者把张恨水研究与中国通俗文学理论工程建设和创作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对张恨水其人其作品进行全面、立体、系统地审视,从而更好地指导当前通俗文学创作。它标志着张恨水研究从学术研究走向应用研究从而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一、关于通俗文学的应有地位

    中国的小说地位一直很低,“小说”一词源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说小说是琐屑的言谈,小的道理。班固《汉书·艺文志》又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中国士大夫一向自以为高人一等,任何东西,尤其是精神产品,一与大众沾边,成了通俗性的东西,就被目为浅薄庸俗,不屑一顾了。因而,“自始中国小说的价值,就没有打入‘四部’‘四库’的范围”。(张恨水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通俗小说的命运更糟!新文学作家不但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而且认为章回小说是丢进毛厕的东西,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因而必须扫除这棵花圃中的臭草。文艺界这种极“左”思潮一直干扰着人们对通俗小说的存在及其存在价值作出客观、公正乃至科学的评价。因此,本次研讨会许多专家认为,要能科学的评价张恨水,首先须端正对通俗文学的看法,科学的评价通俗文学的价值,给它一个应有地位。

    在开幕式上,张锲说,通俗文学曾经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其实,我们中国许多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西厢记》、《金瓶梅》等,在某种意义上界定,也可以说是通俗文学。因此,俗和雅的关系不能按照过去我们在文学创作上、在文学理论研究上那种受到或多或少的各种各样干扰去认识。这个问题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得到深入的研究。张炯认为,由于受到“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倡导者排斥通俗小说、排斥“鸳鸯蝴蝶派”观点的影响,对通俗小说往往评价偏低。实际上,从1840年到1949年这100多年中,我国产生并完成了文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有相当一批作家充当了新文学的桥梁。他们既继承了旧文学的传统,又不同程度地加入了新文学的创造,并在高雅的严肃文学和通俗的大众文学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使自己的作品雅而不高,通而不俗,乃至其中优秀的作品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这样的作家,在文学历史进程中的贡献是不应被忽视的。

 在研讨中,钱谷融形象而风趣地说,希腊神话中没有专管通俗文学的缪斯,假如有,我想她也是不必因为在我们凡人眼里,通俗文学似乎低人一等,难登大雅之堂而感到羞愧的,他指出我们应该抛弃历来轻视和鄙视通俗文学的偏见,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今天通俗文学的发展。今天的严肃文学、纯文学小说的希望和出路,我以为就建立在对通俗小说的意义和价值、长处和短处,能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正确的看法上。刘扬体主张用文化战略的眼光来看待通俗文学的存在及其存在的价值。他认为我们研究问题的眼光应更加开放,更具全球性,应从人类生存和社会精神秩序究竟应该怎么摆来看待通俗文学的存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通俗文学的存在价值,即它所表达的思想情绪,它的审美功能,它与群众所保持的广泛联系,它在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即劳动者用于自我享受及自身发展的闲暇时间里所起的精神作用,是其它文学及文化活动所不能取代的。通俗小说有自己的活动天地,经历了自己兴衰变迁,营造了别样的艺术世界,拥有不同的庞大的读者群,构成了独特的文学景观,它们理应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得到科学的评价。在近现代文学发展长河中,通俗小说家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们对于推动我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容抹煞的贡献。

    在闭幕式上,邓友梅妙趣横生地说,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40年代文坛上原来是“土八路”出身后来当了作家的,大都是从通俗文学起步的,我邓友梅是的,我的同学陈登科也是的;通俗文学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在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群中有利于普及文学知识,培养文学欣赏力,包括文学创造力。并预见说,到任何时候,选择通俗小说和章回小说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读者群。
    通俗文学在人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无论如何不能低估、不应低估的。我们应该给它以应有的重视,使它在人们的心目中,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人士心目的地位得到提高。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认为它与严肃文学或纯文学同值等高呢?有的认为,写章回小说的作家提高的结果,决不会提高成鲁迅。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审美焦点、不同的内在规律。有的认为,文化发展是多线进化、多元并存、多向交流与整合的。文学也如此。如果我们承认文化和文学都“多线进化”的道理,那就应当承认,通俗文学有它自己的整体性、整合性;它在题材选择、写作手法、主题表达、美学情趣、语言风格、读者对象、审美价值定位等方面,都与新文学不同。通俗文学的审美价值体系,与社会文化心态秩序广泛趋同的现象和同质倾向十分明显。它和严肃文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又都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取长补短,所以,对这两种文学不适宜套用一种尺度、一个标准去评价。当然,不用同一标准对待不同的文学,不等于无原则地放宽评价尺度。艺术有共同遵循的更高规范。对待通俗文学,在将评价偏低这个从整体上看来仍然存在的老问题解决之后,恐怕也应注意防止另一种不实事求是的现象出现。有的指出,我当然并不认为应该把通俗文学的地位提到与严肃文学或纯文学同样高的地位,就意义与价值来说,严肃文学、纯文学无疑始终居于领先地位。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准的,无疑也应该是严肃文学、纯文学,而不该是通俗文学。虽然通俗文学的需求量远远超过严肃文学、纯文学,但不能以通俗文学为旗帜,一个时代以通俗文学为旗帜是可悲的。

二、关于研究张恨水的眼光问题

    本次研讨会就在新的研究阶段该用什么眼光去研究张恨水这一问题讨论得尤为热烈。与会者认为,应该用“跨世纪”、“跨国界”、“跨文化系统”的眼光去深化张恨水研究。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时代眼光

    严家炎在贺电中指出:张恨水的“作品虽是通俗小说,却追求词章笔法的典雅,人物刻画的生动,艺术构思的创新,做到了俗中有雅、雅俗共赏,体现出一种追随时代而不断进取、不断探索、永不止步的可贵精神”。为此,与会者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有学者认为,应从时代的选择方面去研究张恨水。“五四”运动是中西文化剧烈碰撞时期,也是中西文化大交流的运动。作为张恨水,一方面他从小受民族文化的熏陶,有着颇深的中国文化素养,一直徘徊于旧营垒、留连于旧程式;一方面他要努力“赶上时代”,窥探着新观念,追求着“入时”。他深感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国社会风俗受西方影响发生了变化,大众审美习惯与审美需求也发生了变化,通俗文学必须重建,于是他致力于对章回小说在形式上、描写手法上、题材上、思想上诸方面进行开拓与变革,走出了一条符合大众审美需求又能获得审美教育的“引俗入雅”的创作道路。他以自己成功的创作实践证明:他是中国古典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型的最佳人选。

    有学者从文学服务于现实的角度研究张恨水。认为张恨水小说有着一种耐人寻味的阅读现象,就是俗而恢宏,俗而深刻、俗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达到了文学创作很难达到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境界。因而人民需要张恨水“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的通俗小说。他的创作经验在今天对于通俗文学创作和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乃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研究他,不仅现在有意义,将来仍有意义。

    汪应果提出应该从文化经济学角度与通俗文学战略角度来认识张恨水的价值。他从美国的好莱坞获得启示,认为目前众多出版社竞相出版张恨水的书,而且一版再版,获得了可观了经济效益,可见张恨水是文化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张恨水同时写几部小说类似于当今的“电脑写作”,从信息挑战的角度看,张恨水是一位伟大的先行者,在写作方式上,他开了一个先河。

    2、历史眼光

    张占国等认为,人不是历史的起点,而是历史的结果。为此,不可切断其渊源关系。对张恨水的研究也应如此,要把张恨水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历史长河、特别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放在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去研究、讨论和发现其渊源与作用、地位与影响,甚至要把张恨水放到20世纪世界文学中去定位。苏光文以《八十一梦》为例,把它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这一宏阔层面来审视,认为《八十一梦》是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创作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文学这一民族意识回归与民族传统文学回归和呼唤的回应,是20世纪中国文学第二次调整与转换的创作尝试。

    杨义认为,张恨水是对我们文学史观念的考验和挑战。文学史一旦正视张恨水现象,就不难发现,他可以被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典型。不研究张恨水,就很难真正理解中国小说在20世纪转型过程沉重的失落感,以及突破旧程式的艰难步伐。文学史永远是一个过程,而张恨水是最有文学史过程感的作家之一。

    3、文化战略眼光

    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的通俗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容广泛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它的形式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张恨水小说是植根于民族文化沃土的一棵参天大树,对张恨水的研究最终将深入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

    袁进认为,张恨水的周围聚集了许多矛盾,如时代潮流与作家主体的矛盾、新与旧的矛盾、雅与俗的矛盾、商品化与创作理想的矛盾······他具有特别的复杂性和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张涛甫认为张恨水是市民文化的代表,他的文化影响力集中在市民文化圈。徐清以《啼笑因缘》为例论述书中三女性是三种文化形态的象征,秀姑是闲去野鹤的传统“侠文化”的代表;丽娜是典型的西方个性解放精神的代表;凤喜是理想状态的中西合壁文化的代表。谢昭新认为由于在张恨水身上形成了以传统文化为本位的心理定势,儒家文化在他描绘的人物形象、表达的社会理想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其次佛、道文化也是表达社会理想的重要因素。关于佛、道文化对张恨水的影响以及在张氏作品中的表现,朱康宁、芮立祥也作了颇有成效的探索。此外,林斗山、葛便南就张恨水与楹联文化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进行了探索。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还可从张恨水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上研究。

    刘扬体认为,从未来看,从文化和文学应有的多元性多样性看,张恨水和通俗文学的存在,就不仅是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与未来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现象。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竞争,而人才竞争归根结底又取决于国民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离得开通俗读物,离得工由浅入深的文学教育,离得开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滋养及其所形成的风气的影响么?

三、关于张恨水对我国文学作出的特殊贡献的评价

    从不同角度评价张恨水对中国通俗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的特殊贡献是本次研讨会的热点之一。

    有的学者是从张恨水与新文学的关系角度来评价的。严家炎指出,文学历来在雅俗双方相互对峙、相互竞争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向前发展。研究探讨雅俗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非常富有理论意义的课题。孔庆东认为,张恨水与新文学的关系,在今天看来,恐怕要比他的作品本身更富学术价值,因为它集中体现了现代通俗小说和新文学互动发展的轨迹,以及张恨水在其间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徐清也有类似的看法,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之间既有各自的审美领域,又并非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随着时间的推进和雅俗的位移,那些精巧化的通俗文学,常常也会成为高雅文学中的精品,历史上那些脍炙人口的古典文学作品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到了20世纪,一些有成就的通俗文学作家则运用这一文学规律创作出雅俗共赏的作品,使之成为通俗文学中的高雅之作,张恨水就是其中卓越的代表,他以自己的作品在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并以此赢得了文学史上光辉的一席。有的学者甚至大胆地猜想,张恨水的作品100年以后是否也像《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一样成为经典文学很难说。

    有些与会者是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评价的。邓友梅回忆说,抗战开始以后,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地区被日本占领以后,整个报纸上都是汉奸文学。那个时候难以读到革命的和进步的作品,可是张恨水的小说仍在这些地区广大读者手里流行。那个时候在日寇统治之下,看张恨水小说无疑增强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民族意识。由于张恨水先生带了个好头,所以中国30年代、40年代章回小说曾出现一个非常旺盛时期。应该说,在张恨水先生带动之下,很多章回小说作家各自都做出了很突出的贡献,是别人不能代替的贡献。钱谷融认为,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作家,是妇孺皆知的通俗文学大师。他的作品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是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拟的,他的《啼笑因缘》、《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作品的问世,不但极大地满足了人民大众精神生活的需求,而且大大地提高了中国传统的通俗文学的品位,使通俗文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严家炎认为张恨水的小说大大提高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水平,使人们对通俗文学不禁刮目相看,从而纠正了“五四”以来新文学陈营中某些人的偏颇认识。燕世超认为,张恨水上承以《红楼梦》为代表的章回小说的优秀传统,下启金庸、琼瑶等人的武侠、言情小说,他以成功的改良并促进了章回小说的现代转型以及留下的3000万言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而在通俗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魏守忠认为,张恨水在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和建设上做了有益的尝试和诸多的贡献,张恨水是20世纪文学史中通俗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承上启下重要代表人物,说他是中国通俗文学的高峰是不过誉的。刘扬体认为,张恨水在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和雅俗结合的文学创作道路上,推动了通俗小说的现代化进程,延续并拓展了章回小说的生命,在面向现实和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上,他以自己的卓越成就,促进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联系、竞争、交融与整合。如果没有张恨水,我国三四十年代的通俗文学会是什么样子?如果通俗文学这一环完全失去光彩,整个现代文学包括港台的某些通俗文学在内又会是什么样子?所以,说张恨水是独树一帜、成就卓越的章回小说家,对这面旗帜的估价是否充分、是否恰当,就成了近一时期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焦点。杨义义为,张恨水建构了一个新旧交杂、雅俗共赏、与时共进的文学世界。他向文学史索取的存在价值,大约分三个方面:(一)他代表着民国年间通俗小说的最高成就,代表着对章回体小说非常执著而有才华的改良。(二)他代表着对传统文学智慧的继承和点化,对新文学智慧(包括外来文学智慧)的某种程度的借鉴和吸收,最终走到可以和新文学相比较的探索的地步。(三)他以一个报人的开阔视野、丰富阅历和敏锐感觉,在大量的作品中以特殊的方式展示了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社会的奇闻轶事、风俗习惯、民间疾苦、民族情绪和政治经济热点,尤其是对北京、江淮地区和重庆的下层社会以及某些中层社会的描写,不无独到之处。一个作家在这么三方面取得如此值得注意的成就,他作为大作家的存在已经是不须怀疑了。

    有的学者是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评价的。徐传礼从张恨水分别与老舍、狄更斯的循环比较中得出结论:20世纪的中国是苦难的中国,但在文学上又是值得骄傲的,它诞生了两位相得益彰的“狄更斯”——张恨水和老舍。张恨水和老舍都是雅俗共赏的市民文学和平民文学大作家。张恨水的特点是以俗为主而俗中有雅,他站在通俗文学、旧文学和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上,尽一切可能地向对立面学习、借鉴,把严肃文学、新体文学和现代文化、外国文化的精华与长处“拿来”,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实现古代和近代通俗文学向现代通俗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而老舍的特点是以雅为主而雅中有俗,站在严肃文学、新体文学和现代文化、外国文化的本位立场上,尽一切可能地向对手学习、借鉴,把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旧体文学和传统文化、本国文化的精华与长处“继承”下来,融汇贯通,发扬光大,实现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二者是相反相成,互补互动,共同形成了文学史健康发展的合力。张恨水与狄更斯都是著作等身的大作家和爱国文化名人,他们成功的共同经验带有规律性,即以德为师,以识为先,以才为用,以学为资,以体为基。程仁章对张恨水与赵树理进行比较,认为二者都有严肃的创作动机,都有明确的为大多数人民群众而创作的意识,因而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和语言形式方面都成功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通俗文学创作的路子。由于他们的小说由俗而真而深刻,因而他们在人物刻画和情节构成上已突破了一般通俗小说的创作程式和规范,取得了平实、生动、丰满的艺术效果。关于比较研究,也有学者提出异议,经过激烈的讨论后形成共识:比较研究不作褒贬,不说谁比谁高,只说各自不同的特色、各自不同的特点,将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不作为目的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学术探讨。

    张正是从张恨水对中国白话文发展的贡献这个角度评价的。认为张恨水对中国白话文发展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在“五四”运动中,张恨水不仅是文学革命的拥护者,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还有学者是从张恨水作品的民族风格、语言风格等角度作评价的。

    有不少与会者肯定张恨水的特殊贡献的同时,又指出矫枉勿须过正,任何人以及作品、创造都不会没有局限性。张恨水当然也不例外,对此,我们应作公正、科学的评价,并发人深思地说,如果大家想把张恨水孤立起来,那就拼命地捧他,比如说近100年来谁都不行,只有张恨水行,这样的文章一发表出来就会适得其反。多年来的经验证明:你越是捧他,就越是造成逆反心理。如果是心平气和地很客观地研究张恨水的历史贡献,指出在那时代也有他的历史限制,这样大家会口服心服,这恰恰是对张恨水突出功绩的最好的表定。

四、关于张恨水的小说实践与理论对当代中国通俗小说创作的启示

    与会者认为,张恨水是中国通俗文学的一面旗帜,我们研究张恨水,不能为研究张恨水而研究,不仅要洞穿历史,还要着眼现实,放眼未来。易新鼎认为,张恨水在继承前人业绩的同时再创新前进,这种求实的态度,确实给我们许多的启发。张锲指出,张恨水的小说创作,继承了我们中国明清小说以及后来许多有成就的文学创作传统,有很多是值得我们今天作家学习、借鉴和继承的。

    “张恨水现象”对当代中国通俗文学创作的启示是全方位的。

    其一、张恨水是一位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作家,这是他创作高品位作品的真正原因。与会者认为,尽管张恨水把满足人们的消遣与娱乐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但他却有着严肃的创作态度。宣奉华说,张恨水在总结他的创作的《总答谢》一文中真诚地表明了他写章回小说是为了用民族大众喜爱的文学形式来反映现代生活内容,是出于作家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也就是立志写作为人民大众的作品。这种社会责任感和“为人民大众而写作”的自觉对于一个旧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多不容易,多么难能可贵。相比之下,我们今天有许多作家诗人却恰恰缺少恨水先生的这种责任感和自觉,他们标榜写诗作文是为了“表现自我”,他们从西方现代派文学拾来某些连自己也不懂的东西,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他们热衷于躲进象牙之塔,做不识人间是非冷暖的精神贵族;而千百万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大作高论并不买帐,致使许多作品只在极小的范围内流传,有些新诗成为谁也不明白的梦呓、昏话。刘景龙说,作为一个作家,张恨水执意为“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写作的自觉意识和“不作淫声,也不作飞剑斩人头的事”的创作精神今天确实乃有广泛的借鉴意义,与时下某些打着通俗文学旗号行海淫诲盗之实的有害作品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其二,张恨水“引俗入雅”的创作道路昭示了通俗文学的发展方向。与会者认为,张恨水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后来的通俗文学创作探索出一条前景看好的道路,它代表了通俗文学的发展方向。陈金泉、万兴华按审美功能和审美接受的标准把文学分为三类,即为社会起净化作用和为社会主流思想起推波助澜作用的载道文学,以士人自误、自恋为宗旨的纯美文学,起于民间、流传民间、为民间所接受的通俗文学。他们认为,在近一个世纪里,经过历史反复而又深刻的检验,证明了张恨水小说不仅深植于中华民族审美基因的地层,不仅对文学审美本性有着过人的深度把握,而且对中华民族传统艺术成规进行了恰到好处的、卓有成效的同化更新;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足够的美学力量问鼎于“五四”载道文学和“五四”纯美文学,而且在中国——包括港台地区——现、当代通俗文学中一枝独秀,无人敢于与之比肩;那么,张恨水成为中国通俗小说的方向也就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与会者进而认为,张恨水之所以选择了这条道路,是因为在主观上,他最富正义感,努力“赶上时代”,直到晚年还说:“老骆驼固然赶不上飞机,但也极愿作一个文艺界的老兵,达到沙漠彼岸草木茂盛的绿洲。”在客观上,新文学的巨大牵引力使他不得不对章回小说进行改良,去继承民族传统的精华,借鉴外国文学技巧。二三十年代是新文学拉着通俗文学跑。而步入80年代后期则通俗文学被金钱拉着跑,严肃文学又被通俗文学拉着跑。许多通俗文学作家为金钱而创作,因而产生了一些低品位的作品,甚至有些严肃文学作家也耐不住清贫与寂寞,变得浮躁起来,也拼命地挤进这一行列。因而通俗文学创作滑进了“引雅入俗”的时代。“商品文学”有之,“痞子文学”有之,甚至“鸦片文学”也有之。作为有社会责任感、有艺术追求的通俗文学作家应选择张恨水为之开辟的这条创作道路。

    其三,张恨水的创作实践足以为通俗文学作家们所借鉴。邓友梅说,我最先读的小说,一是张恨水先生的小说,一是武侠小说。张恨水先生的小说我没有参加革命前就开始看,大部分我都读了。比如写北京最普通下层市民那种生活情调,如果说对我有些影响的,一个是老舍先生,一个是张恨水先生。与会者一致认为,张恨水小说从内容上看不是“面壁虚构”的,所反映的是引起平民百姓感情共鸣的生活题材和主题。早期小说的主题是反封建、反军阀、反官僚,主张恋爱真诚婚姻自主;后期小说的主题是反对战争,渴望和平,评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反映下层人民的不幸遭遇,同情弱小,反对强暴,“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鸣不平”是张恨水小说一贯的思想基调。尽管张恨水小说多写爱情婚姻,也写武侠小说,但真实性、典型性始终是他作品的两块基石。他的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最富传统美德和民族性格,具有极强的典型意义。他的小说所描绘的是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风景、风俗画卷,极富民族文化,着眼大众,为大众服务,对章回小说进行改良,使之成为一种吸收传统章回小说精华、借鉴外国小说技巧的反映新生活表现新思想的具有民族化、大众化的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新章回体。更令人称道的是张恨水小说的语言具有民族化、通俗化的特征,既着眼于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又能收到简洁明快、情趣盎然的艺术效果。总之,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与会者均认为张恨水留下的这份文学遗产值得当代通俗文学家去继承与借鉴甚至反思。

    其四,张恨水的小说理论是当前通俗文学创作健康地向前发展的保证。与会者认为,张恨水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而且上升到理论高度提出了许多精辟的创作主张,形成了比较科学的理论体系。孔庆东认为张恨水的通俗小说理论集中在两个“强调”上:第一,强调“服务对象”,他愿为“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工作;第二:强调“现代”,为他的服务对象提供“现代事物”。汪启明认为,张恨水提出的“小说就是小说”是小说史上的科学例题;“人性”,是张恨水小说理论的主体建构;“隐曲”,是张恨水小说思想意识的传递策略;“继承借鉴开拓”,是张恨水对章回小说理论的完善。勿庸置疑,这对繁荣当前通俗文学创作提高通俗文学的创作质量,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与理论保障作用。

    早在1994年范伯群就提出了“张恨水与通俗文学理论建设工程”这一富有远见的课题,他认为近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应该将近现代通俗文学摄入我们的视野,而现代通俗文学的理论建设应向张恨水索取许多从创作上升为理论的规律东西。通过张恨水究,我们可探索通俗文学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本次研讨会在推动通俗文学理论工程建设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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