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启后 深化拓展 把张恨水研究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第四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综述
芮立祥
张恨水研究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这是张恨水研究走向新世纪，适应和接受世界多元话语挑战，实现“三跨两高”（跨世纪、跨国界、跨文化系统；高质量、高成就）目标的根本所系。基于此，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安徽省文联、安庆市人民政府、潜山县人民政府、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全国第四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于2000年11月6日至8日在张恨水先生的故乡－－安徽省潜山县隆重举行。来自埃及及京、苏、赣、晋、黔、粤、吉、川、蒙、皖等省市的5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张恨水创作经验与新世纪小说走向”这一主题，本着民主、求是、创新的精神，展开了多领域、多层次、多角度的研讨。现将此次大会的主要成果综述如下：
一、研究的深化与领域的拓展
此次研讨会继承和发挥了前三次学术研讨会的成果，并在对张恨水文化、文学意义的总体把握和张恨水创作经验对新世纪文学的启迪方面又有进一步的深化和突破。
A、关于张恨水研究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程
季昆森认为，研究张恨水，既要研究张恨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更要研究张恨水作品及创作精神的现实意义，从中汲取先进的文化因素，为现实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江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三个代表”等重要的思想，为张恨水研究指明了方向。走进新世纪的张恨水研究，要从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程的高度，把研究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徐传礼认为，面向新世纪的张恨水研究，要力掘中华文化的四大特征：一是源远流长而博大精深；二是兼收并蓄而中正平和；三是自强不息而庄严华美；四是集其大成而造福人类。要努力使张恨水研究与世界文化“接轨”，与传统文化“接骨”，进而汇入中华新文化的洪流这中。并以此为契机，创立有中国特色的“大文化哲学”、“大中华学派”、“大通俗文学理论”、从而更自觉地、更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陈金泉认为，中国通俗小说在本世纪宿命般地面对着世界文化的两次“入侵”：一是本世纪初，二是千禧之交。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走向多元对话的时代，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中国文学的面前：如何维护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尊严。指出，20世纪的中国，与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分庭抗礼的文学并不是“五四”新文学，而是中国通俗小说的“几大古典名著”。对上半个世纪的世情进行撼动人心的审美观照的张恨水小说，以其富于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已问鼎于世界小说之林。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程来说，张恨水通俗小说是一座富矿，有着极其重要的开采价值。
B、关于张恨水小说代表未来中国通俗小说走向的美学命题
万兴华、陈金泉在《从<红楼梦>到张恨水小说》一文中，以审美眼光，对中国文学的源流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中国古代小说一为纪异志怪，一为纪实志人。就纪实志人而言《红楼梦》是顶级之作，张恨水是《红楼梦》的真正传人。
大会还就中国通俗小说在本世纪一种奇特的审美现象：前半世纪，张恨水小说在审美接受市场上占尽风情；后半世纪，金庸小说风靡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华人生活区进行了研讨。有学者指出，张恨水小说在本世纪后半叶的退潮，并不表明金庸小说的审美价值逸出张恨水小说审美价值之上，更不表明《水浒传》－－金庸小说是中国通俗小说的方向。张恨水晚年未能继续创作出传世通俗世情小说，并不意味这路通俗小说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实在是众所周知的外部环境使然；而金庸于1972年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却十足地来自自身，而生活的外部环境依然如故。
有的学者还将张恨水小说之“俗”与金庸小说之“俗”进行了专题比较。从审美对像来看，张恨水小说之“俗”，是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世俗”，即世俗社会里的人情物理；从审美接受主体来看，张恨水小说的审美方式厚植于审美接受主体－－广大读者、特别是市民读者－－审美心理的地层深处，可谓之“心俗”。金庸小说则不然，从审美接受主体来看，金庸小说之“俗”是一种“心俗”，生存境况不尽如人意的广大普通民众，总幻想通俗小说中奇侠之类的人物能让他们在审美接受中快意一下恩仇；然而，从审美对像来看，金庸小说里的奇侠与恶魔及其所生活的殊方绝域之地绝无半点“俗”气。概言之，金庸小说仅一头通“俗”，即通“心俗”，而张恨水小说却两头通“俗”：一头通“世俗”，一头通“心俗”。“世俗”、“心俗”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红楼梦》－－张恨水小说代表了未来中国通俗小说的走向，必将为后来的通俗小说创作实践所证明。
C、关于张恨水小说具有通俗文学的范式意义
梅向东认为，“四不像”构成了张恨水文化心态的总体特征。张恨水有四种不同面目：商业文人者、自娱自慰者、社会道德者以及小说艺术家。恰如张恨水谈及自己小说的文法组织时所言“姜子牙骑的‘四不像’”。四面合成的心理结构在张恨水身上所显示出的功能性张力与窘境，在使张恨水始终处于不执一隅、张驰自如的自由创作状态的同时，却也构成了对其艺术生命的巨大限制。商业心理、自娱心理、社会心理和审美心理的四力等量运作在构成一种相互激励的动力机制的同时，亦是一种相互磨损的耗散窘境。张恨水以其四力均等的“四不像”，建构的正是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通俗文艺心理模式。
有学者认为，张恨水小说叙事形态亦具有通俗文学的范式意义。其小说叙事形态也呈现“四不像”的特征：似现实主义叙事而不是，似后现代主义叙事而不是，似鸳鸯、礼拜六派叙事而不是，似社会经、言情纬的叙事而不是。张恨水小说的这种叙事形态是一种典范的通俗文学叙事形态，它可以成为今天我们审视一切通俗文学叙事的标准。有学者指出，张恨水的深刻性并非仅在其小说文本世界，还在于作为一个完整的张恨水文化现象。其哲理性启示在于：张恨水的通俗文学写作正是张恨水自身生命存在的方式。张恨水以其毕生的通俗文学努力去建构起自我生命的平俗范式。
通俗文学，作为一个概念而存在，似乎从来就缺乏严肃的理论界定，文学史尚没有通俗文学的真正位置。事实上，张恨水自觉而不懈地建起的通俗文艺心理结构模式、叙事形态，正具有通俗文学的范式意义。早在第二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上，苏州大学教授范伯群先生就提出了“张恨水研究与通俗文学理论工程建设”的课题，张恨水“四不像”现象，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理论思考和总结。
D、关于张恨水小说在中国文化生态平衡中的独特贡献
黄佳能认为，张恨水小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创作，当代中国小说以情为中心的人的苏醒主题，相当程度上可以看到张恨水小说的影响。张恨水牢牢地抓住故事这一叙事形态，并对之进行合理的改造，使中国的通俗文学整体水平得以很大的提高，扩大了中国通俗文学在国内外的影响，使作为文学三大支柱之一的通俗文学得以承传和繁荣，为中国文学的生态平衡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易新鼎认为，许多新文学家的一个特点是，成名之作便是高峰，此后就难出新作。这其中的原因很值得研究。“五四”前诸多作家却并非如此，张恨水尤其突出。他追随历史潮流前进，“不被自己的套子套住”，时有新作问世，为中国文化生态平衡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刘迁认为，在中国文学新旧转型中，张恨水先生追求叙述之“趣”，独立地支撑起了言情小说这一脉。琼瑶的作品可以说是张恨水“言情”小说的延续与演变。张恨水创作成就与经验长期以来被“左”的教条主义盲目地否定了。但是，琼瑶的存在是对这种否定的否定。张恨水始终如一地坚持大众化的创作态度和精神，执着追求“叙述之趣”，对中国文化生态平衡作出了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来自埃及的侯赛因·伊卜拉欣认为，张恨水创铸了中国文学的“金字塔”，他的小说象埃及的金字塔一样神秘。张恨水的小说有着他的个性，一方面，它是通俗的，适合于大众的口味和需要，注重故事情节的趣味性、休闲性和平民化色彩，而另一方面，它是高雅的，这种高雅体现在作品以内和作品以外许多方面，它追求一种文化和心理上的高层次、高品味，将传统与现实结合，并致于和谐。张恨水小说所体现的通俗化与高雅化是相互融合的，他作品中的高雅不是纯艺术的脱离民间情趣的高雅，他作品中的通俗也不是完全平民化的毫无文采的通俗。这种高雅化的通俗使他的作品既能在文人、士大夫中广为流传，又能被市民广为接受。有学者认为，张恨水融合雅俗，成为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这本身就显示了张恨水对中国文化生态平衡有着独特而卓越的贡献。
李葆炎认为，“五四”新文学家反对“载道文学”，反对“消遣文学”，这不能说他们的主张是错误的，当时，为了推进中国社会的变革，文学观念需要全部更新。实际上，新文学还是载道的，载新思想之道。但对文学的消遣、娱乐的功能，他们忽略了。实际上，在消遣、娱乐过程中就有一个“寓教于乐”的作用。过去新文学跟通俗文学（鸳鸯派）两个阵容好像是水火不相容。可通过我们的实际考察发现，通俗文学，特别是张恨水的作品，他跟新文学几乎是同步的。“九一八”以后，张恨水一口气写了三篇“国难小说”，爱国热情非常可贵，跟左翼作家写的抗战小说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形式不同罢了；从早期的军阀时代到后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张恨水揭露社会的深刻、讽刺丑恶的尖锐是一些左翼作家所不及的。张恨水小说恰恰说明了一个新的课题：在现代文学史上，通俗文学跟新文学、左翼文学之间其实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两个阵容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线。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恨水对中国文化生态平衡中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
E、关于张恨水文学史地位及文学、文化定位
蔡清富列举了解放前和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对张恨水多次接见和交谈的事实，表明了中共领导人对张恨水其人其作的肯定和推祟。而现代文学史家对张恨水表现出漠视的态度值得反思。认为，50年代出版的新文学史，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线索，张恨水的作品中很难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题，当然也就入不了史；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之交编写的现代文学史，把现代文学分为三个潮流，即革命文学是主流，民主主义文学为支流，反动文学（把鸳鸯派列入其中）为逆流。在这种文学史的框架下，张恨水的作品只能处于支流与逆流之间，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支流。现在应当认真体会毛泽东、周恩来对张恨水作品的评论，并根据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论述，从张恨水作品的实际成就及其影响出发，实事求是地给予其应有的文学史地位。
有的学者认为，文学争论实际上体现了一种话语权力的争夺，对张恨水的评价争鸣正是现代市民话语权务要求与国家话语集权，私人情感与公共情感争夺话语权的缩影。张恨水“兼顾”市民趣味与国家情怀，因而在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困境中，确认张恨水，同时就意味着确认市民趣味，而否定张恨水就意味着否定国家正义性。因此，文学史确认张恨水，总是表现出“两难”的困境。
有的学者认为，文学史意义大致有三：一是文学的史料价值；二是文学的认识价值；三是文学的审美价值。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的文学在上述三个方面有所侧重是在所难免的。但从文学的发生学和本质而言，文学的主要功能在于娱乐、言情。因此，考察文学作品的历史地位的基点应是文学的审美价值。建国以来的多数文学史把张恨水排除在外，主要还是特定时代的政治环境导致文学史学家认识上的误区所致。同时，就文学史学家而言，对张恨水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并没有真正把握。时至今日，对张恨水的历史定位应重新评价：张恨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和世界上比较有影响的小说家之一。
与会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张恨水备受冷遇乃至歧视；新时期初，人们始称为章回小说大家、小说奇才和爱国文化名人，后来又进一步公认为通俗文学大师和雅俗文学的桥梁，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称他为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乃至世界文化名人。这个提高的过程，是建立在对他的研究逐步全面、逐步深入的理性之上的。
在此次大会上，张恨水研究还呈现出向新的领域全面拓展的势头。
A、关于张恨水创作中的国家情怀和人文精神的探讨
方维保认为，中国文学具有历史化、国家化的倾向，即使情爱话语也必须携带国家信息才能获得社会承认。张恨水小说最初走的鸳鸯派的路子，但他将情爱与国家相联系，努力做到情爱与国家“兼顾”，以情爱承担民族国家的内涵。正是这种国家意识使张恨水的创作在民族危机日趋严惩的形势下，逐步“归顺”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体现了现代作家的民族危机中将私人情感让渡与国家情感的心灵历程。正是由于张恨水在市民趣味中“兼顾”了国家情怀，才使其逃离了现代语境中倍受谴责的境遇而受到知识话语的肯定和认同。
史南平通过对《燕归来》的分析，认为《燕归来》的人文精神自觉地审美显现，首先表现在对人的生存境况的真切关怀下，其次表现在对改变人的生存境况的美好憧憬上；同时审美方式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实现了由情场向世场的转变。指出，人文精神正是现当代小说审美观念的一大物质，中国通俗小说只有正视人文精神，才能使自己作品的审美品质和审美品貌不断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疏恒通过对《魍魉世界》中士林学子的世相分析，表明了张恨水的道德价值判断。指出，张恨水在作品中关于民族气节、人的精神建设和道德建设的思考在今天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B、关于张恨水创作中的消闲性、趣味性的探讨
汤尧认为，张恨水以“消遣”、“消闲”为指向的作品不容低估：其一是与整个文学史相始终的。“文以载道”，体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承诺”，它反映了人类生存一维的“忙”－－“负重”；而“消闲文学”则恰恰相反，它的目的就是要追求“娱乐”、“闲适”，体现在创作上便是人类生存之另一维“闲”－－“呈轻”。正因如此，漫漫文学史上才会既有经过文化贵族精心整理的“诗三百”，也还有许多“桃之夭夭”、“关关睢鸠”等一类的闲适篇什。唯其如此，才会有古代宋玉、陶渊明、王维到现代的张恨水、金庸绵绵相承的存在合理性；其二在其自身的合目的性、合功利性：创造娱乐空间，把受众从现实负重中瞬间地拉到一个生存悬置状态，松弛或解脱，忘却或沉湎。在实际生活中，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其三，张恨水对这一取向的选择，是张恨水自身生活背景、人格心理特质及当时的社会整体结构、社会集合心态和现代传媒合力作用的结果，极富研究价值。
王中认为，趣味，就文学作品而言，应当是某种可以吸引读者并使读者看完全书的东西。这条创作规律在通俗文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论者通过对《啼笑因缘》中多重趣味的解读，指出：《啼笑因缘》在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的写作宗旨指导下，设置了情节、认知、时事、审美等多重趣味，并对情节趣味有所偏重，对多重趣味加以抑制与淡化处理，采用了葱绿配桃红的参差对照的艺术手法，形成了风格上的刚柔相济，雅俗共赏，显示了作者多重趣味的组合艺术和能力。
C、关于对张恨水小说中女性问题的探讨
郑玲认为，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表现了妇女在社会与男权的双重压迫下的不幸遭遇，但他们都是从男性的角度去关心妇女命运的。而张恨水则是从女性的角度逼近女人的真实心理，从而开拓了关于“女权主义”的新的文学主题，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剖析了这个主题：其一，张恨水笔下的女性都是不甘心处于“菲勒斯中心”文化下被压迫、被压抑的地位。这一女性群像的塑造体现了张恨水为妇女既争社会地位，也争家庭地位的努力，使章回小说承担起纯文学的功能；其二，张恨水笔下的女性表现出对生活变革的感应，使这些女性走出原有的生活怪圈和文化囿限，从而获得自我意识和独立感；其三，张恨水笔下的女性是以充分的自信和自强不息来实现自身价值的，揭示了妇女争得真正解放的内在动因。张恨水对于杨燕秋、冷清秋、白桂英等女性出路的探寻，不仅是对鲁迅关于女子出路问题的丰富和发展，而且对于新世纪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李丽通过对《夜深沉》中女主人翁杨月容悲剧命运的分析和解剖，指出：女性是张恨水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张恨水对女主人翁的悲剧性命运细致真实的刻划和揭示，表明了张恨水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和探索非常独特而难能可贵。
D、关于张恨水的诗词联的探讨
燕世超认为，过去张恨水研究，人们多注重于其小说及散文方面，这自然是必要的。但张恨水也是诗词大家，作为一份丰富的文学遗产，张恨水的诗词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和研究价值。燕世超通过对已出版的《张恨水全集》中唯一的诗词集《剪愁集》的研究，指出，《剪愁集》体现了张恨水诗词风格的多样化。其中，讽时忧时类诗词多诙谐激愤，田园故里类之作多敦厚蕴籍,咏怀咏史类之作多慷慨激昂。但总体上看，大都笼罩着一层感伤忧愁的气氛，其风格应定为“凄婉”。在内容上表现为：意象凄迷、题材凄怆、意境凄凉；在形式上表现为：寓意于彼，情景互渗、虚实相生。这种风格的产生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地域文化影响；二是作者生活阅历及其个性的作用；三是李后主词特别是纳兰词的影响。
葛便南、林斗山先生长期致力于对张恨水对联文化的研究，认为张恨水对联同他的小说一样，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化优秀传统，写人写物贴近生活，多姿多彩，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指出：张恨水对联深受读者欢迎，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继承传统，致力创新；二是精警绮丽，雅俗共赏；三个论功评过，是非分明。张恨水不愧为联坛大师，重要联作会长为样板。
二、视角的多维与方法的的创新
此次研讨会，许多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大胆运用新的理论，从新的视角契入张恨水研究，呈现出“经纬交织，纵横捭阖”的立体化、多维度的可喜态势。
A、焦玉莲以新旧文学作家小说文体形态的比较为契入点。认为，与新文学作家不同，张恨水小说的文体形态大体上呈现出这样一种面貌：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叙述形式为主的叙述模式；以清晰的情节中心的单体模式为主的结构类型；以类型化、戏剧化人物为主的人物形态；以民族化风格的流畅、通俗、简净的白描语言为主的语言形式；以线性时间、稳定空间为主的时空表现形式。从总体上看，张恨水小说总是呈现出传统与通俗性的特征。
许德也从文本的研究契入，通过对《啼笑因缘》的剖析，从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三个角度，探讨其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继承与创新。
B、范仁平引用阐释学主要代表伽达默尔的观点，认为张恨水的历史小说创作是建立在“合理的偏见”的基础上，进入到深遂的历史中去的，并使历史的视界与现代的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了一个新视界，具有鲜明的当代性。阐释学的引入，为创造性地获得历史小说文本崭新意义提供了一种可能，并给当前文艺创作提供四点启示：一是一切优秀的作品都应体现当代意识；二是要用当代意识这种“合理的偏见”去观照历史题材；三是要用最能体现时代文化主流的当代意识去阐释；四是当代题材的创作更应体现当代意识。
C、王智毅主张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来研究张恨水。认为，目前有关张恨水的网站、网页的质和量都严重不相称，网上张恨水的资料现状，是无法在网上从事研究工作的。因此，加速推进张恨水研究的网络化、系统化、普及化，尽快在网上给张恨水安个“家”是当务之急。
D、张正从张恨水小说理论“情、文、意、质”四个基本点出发，通过对张恨水部分小说的赏析，指出张恨水小说的情调，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情节魅力；二是动作和心理描写；三是意境与氛围；四是风土人情，很有见地。
E、谢昭新从地域文化契入，认为张恨水深受天柱山古皖文化承传下来的地域文化影响，使他的创作带上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这种地域文化在张恨水的人格精神上表现为表面上温文尔雅，内心却有着不向权贵低头的外柔内刚的坚硬性格；在家国情怀上则表现为深刻的民族意识，强烈爱国精神，以及热爱家乡、恋爱家乡的深厚情感；在写作特色上表现为作品中洋溢着浓郁的风俗民情，保持着皖中文化风味。
F、芮立祥从市场契入，通过对张恨水创作的潜意识结构的研究，认为张恨水创下中国现代小说家中的一个最高“卖点”，得益于张恨水在小说创作中的市场意识的确立。首先表现在张恨水对五四时期的读者市场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了新文学与当时中国大多数平民读者之间的“传递断层”和市场空档，进而为自己小说创作进行了准确的市场定位；其次表现在张恨水善于根据时间、地点、情境的变化，采取一种能动的、灵活的出品策略，使小说与读者之间总能保持一种兴趣的张力，显示出高超的市场驾驭能力；再次表现在张恨水小说创作中始终恪守“让读者开卷有趣并在有趣中获益”的审美原则，同时保持高质量和及时性，为读者提供保质保量保时的一流服务，因而始终保持了很高的市场占有率。
G、黄佳能认为，认识张恨水的最佳角度是故事这一载体。张恨水故事的外在形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多个相对独立的故事连缀成章，每章讲述一个小故事，具备完整的情节，在情节与情节之间设置悬念，推动情节发展；另一类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贯穿小说的始终，以言情和娱乐为小说的构思原则展开情节叙述，以审美的方式把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文学抱负向读者辐射。张恨水故事的内容可分为四大类：一类是情场的爱与恨；二是商场的美与丑；三是官场的廉与贪；四是战场的勇与怯。指出：张恨水小说的故事大多具有浓郁的东方意味，从而赢得世界声誉；故事具有其它叙事形式无法相匹的天然优越性和超强的审美稳定性，是一个时代文学新变的基础。
H、邵明、汪启明分别从读者的期待视野和读者审美心理契入。认为，张恨水二三十年代文学创作为俗众接受之盛无人可与比肩，得益于它较大程度上切合了特定语境中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心理。邵明通过对《啼笑因缘》的文化解读，认为它以表层的现代意识（平民意识、婚恋自主、社会批判、爱国主义）和深层的陈旧意识（男权主义、门户观念）满足了特定历史语境中读者和“外新内旧”的文化传统需求，进而，以反讽的笔法保持了对读者陈旧心理的批判，使之显示出不同于一般通俗小说的深刻性。《啼笑因缘》文化价值的三重建构，显示了作者在深刻理解民族心理的基础上，保持的精英文化立场，从而为通俗小说的发展标示出一条“以雅化俗”的可行之路。汪启明认为，中国老百姓钟情张恨水小说的个中奥秘就在于张恨水以读者的审美心理作为统一艺术标准与审美需求的第一选择。
邓竹虚、张子初也从心理学契入，通过对张恨水作品结构、环境描写、人物刻画以及语言的运用等方面的分析，对张恨水小说创作中的个性艺术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I、谢家顺从佛学契入，通过对《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代表性作品的解读，指出生活于二十世纪的张恨水呈现出较明显的佛教思想，体现了作者一定阶段思想由主儒向主佛的转变。
J、台湾学者张放先生，对张恨水作了断面式介绍，其中关于张恨水生平与创作中的一些史料，如日本友人对张恨水的敬慕与评价、张恨水先生的遗憾及最后故去的具体细节都具有可贵的史料价值。
三、继往开来，把张恨水研究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有关张恨水研究发韧于20世纪20至40年代，但50至70年代基本上已中断，真正学术性的张恨水研究始于80年代末期。自1988年10月召天第一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至今已分别在张先生故乡潜山县和北京举行了四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一批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论着相继问世，“张恨水研究热”在全国乃至海外方兴未艾。一批张研学术带头人和研究队伍在全国悄然崛起。
中国作家协会张锲先生、陈建功先生在致大会的贺信中称：张恨水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爱国的、有才华的作家，也是一位重要的、有影响的作家。他的大量文学作品是我们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笔丰厚的财富。十多年来，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在社会各界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遵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对张恨水先生及其作品进行了有益的和实事求是的探讨和评价，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台湾中国文艺协会理事长王吉隆先生在致大会贺电中说：张恨水先生是一块肥沃的土地，曾哺育了亿万饥饿的读者。他是安徽潜山县人民的骄傲，也是全中国人民的骄傲。
徐传礼在《巡礼与展望》一文中，对十多年来的张恨水研究进行了对话性总结和开放性点评。认为，张恨水研究十多年来，成果辉煌。主要有四点成功的经验：第一、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的时代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第二，发挥了各地区的文化特长和学术优势，因地制宜，互补互动，共同前进。第三，团结了省内外和海内外老中青三代学人和文化人，调动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因素，形成了有凝聚力、使命感的文化合力。第四，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精进不已。从新时期之初为张恨水辩诬，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四次学术研讨会，迅速而稳健地把张恨水研究一步步地向纵深领域推进。
与会学者认为，真实而完整的张恨水，是从平凡走向伟大的，但他的伟大不同于鲁迅的伟大。张恨水的伟大不是雄狮怒吼、鹤鸣冲天式伟大，而是“徽骆驼”跋涉沙海，老黄牛耕耘终身，长江水聚沙成岛，以“成于渐”为特色的平凡人格力量、文学风格和文化品味，对于21世纪中国文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与会学者在充分肯定研究成果与学术成就基础上，针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自我解剖。丁增武认为，在十多年的张恨水研究中，存在着雅俗之争的偏执与错位问题。认为，通俗文学的研究水准正在向雅文学靠拢，并以这种靠拢为荣，通俗文学达到的最高境界似乎应该是大俗而至雅。而这恰恰模糊了通俗文学研究本身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特有的审美标准，沦为雅文学的附庸，以获得雅文学的承认而沾沾自喜。提倡“雅俗共赏”，从某种层面上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对于通俗小说本身来说，这个口号的提出并不代表一种高的境界，而不仅仅是希望获得来自高雅文学的包容的一种近乎于哀求的努力。这种雅俗之间的偏执与借位无疑会将张恨水研究导向并不光明的前途。徐传礼认为，张恨水研究中存在着“五个不够”的问题：一是对张恨水研究的文化战略意义认识不够；二是研究资金不够；三是研究资料不够；四是研究人才不够；五是研究水平不够。在解决这些问题，还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需要进一步明确研究的目的，改进研究的方法，需要进一步改善研究条件，营造更浓的文化氛围。
展望走向21世纪的张恨水研究，与会学者充满信心。认为，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面对改革、发展的新实践，进一步转变计划经济模式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大胆探索，开拓创新，把文学理论研究与服务决策研究结合起来，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把服务与效益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研究自身的发展后劲；未来张恨水研究还要一如既往地在深度、广度上狠下功夫：一要吸引更多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研究；二要向全国乃至全球广泛深入地宣传张恨水的作品及创作精神。加强翻译工作，尤其要引导、动员国外汉学家来翻译张恨水作品；要把张恨水的精品的以影视形式集中推向国内外市场；要与国外大学、研究单位密切合作研究课题，争取在国际市场上产生更大的影响；三要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传播方式，尽快在因特网上占一席之地。
在世界文学多元对话的今天，把中国文学亮出去，应该成为中国当代作家和文学研究者必须挑起的重担。民族的、传统的艺术形式与现代思想、现代精神的融合程度愈完美，就愈容易走向世界，也愈有资格进入世界文学的竞技场。深入研究并全面汲取张恨水创作经验，必将会给21世纪中国文化、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提供多方面极富价值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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