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对美国教育不满，大讲中国教育如何优越，不久就要超过美国云云，试问家有在校生的中国家长有几人相信？
在人命关天面前，某执政官竟发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骇人之论，如此“新中国”是谁的中国？
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富、权贵们在高歌形势一片大好的同时有几人不亟亟于把财富与子女送到国外？
人之趋利如水之就下，果真“风景这边独好”？唱颂歌者自己相信吗？
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时至今日，还有人以原始积累为频发的矿难以及种种惨不忍睹的血汗工厂的人道灾难（开胸验肺、大头娃娃等）辩护，这些问题，发达国家至少在一百年前已经基本得到控制。难道我们还要等一百年？
日本为什么认罪这么难？
东史郎一再败诉，却引不起日本舆论的强烈反响，原因何在？
假如德国教科书中竟然出现美化纳粹、为德国侵略辩护的内容，会在世界引起怎样的反响和声讨？能逃得过去吗？
美国何以兴？苏联何以衰？
为什么20世纪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所预言的那样走向腐朽、灭亡，反而有了新的发展，继续显示其生命力？
为什么曾经令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雀跃欢呼、无限向往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曾经是一时之雄的超级大国，竟在70年后訇然解体，幡然易帜，作为一种制度在这一大片欧亚大陆上受到严重挫败？
三权分立、舆论监督、思想界的批判，这些美国的看家法宝能否继续有效的制衡金钱和市场专政的腐蚀力量？
我忽发奇想，假使刘邦和项羽中的一个，在某时候人道主义发作，产生了恻隐之心，表示愿意让步言和以保黎民苍生的身家性命，当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后世又该如何评说？
如果媚敌投降者是民族败类，那么从另一个极端破坏和平，延长民族灾难的人能比这好一点吗？
令人无限感慨的是，经过几个“朝代”，中国大地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中国农民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却如此相似，如此顽强的代代相传。谁实为之？谁令致之？
每当我参观中外艺术博物馆时都有这样的想法：而今而后，人类还会创造出这么美、这么精致的艺术吗？主观上还有这个耐心，客观上还允许这么从容吗？
诺贝尔文学奖有世界意义吗？
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
从解放前夕到昨天（1951年），父亲一直是与党亲密合作的“民主进步人士”，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里通外国”的“大奸商”了呢？
天上若果真曾有乐仙被谪到下界，莫扎特其庶几欤？
究竟后三十年的成就是前三十年的继续还是反其道而行的结果？
后三十年来举世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如何取得的？是尚未改动的所谓“举国体制”以及国营垄断企业优越性的表现，还是打破枷锁逐步放开了民营经济，部分实行市场化，把受压抑的生产力释放出来，走现代国家发展的共同道路的结果？
对现实国内的看法，是形势一片大好，还是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弊病也迅速滋生，腐败弥漫到各个领域，社会矛盾严重尖锐化，达到警戒线的边缘？
平心而论，无论是民主、民生、民权，还是社会正义、公平，比之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多了还是少了？
如果承认现实存在严重问题，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这些弊病是改革和市场经济之过，还是改革不到位之过？
政府应该进一步退出市场，还是进一步强化干预？
是国进民退还是限制国家垄断资本，给民营企业以公平竞争的环境，给每个公民以自由发展的空间？
是要退守和加固现有的基本体制，还是做实质性的改变？
洋人为何赞扬“中国模式”？“客之美我者”所为何来？
作为中国人，我们能随着外人对“中国模式”的赞扬而飘飘然吗？
贾谊所处的汉文帝时，正当“文景之治”“盛世”之初，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那么他忧的是什么呢？
是宣称“天下已治已安”者非愚则谀，还是我辈杞人忧天，危言耸听？
当前“盛世”的忧患能等二十年才发作吗？
言论不但没有放宽，反而“敏感”话题越来越多，难道这是“盛世”的气度？
在专制制度下，“匹夫”对政事既无知情权，又无参与权，如何能负起责任？
专制统治者一方面剥夺民间人士为“天下”负责的权利，遇到危机时却又要他们对“国家”负责，其可得乎？
运动一来，高压之下，说假话成风，何来“正气”？
每年每个领域都提出改革规划和方案，但是为什么积弊越来越深，问题越来越严重呢？
我国“国企”的高管收入是如何制定的呢？既然号称“国有”，政府对它是如何监管的？有一称号是“全民所有”，公民有知情权、监督权吗？
公民社会离我们有多远？
可否慢一点奏凯歌？
如果说资本主义片面追求效率，社会主义以公平自许，我国社会的公平特征如何表现呢？
论结果的平等，不论是统计上的基尼系数和肉眼看到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域差距、职业差距，等等，我们比哪个新老资本主义国家差距更小？
论机会平等，也就是起跑线问题，城里的民工子弟、乡村的留守儿童与那些从幼儿园就入各种高价班，或请私人家教的儿童，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吗？
普及全民义务教育是造就机会平等的最基本的条件，我国的义务教育能比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优越呢？
撇开国家承认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不论，大批被拖欠工资的民工、矿难不断的矿区工人及其家属、被强占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农民、至今没有彻底查清的令人发指的黑砖窑事件中的奴隶工……他们的生存权如何？
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特征是什么呢？
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破坏环境的速度的比例，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如何呢？
我国各级“社会主义”政府对关系百姓生存的严重污染问题的责任感和执法力度比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呢？
有人认为国营或公有就代表社会主义，现在的问题都源于私有化。这就回到了老问题：谁代表国家或全民拥有这些企业？他们是一群完全超脱于私利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既然这种人是不存在的，作为一种机制，行政垄断与大财团垄断究竟有何区别？就以平头百姓深以为苦的房价来说，不都是掌握在国家手中吗？现在常笼统说“房地产开发商”，暴力拆迁事件都是开发商之过。其实房产可以私营，而“地产”是国有的，没有地，如何盖房？要知道我国是少数世界上土地完全国有化的国家，掌握地产的政府或公家，为什么不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解决民生问题呢？
现在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必须与资本主义自发的原始积累阶段一样的残酷吗？人家一百年或几百年的经验教训不足以为我们借鉴，必须从头再走一遍吗？
“社会主义”如何反腐？依靠一个党的集权，自上而下的打击难道更有效？腐败之源究竟是市场还是没有监督的权力？诸如黑砖窑奴隶劳动、频发惊人的矿难等，都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的吗？或者说，都是由市场经济引发出来的，与政府、“公家”、体制无关？
如果说我国初级阶段财政不敷，那么每个县每年用于公款吃喝的钱有多少？自县政府以下公务小汽车和办公大楼是初级阶段水平吗？似乎还很少见到资本主义国家在同一个地方学校校舍的破败和办公大楼的豪华成这样鲜明对比的。
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高官巨富与一般平民的比例，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向我们这样向权贵倾斜？
排除了“民主”与“科学”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哪里？
从省到乡，这一官吏群体克尽厥责了吗？
假如他们平时都廉洁奉公，以本乡本土的子弟教育、福祉为念，以对“形象工程”、办公大楼的同样心力关心教育，包括校舍，会有这么多学校建筑坍塌吗？有多少学童可以幸免于难？
假如赈灾物资欠款从来都能全部有效的分发到最需要的灾民手中，而没有截留、挪用、贪污现象，可以有多少真正需要的人受到实惠？
假如财务过程都能透明，捐助人还会那么不放心？
假如平时各级官吏无作威作福的习惯，有尊重百姓人权的观念，还会发生殴打志愿者的事件吗？
一国的国民如果长期思想禁锢，从小就培养察言观色，按一定口径发表言论，不敢讲真话，甚至已经不知独立见解为何物，长此以往，民族精神只能不断萎缩，靠虚骄的豪言壮语、煽动性的狭隘民族主义是振兴不起来的。这种精神状态而求其堪与世界竞争的创新能力，或出现世界级思想和学术“大师”，无乃缘木求鱼乎？
孙志刚是被无端活活打死的。即使是已经判刑的监狱罪犯，生命也应受到保护，如果发生非正常死亡，难道不是监狱管理人员的重大责任事故？
哪一条收容条款可以对收容对象施刑、或唆使、纵容他人施以暴力的呢？
其实（钟南山）院士如果真的关心本市的治安，更应该问的是，为什么自己遭劫十天就能破案，而且还连带破了积案，而在此之前那么多同类案件为什么破不了？
什么时候我们的各级官员能完全以科学的态度单刀直入地回答问题呢？
在一个需要每一个公民自觉地与政府合作的疫病危机中，把公众蒙在鼓里，如何行得通？
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蒋彦永的勇气的确值得钦佩，但是人们不禁要想，怎么就他一个人呢？如果在一个把科学和人道放在第一位的氛围中，医生说出疫情要冒这样的风险，以至于只有有非凡勇气的人才能做得到吗？
怎样才能鼓励凭良心说真话，造成风气呢？
我们是成为书香的民族，还是退化为一个没文化的民族？
我们今天对外输出什么文化呢？
过去有读书人道德败坏为“士林所不齿”，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我们拿什么教育我们的孩子呢？拿什么为这个社会树立一个标准呢？
我在学生时代熟悉一首歌，有两句歌词：“今天桃李芬芳，明天要做国家的栋梁。”那么我们现在这样会培养出什么样的“栋梁”呢？
学生还没有走出校门就先学会造假，而且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相比之下，课堂考试作弊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师道如此，尊严何在？
我国一些已经有百年校史的名牌大学，培养出了众多学界泰斗、国家栋梁，是哪一届政府哪一个部门评出来的？
我们现在很会拿“国际”说事，据说国际上也是有评比的。那么先切实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评比（如果有的话）是由谁、如何操作的？
如果大学领导办学的积极性是靠评比激励出来的，没有评比就不作为，甚至连下水道也不修了（有报道如此说），那大学校长水平不是和小学生差不多了吗？
现在大学校长要对“部里”“下来”的任何一名小科员躬身迎送，岂非正应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之说？
在这种“全民学英语”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两代青少年如邯郸学步，中文不通，外文也不地道，满口洋泾浜，泱泱中华，何以为继？
（在职人员）参加一些讲习班，或听听课，缺什么补什么，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混”一个“学位”呢？
学术界应是最后一片净土，如果连这一片净土都守不住了，还剩下什么呢？目前尚有“迂阔”之士为之忧心忡忡，为之痛心疾首，为净化学界而鼓与呼，再过一代或数代后，还有这种呼声吗？
最近又见报刊炒作耶鲁大学出了多少位总统以及总统候选人。真是推己及人，把读书做官论推广到了外国大学。这样的导向，不知要把高等教育引向何方？
今天的青少年可能对《家》《春》《秋》不感兴趣，认为已经过时，但是城市里知书识字的人的某些社会观念究竟比半个世纪以前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以我的母校清华大学为例，不知有没有做过统计，近二十年的毕业生有多少留在国外，人在国内的有多少是在为外企工作，在剩下的又有多少真在用其所长，作出应有的贡献？
主权之重要在于保护本国人民的集体人权不受外力伤害。假如代表主权的政府是专事镇压人民的反动政府呢？
假如他们（老一辈学人）一直有一个正常的环境，能够继续不断的积累、发挥、授业，不但自己硕果累累，且桃李满天下，代代传承，中国的学术思想会是怎样的境界？社会、人文科学难道也仍须总在人家的“新思潮”后面紧追慢赶，忙不迭的生吞活剥吗？
如果真对钱钟书有兴趣，为什么不花点力气好好研究研究代表钱先生博学神思的《管锥编》呢？像冯友兰的皇皇七卷《中国哲学史新编》这样的著作，至今有没有第二部呢？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古代先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深邃智慧和拥抱自然的博大胸怀还能有吗？今世能出现比尔·盖茨，但还会产生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以及中国的先秦诸子吗？
诺贝尔文学奖有世界意义吗
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另一个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何区别？
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努力推动历史前进了吗？
中国在号称建立共和制之后真共和了吗？共和以来哪一部宪法能约束得了最高掌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