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率2009年将会下跌。美国正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世界经济要想复苏，这两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必须合作，并成为20国集团的引擎。没有“G2”(两国集团)强劲发展，20国集团就将会令人失望。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引发全球广泛收支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过度储蓄。对美国而言，消费热是股市和房地产泡沫刺激产生的。同时还伴随着美国储蓄率的暴跌。对中国而言，储蓄过剩是金融、公司和资源部门结构畸形的结果。
中国储蓄率比其他国家高得多，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但中国的家庭储蓄仅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来自企业部门大公司的储蓄高得非比寻常。雇用着80%的工人的中小公司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非常小，因为中国的金融部门是由四大银行主宰的，而它们主要服务于大公司。小企业缺乏获得金融服务的渠道，制约了它们的发展，限制了就业并带来了下调工资的压力。实际上，中国金融结构的扭曲意味着，通过低收入和低利率，中国普通百姓和中小公司一直在补贴大公司和富人。
人民币汇率调整并不是解决这些结构问题和由此引发的失衡的主要工具。实际上，中美经济外交应该重点关注其它领域。
首先，两国应该联手防止全球陷于持续衰退之中。两国都宣布了刺激计划。美国再次依赖促进消费，而中国则再度将资金注入投资。虽然这是对眼前问题的自然反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必须增加储蓄和投资，而中国则应该增加消费。
中国经济刺激方案应该将重点关注使较穷的消费者获得购买能力，建设服务业的“软基础设施”和发展“硬基础设施”，以便减少制约增长的瓶颈(而这反过来将会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中国还可以整顿因对资源定价过低而对环境造成的损害。
其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应该重点关注如何减少两国结构性的消费-储蓄失衡的问题。美国必须使储蓄和消费恢复平衡。它不应再回到最大限度使用信用卡，以肆无忌惮消费的日子。为了达到中国领导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中国需要改进收入分配。
中国改革的下一阶段应该是加强对社会保障权的保护，提高工资和服务部门的效率，并使资源定价和企业实现“绿色”———所有这一切可以促进消费和进口。中国尤其应该促进当地的银行部门改进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其中包括借助小额信贷。它还应该打破寡头卖主垄断的局面，对竞争开放，如在电信业部门。进一步放宽贸易和对服务业的投资，将使中国的市场更具竞争力和更多产，并将减少贸易摩擦。如果不增加进口，中国就将面临只能通过忍痛大幅减少出口来进行调整的危险。
这样的调整对于减少全球金融动荡的风险大有帮助。双方都有强烈的调整动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中国则是美国国债最大的买家。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一目了然。
中美经济的失衡问题只能逐步解决，不过这必须要得到解决。在美中两国带头寻找当前解决办法的时候，它们也要去塑造明天的全球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