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故事
作者：赵晓 高辉清 钟伟 巴曙松
一、质疑中国经济增长：全球唱衰中国经济“大合唱”
近5年来，亚洲遭遇了两次重大挫折，一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使得东亚从散落的珍珠成为蒙尘的珍珠。二是2001年全球经济陷入“增长性衰退”，日本、新加坡、香港等经济体度日维艰。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并非独善其身，也陷入了“七上八下”的怪圈，但和全球经济的肃杀之气相比，就有些卓尔不群，中国也越来越成为周边国家可信赖的支柱之一。
于是，奇怪的事情出现了。那就是西方主流媒体和经济学大腕们开始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示高度质疑，到目前几乎已到了“流行性质疑”的地步，并且仍在蔓延。
先是有“国际经济乌鸦”之称的克鲁格曼教授称，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就象看一部科幻小说，中国经济数据，是一堆不可置信的符号体系。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最新以及最为有力的挑战要数前面提到的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Tomas G.
Rawski）。他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国的GDP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以及“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
从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的萎缩，从物流的下降和主要工业产品的缓慢增长，从服装等的消耗到农业的迟滞等等因素，几乎是全方位地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示高度质疑，并责问中国为什么这样用大部头的统计书来造假（why
China cooks the books）？。他的结论惊世骇俗，“在并不改变GDP构成的情况下，1997——1998年，需求和消费的实际增长率最多为2.2%。由于能源消耗减少，很多工业部门产出下降，大量的失业，普遍过剩的生产能力，库存增加及特大洪灾的影响，因此，1997——1998年GDP增长2.2%是一个远比7.8%的官方数字更为合理的推算。而且，2.2%是一个上限。实际上可能更低，甚至有可能为负数。”罗斯基的文章发表后，旋即被到处引用和转载。《经济学家》和《商业周刊》即将其用作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真实性的最主要证据，并引导国际唱衰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合唱渐趋高潮。
2001年12月，法国《费加罗报》评论说，中国大陆腾飞了20多年的“经济奇迹”已经出现羽翼麻痹的症候，中国经济增长中结构性弊病日益显现：一方面高增长率的“经济奇迹”需要加大投资来维持，另一方面加大投资又促成工业能力过剩而导致价格下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在2002年1月，印度外交部长辛格突然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评头论足起来了。他对《今日印度》杂志社说，中国在公布经济增长统计时“捏造”数字。他说中国去年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多捏造了两个百分点”。有趣的是，印度中央统计局倒是在同时公布了一个也令人吃惊的消息，印度2001的经济增长率既不是原来估计的6.1%，也不是6月份调整后的5.2%，而应该是4%，一年之中印度经济增长率“三易其稿”，实在令人目眩！
在2002年3月于香港召开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投资会议上，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和管理教授瑟罗（Lester.Thurow）认为，在过去5年世纪上中国经济陷于呆滞状态。自86-96年的10年内，中国每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0%以上，但到了九七年却在一年内奇迹般消失，只有经济萎缩才能造成这种现象。索洛教授的结论是，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长期负增长。
英国《经济学家》在2002年3月份撰文称，从1997年至2000年，中共官方虚颁经济成长率为24.7%，但同一时期的能源消费成长却下滑12.8%，经济成长与其仰赖的能源消费竟然背道而驰，其间的矛盾性不辩自明。大陆经济成长数字的矛盾性，还包括就业率与消费者物价双双下滑。
在2002年3月，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在一份报告指出，全中国只有一个省低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北京也经常很早宣布估计年度增长数字和其它数据，例如在十二月就宣布全年数字，但后来很少修正。中国以捏造官方数字而著称，甚至中国领导人都不能保证统计中没有“水份”。这些玫瑰数字提高了一万二千亿美元的经济将实现今年增长百分之七目标的机会。
在2002年4月，瑞银华宝的一位学者在中国的一份素以挖黑为己任的著名财经媒体上撰文，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示怀疑和忧虑。全文并没有太多可观瞻之处，但有两点令人毛骨悚然，一是作者指称中国目前存款对流通中现金的比例已经迅速上升到9：1，然后将1994-2000年间存款/现金比和美国爆发1929-1933大萧条时的存款/现金比的数据时序图重叠；二是作者指称中国经济增长中，高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并将中国近20年固定资产投资/GDP和韩国在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前后10年的数据时序图重叠。尽管作者保持着微妙的缄默，但其无疑是在隐示我们，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已经到了类似美国遭遇大萧条或韩国遭遇金融危机那样高危的“临界点”！
总体而观，目前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就象是患了流行性感冒一样，正乐此不疲地对中国经济增长数据进行质疑，而大多数西方主流媒体，乃至包括日本、韩国、印度、香港等周边经济体的重要媒体，也都在2002年第一季度大篇幅地刊载过尖锐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率“掺水”的文章。俗话说“三人成虎”，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国际的质疑呢？
二、 中国的迷思：假如质疑成立，中国经济将是怎样一个故事？
假如质疑成立，中国经济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以下我们试以财政风险为例来略作说明。
现在很多人都对中国的财政危机抱以关注。众所周知，从根本上说，财政问题既然与经济相关，财政风险是否恶化成财政危机，最关键的还是要保证经济发展，借用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发展是硬道理”。
对于财政风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永定教授运模型给出了一个动态的计算，即同时考虑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看财政危机是否会越过爆发。
我们知道，国债余额对GDP之比的变化过程，主要取决于两大变量：财政赤字对GDP之比和GDP增长速度。因此，不管当前的国债余额对GDP之比有多高，在假定财政赤字对GDP之比和经济增长速度为常数的情况下，国债余额对GDP之比将趋于一个常数。譬如，在下图中，一开始债务余额为Z1，假定财政赤字对GDP之比为一常数，经济增长速度为另一常数（按笔者的理解，这一常数必须大于财政赤字对GDP之比的常数），则国债余额对GDP最终将会在Z2的水平上收敛。
设想作为研究出发点的中国当期债务余额对GDP之比为12％，未来的经济增长率为7％，未来各年财政赤字对GDP之比为2％，则债务余额对GDP之比将随时间的推移而上升，并逐渐接近28％。只要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赤字对GDP之比不变，债务余额对GDP之比就不会超过28％。
很显然，当中国的财政支出为真金白银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也是真金白银，而且跑得很快的话，中国的财政风险并不会酝成财政危机，而是会逐渐纾缓。
当然亦不难想象，如果中国的赤字以每年27%（1998-2001年）的速度增长，而GDP增长真的象罗斯基所宣称的那样仅有-2-2%的增长，中国的财政风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结果——按余永定教授的方法，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小于或等于零，则国债余额对GDP之比将趋于无穷大。
这也说就是说，中国的财政危机将不可避免，而中国经济将在未知的某一天突然崩溃，就象墨西哥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各经济体那样。
在互联网上，还真的有人在预言：下一个崩溃的是中国。
另外，假如唱衰中国经济增长的论点能够成立，还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世界必将重新评估中国，并调整包括对华投资在内的许多决策。原因十分简单，中国实际经济增长为负，随时可能崩溃，国际资本谁还敢向中国投资呢？如果国际资本都弃中国而去，中国经济便有可能进入预言“自动实现（self
enforcing）的怪圈：因乌鸦嘴的出现而导致了灾难，因灾难的发生而应验了乌鸦嘴。到头来，人们将搞不清是中国经济增长有问题而出事，还是因为有人喊中国经济有问题而使得中国经济出了事。
有些质疑中国的学者喋喋不休地提醒说，根据东德经验，百分之四十的国企最终要关闭，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长期负增长，中国要一百年时间才会有目前美国经济的规模。这在美国经济引领全球经济下滑，而中国经济增长一枝独秀之际，实在是耐人寻味。
这再次说明，澄清中国经济增长的真伪，给出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故事的确是眼下的一件大事。
三、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真实性的主要理由
克鲁格曼称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科幻小说，他看不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梭罗对中国经济增长数字的质疑是：“谁能告诉我，如果体质健全的香港经济增长率为零，那么中国7.3%的高经济增长率如何能办到？”“谁又能解释，中国如何在一年内将通货膨胀率由10%降到零（注：此处为原话），并在此期间保持稳定的经济发展？”
相比之下，罗斯基教授的质疑相当系统和严密。他根据中国的能源消耗、航空旅行、商品积压程度、失业水平和消费品价格的变化来判断，认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98年和1999年最多只增长了2%，并且很有可能收缩了2%。而2001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只有官方数据的一半左右。
总结起来，目前对中国经济增长极其怀疑的理由有以下几条。
1、能源消耗显示中国经济状况可能严重衰退。罗斯基指出，中国在1997到2000年期间，官方数字说GDP累计增长24.7%。但是，同期中国的能源消耗只增长了12.8%。这意味著中国的单位能源消耗下降了30%。罗斯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举例说，亚洲其它国家在50年代经济高增长时期，能源消耗都随著GDP上升，而中国经济增长中，能源使用的效率从来都不高。罗斯基还引用其它具体的例子，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数字上的矛盾。比如，在97年到98年期间，基建投资增长了将近14%，而水泥和钢铁的生产只增长不到5%。工业产值增长10%以上，而94种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只有14种增产，却有53种减产。
2、过去五年内中国出口增长在峰谷之间振荡，但经济增长却始终保持平稳，难以想象中国经济增长是如何保持平稳的。
3、用部门法衡量的经济增长数据难以置信，以工业增长为例，据说在1999年，官方统计数字，中国9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只有14种达到了二位数字以上的经济增长，27种的增长率不足10％，占压倒多数的53种产品产出量下降！而同一官方统计数字却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0.75％。以农业生产为例，如果占百分之八十人口的广大农村地区经济没有增长，那占百分之二十人口的城市地区，该以什么飞跃的速度，才能在弥补未成长地区后还使全国经济增长那么多？
4、如果经济微观基础健全的香港、新加坡等经济增长率为零，那么中国7％的高经济增长率如何能办到？
四、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故事
要还中国经济增长以真实，需要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统计专家们共同努力。
很明显的一点就是，罗斯基等的质疑与我们的感受是不符合的。我们很容易地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质疑提出质疑：
一是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很快，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真金白银的增长。
二是城镇居民的收入的大幅度增长，特别是金融资产的大幅度上升。假如在过去三年，消费倾向基本稳定的话，那么银行存款一项的增长即足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是相当扎实的。
三是中国的外贸和出口大幅度增长。这一点，国外的统计甚至高过中国海关统计。
四是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由于它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中国GDP增长速度无论如何不会是罗斯基所说的负增长水平。
五是中国巨大的服务贸易部门在增长统计中被低估。
六是中国巨大的地下经济的发展。这一块根本无法进入统计。但却在中国经济的繁荣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不过，这些都只是非常简单的一些讨论。进一步地澄清，需要从国民经济核算、指标间一致性以及诸多事实的检验上作更多、更扎实的分析。
首先，对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萎缩的矛盾，如何解释？1、应该明确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之间并不存在如美国教授所称的稳定关系，而是无序波动。无论是能源消费和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均是如此，从1984-2001年间，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并无明显异常。2、应该承认，能源消费的确从1997年开始出现了萎缩，其中以1998年最为严重，为-4.1%，1999年以后则每年下滑1.6%左右，能源消耗在1997-2001年间总共下滑了约10%，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此期间同步伴随中国大规模的能源供给结构调整，煤炭供给受限严格，而电力消费有所上升，煤炭严格限制可能是导致统计内能源消费萎缩的主要原因。3、应注意到能源供需规模存在被明显低估的一些因素。以煤炭为例，近年来限产和关闭小煤窑的措施十分严厉。目前采煤需申请领取采矿许可证和煤炭生产许可证，在2000和2001年间据称国有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产量均大幅度下降，只有国有重点煤矿的产量微幅上升。地方和乡镇煤矿分别约占原煤产量的20%和25%左右，根据过去数年煤矿死伤事故有增无减的情况，很难想象地方和乡镇煤矿的私采滥挖有根本性改观。另外，原油和成品油走私也十分猖獗，就在2001年海关两个月缉私就查出了7000多吨走私成品油走私，乐观估计辑查率为10%的话，那么中国每年油品走私几十万吨并不过分，因此，近年来原煤和油品供需的实际规模可能存在低估，或者说，政府对国有重点煤矿的限产容易观察，而对小煤窑的清理取缔成果，以及对辑查油品走私成果则可能被严重高估了。4、如果我们假定5年来政府调整能源供给结构的努力不是异乎寻常地有效，假定中国能源需求和产业能耗水平也并无显著改善，那么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其实近年来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中，煤炭和石油供需存在明显低估。这样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之间的矛盾就可理解。
其次，对中国经济增长平稳和出口大起大落之间的矛盾，如何解释？1、美国教授们观察得的确没错，在1998-2001年间，1998年出口同比仅增长了10亿美元，而2001年则同比增长了550亿美元，仅仅从出口的剧烈波动看，的确难以设想居然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在一个百分点以内！2、但应该看到，以支出法计算GDP增长时，主要考虑最终消费、资本形成，以及商品和服务净出口三项。因此就出口和GDP的规模来看，出口波动5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GDP波动5个百分点以上。但若按真正支出法来计算GDP增长则完全不同，过去5年，中国净出口徘徊在2300-3000亿人民币之间，而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的规模在3-5万亿人民币之间，因此出口波动根本不足以影响最终的GDP增长，简单来说，支出法所体现的经济增长使得出口总量的波动对GDP的影响首先必须稀释为有形贸易净出口，并再稀释为有形和无形贸易净出口，此信号再和几十倍于它的消费和投资稀释，才能最终体现到GDP增长幅度中去，再加上我国“大进大出”、对经济总量影响较小的加工贸易占了全部外贸的一半以上，外贸出口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实际上远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大，以及外部需求的波动在过去几年基本上被国内投资（包括国债投资在内）和国内资本境内外流动的逆向变动所烫平，那种以为出口波动可以直接折算为GDP增长波动的想法可能过于天真了！
第三，对部门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如何解释？1、应该承认，在写此文时，美国教授们所列举的许多数据并无来源，其中他们赖以作出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数据有常识性的错误，所谓主要工业产品增长缓慢乃至大部分产品实际上处于产量下降就是一例，从1986年以来有公开的连续统计数据的34种最主要的工业产品中，只有丝、糖、原煤、木材、金属切削机床、大中型拖拉机这七类在1997年以来出现了产量萎缩，其余均为增长。退一步讲，即使工业产品真的出现产销增长疲弱，也并不足以影响GDP增长率，如果工业品存货投资波动10%，那么它充其量能影响资本形成1%的波动，资本形成1%的波动则至多形成GDP不足0.4%的波动而已！3、中国GDP的部门构成到底是怎样的？粗略来说，第一产业的比重在16%以下，第二产业在50%左右，第三产业为35%，因此即使中国农业近年来为零增长，而不是统计所显示的年均2%的增长率，其对GDP增长率的影响也在0.3个百分点以下，其他产业多增长半个百分点就足以完全抵销农业滑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4、考虑到中国SNA统计体系建立不久，因此服务业被严重低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世界银行在做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和预测时就多次指出这一点，鉴于服务业中餐饮、物流、自由职业等难以胜数，收费又以现金交易为主，因此官方几乎不可能有详细统计。考虑到中国劳动用工制度的合同化以及城乡人口流动的巨大规模，使用部门法对中国经济增长更容易导致的并非高估，而是低估。
第四，东亚小型开放经济体近年来的不景气，用以证明中国经济高估的例子，不如作为中国经济稳健增长的陪衬来理解更为恰当，中国几乎无限的各层次劳动力的供应，强大的加工制造能力和潜在的市场规模，使得这些经济体疲于应付中国大陆的增长，这些已有大量文章详细讨论过，在此不作赘述。简言之，中国的经济增长迫使东亚经济要么必须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产业升级，要么以中国经济为腹地进行产业迁徙，否则其衰退无可避免。
下面，让我们再抛开常用的支出法和生产法对GDP的估算，从分配法的角度对中国GDP的真实性做一正面研究，以从“第三”角度验证中国GDP增长是否可信。
根据国民收入的分配原则，国民收入首先是在企业和个人间进行一次分配。在二次分配中，企业所得被用来交税和自用，个人所得则被用来消费和储蓄。由于企业税率和居民储蓄倾向的变化一般都较为平稳（连续几年平均更是如此），所以从一个较长时段上，税收和居民储蓄的变化情况大体可以反应经济变化方向。
表1 我国各项税收收入与GDP增长对比分析
各项税收收入 各项税收收入增长 GDP现价增长 税收增长/GDP现价增长
亿元 % %
1991
2990.17 6.0 16.6 0.36
1992
3296.91 10.3 23.2 0.44
1993
4255.3 29.1 30.0 0.97
1994
5126.88 20.5 35.0 0.59
1995
6038.04 17.8 25.1 0.71
1996
6909.82 14.4 16.1 0.90
1997
8234.04 19.2 9.7 1.98
1998
9262.8 12.5 5.2 2.40
1999
10682.58 15.3 4.8 3.23
2000
12581.51 17.8 8.9 1.99
表1反映的是1991-2000年我国各项税收收入与我国GDP增长的对比分析结果。从中看不出1996年以来经济增长有任何高估的迹象。
假设加强监管所拉动的部分为税收增长的60%，并把它剔除出去。结果见表2。依然看不出这些年来经济增长的高估现象。
表2 剔除非宏观因素后的税收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对比
调整后的各项税收收入 调整后的各项税收收入增长 GDP现价增长 税收增长/GDP现价增长
亿元 % %
1991
2990.17 6.0 16.6 0.36
1992
3296.91 10.3 23.2 0.44
1993
4255.3 29.1 30.0 0.97
1994
5126.88 20.5 35.0 0.59
1995
6038.04 17.8 25.1 0.71
1996
6909.82 14.4 16.1 0.90
1997
7439.51 7.7 9.7 0.79
1998
7851.01 5.5 5.2 1.06
1999
8418.92 7.2 4.8 1.52
2000
9178.50 9.0 8.9 1.01
表3进一步引入了1991-2000年我国居民储蓄与GDP增长的对比分析。从中亦看不出1996-1998年我国经济增长明显低于统计局公布数据的迹象。其中，2000年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增长倒是与经济增长幅度相比略低一些，原因是股市形势好而利率较低、使得储蓄在发年出现了分流。
表3 中国居民储蓄存款增长与GDP增长对比
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 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增长 GDP现价增长 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增长/GDP现价增长
亿元 % %
1991
9241.6 29.8 16.6 1.80
1992
11759.4 27.2 23.2 1.17
1993
15203.5 29.3 30.0 0.98
1994
21518.8 41.5 35.0 1.19
1995
29662.3 37.8 25.1 1.51
1996
38520.8 29.9 16.1 1.86
1997
46279.8 20.1 9.7 2.08
1998
53407.5 15.4 5.2 2.95
1999
59621.8 11.6 4.8 2.45
2000
64332.4 7.9 8.9 0.88
所以，综合表2和表3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GDP数据基本上可信。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大致可信，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没有问题，或者说没有隐忧。最主要的就是在快速增长中存在着质量和效益差的问题，包括以银行呆坏帐和财政赤字换取眼前的增长，以企业的低效益、库存增长、相互拖欠以及重复建设（包括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来换取眼前的增长，等等。这些问题相当严重地存在于中国经济生活中，相比速度问题，它们更真实，也更令人担忧。所以，中国的宏观调控确实是到了淡化GDP情结，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的时候了。
五、曾经沧海：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
国际舆论对于中国GDP统计的质疑并非破天荒第一遭。
就在几年前，也曾有过世界银行对中国统计的质疑甚至弃而不用，有趣的是，那次世行不是认为中国的GDP多报了，而是认为少报了，即怀疑中国的GNP和人均GNP实际上都要远高于统计部门的统计结果，而在速度上可能高估。但在中国国家统计部门做出说明后，世界银行最终却接受了中方的意见，并明确表示它将根据正常做法，在其出版物上公布中国人均GNP时直接利用中国官方GDP的统计计算，不再进行调整。这一故事，在今天怀疑之雾“遍被华林”之际，实在是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许宪春，1999）。
90年代初，世界银行派代表团对中国统计体系进行考察之后，发表了一篇考察报告：《转换中的中国统计体系》。报告认为，中国统计体系虽然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但其在基本概念、调查范围、调查方法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缺陷:基本概念仍深深扎根于传统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调查范围仍主要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调查方法仍以传统的全面行政报表为主；中国价格体制虽然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但仍保留着传统价格体制的许多本质特征，许多产品的价格仍然处于政府控制之中。这些情况导致中国官方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数据的低估和速度的高估。1994年，世行发表了一篇专题报告：《中国人均GNP》。它以上述考察报告为依据，对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向上调整。世行公布的1993-1997年的中国人均GNP数据是在其调整后的中国1992年GDP总量数据和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数据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因此，世行公布的中国1992-1997年人均GNP数据远大于中国官方人均GNP的美元折算数。
世界银行对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致性调整、范围调整和估价调整，综合调整比率为34.3%。其中一致性调整和范围调整是关于统计体系的不完善所做的调整，估价调整是关于价格体制的影响所做的调整。
但事实上，世行关于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是建立在它对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的了解和判断基础上的，一方面它对中国统计情况的变化缺乏全面观察，另一方面它在对于过去中国情况的合理判断已经同中国实际的情况相背离。90年代以来，中国统计体系的基本概念和框架已经转向联合国1993年的SNA标准；统计调查范围由传统物质生产领域转向非物质生产领域；全面行政调查方法已被普查和抽样调查以及基本单位调查的方法所取代。
许宪春博士（1999）研究表明，在世行所指出的一致性调整、范围调整和估价调查方面，各方面的指标有升有降，总体调整并不大。他将主要涉及调整的项目住房服务、财政补贴、企业内福利服务、农村工业调整、农业调整等几部分的数据调整对GDP数据的影响情况汇总如下表：
表4：GDP数据的调整
年度
1
现行GDP（按当年价格计算）
2
住房服务调整（%）
3
财政补贴调整（%）
4
企业内部福利服务调整（%）
5
农村工业调整（%）
6
农业调整（%）
7
调整比例合计（%）
8 调整量合计
9
调整后GDP（按当年价格计算）
10
1991
21617.8 3.3 2.0 0.8 -2.1 -0.9 3.1 670.2 22288.0
1992
26638.1 3.3 1.4 0.8 -2.6 -0.8 2.1 559.4 27197.5
1993
34634.4 3.3 1.0 0.8 -3.3 -0.8 1.0 346.3 34980.7
1994
46759.4 3.3 0.7 0.8 -3.6 -0.8 0.4 187.0 46946.4
1995
58478.1 3.3 0.6 0.8 -0.0 -0.9 3.8 2222.2 60700.3
1996
67884.6 3.3 0.6 0.8 -3.8 -0.9 0.0 0.0 67884.6
1997
74772.4 3.3 0.6 0.8 -3.7 -0.8 0.2 149.5 74921.9
年平均 3.3
1.0 0.8 -2.7 -0.8 1.5 590.7
从表4可以看出，1991—1997年，中国的GDP总量年平均上调了1.5%，调整幅度较小。调整比例不仅大大低于世行的34.3%9，也明显低于麦迪森教授的10.3%10，说明中国GDP数据的低估程度远没有世界银行和麦迪森教授估算的那么大，中国GDP总量数据较好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规模。
1998年1月，中国代表团访问了世界银行，正式提出取消对中国官方GDP数据进行调整的要求，并阐明相应理由。1993年3月8日至18日，由世行数据开发组顾问、总统计师罗宾·林迟（Robin
Lynch）先生率领的世界银行代表团来华，全面考察了中国的GDP核算和相关的统计工作以及价格体制等方面的情况，就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取消对中国GDP数据进行调整的理由进行了核实，重点考察了农民自产自用粮食的估价、居民住房服务、企业内部的福利服务、财政补贴、固定资产折旧、存货变化的核算方法，耕地面积、粮食和蔬菜产量统计的调查方法，农业普查、工业普查、第三产业普查数据与年报数据间的差异状况及其对GDP数据的影响等等，并考察了河南省特别是洛林县的统计工作，了解当地统计工作人员的学历、专业等背景、统计业务知识的培训方式和方法、国家统计制度、统计法规和贯彻执行情况，并实在感受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在大量的调查和了解和基础上，世行决定，今后将根据正常做法，在其出版物上公布中国人均GDP时直接利用中国官方数据进行计算，不再进行调整；同时，利用中国官方数据修订世行以前年度的中国人均GDP数据；世行今后每年在公布中国人均GDP之前，均将与中国政府进行充分磋商。这一决定表明，中国现行的统计制度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认可和赞赏，确立了中国统计体系在国际上的地位，解决了中国统计数据与世行数据之间存在的分歧问题。
对于国际上唱衰中国经济的人们，不妨先到世界银行去了解一下中国的统计体系和方法，以及增长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六、结论及中国经济可能的前景
（一）、简短的结论与引发性讨论
上述林林总总，是对目前流行的中国经济高估论或停滞论的简单分析，基本结论是中国统计体系及经济增长大体可信。
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增长被低估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第一、难以想象近5年来，在广义货币供应速度较之1978-1997年的均值每年平均下滑6-7个百分点，货币流通速度几乎较改革开放前20年下下降一倍时，中国在如此紧缩的银根下仅仅遭受了轻微的通货紧缩，这只能说明脱离于政府管制之外的地下金融体系已相对庞大。第二、难以想象在中国登记的内资企业数有所减少和外资企业数几无增加的情况下，政府税收会连续多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幅度，这只能说明游离于政府审批和管制之外的地下、半地下企业数急剧增加。第三、难以想象每年资本外流在三百多亿美元的中国，由外经贸部核实的对外投资仅有45亿美元，这只能说明外汇管理效能已严重弱化且中国海外投资规模几无统计。第四、难以想象自1992年以来国家税收收入一直保持在10%以上的连年高速增长是建立在经济一路滑坡乃至停滞不前的基础之上，撇除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奇迹不说，撇除涨价上处于整体亏损状态的三资企业不说，这只能说明民营企业已具有十分强大的生存韧性。
我们的推测，所谓中国经济在近5年来处于停滞状态的论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的确显示出中国经济某种奇妙的迹象：即国有经济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虚夸，而非国有经济部门则因近年来不断向集中复归的体制逼迫，已经渐渐形成游离于政府管制之外的，自恰性的生产、流通和投融资体系，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规模和活力有可能都被低估，长期政府管制带来的结果是中国经济越来越顽强地自发生长，自发服从市场经济规律，而政府对真实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能力已日益弱化。由此看来，美国教授们的众口一词不过折射出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愉快，就如同欧元问世之前几乎全部美国经济学家都言凿凿地说欧元必将崩溃一样。不妨向美国教授们说一下，根据中国经验，国有企业的状况比它声称的要糟得多，因此如果仅仅是百分之四十的国企最终要关闭应该是喜讯；这也就是反过来说，非国有企业的状况比他所声称的要强得多，只要集权和计划不重演，中国根本用不了一百年时间就足以拥有目前美国经济的规模。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大致可信，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没有问题，或没有隐忧。中国经济最有可能的隐患是，在快速增长中质量和效益较差。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包括以银行呆坏帐换取经济增长，以财政赤字换取经济增长，以企业的低效益、库存增长、相互拖欠以及重复建设（包括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来换取经济增长速度。这些问题相当严重地存在于中国经济生活中，并为中国人所感知。相比速度问题，它们更真实，也更令人担忧。
另外，毫无疑问，我们也不能保证国家统计局的GDP数据就能完全真实地反应出中国经济的增长情况。毕竟，GDP核算所需要的各种统计资料、会计决算资料和行政管理资料是如此之庞大，以至于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全部齐备，永远也只能给出一个近似的估计。一旦发现了新的资料来源、新的分类法、更准确的核算方法或更合理的核算原则时，人们还要对GDP历史数据进行调整，以使每年的GDP具有可比性，因为这是国际惯例。比如，美国在1929年至1999年之间就进行过11次历史数据调整。再加上，中国统计体系还有不尽完善之处，统计数据出现误差的概率可能会比西方发达国家要大一些。但上述的分析表明，中国的GDP数据并没有错到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到了离谱的程度，总体上它应当还是可以被接受的，是我们在目前的情况下所能得到的最精确结论。
此外，中国统计制度和统计方法肯定还要随着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而调整，并随着改革开往的进步而完善。中国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W
TO），意味着中国将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与各行各业一样，中国统计也因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统计指标体系。如何才能建立健全一个与国际接轨的统计指标体系呢？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正在推行的公布数据通用系统（General Data
Dissemination Sys
tem，简称GDDS）。为此，目前中国正在研究采用GDDS系统对外提供和发布统计数据，中国的统计制度必然会在市场化和开放的进程中日前完善。
（二）、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2002年又是一个多空两派激烈纷争之年，反映在对国内经济走势的判断上尤其明显。既著名学者认为“今年GDP冲8%望9%”，也有权威人士断言“今年GDP增长7%需要努力”。那么到底2002年经济增长到底几何？
应当说，今年我国经济开局出人意料地好，一季度GDP增长7.6%，但高出去年四季度1个百分点，从而开始扭转自去年一季度开始形成的逐季下滑趋势。由于去年一季度是去年全年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季度，在这样一个高基数上取得如此快速的增长，无疑为今年全年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
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看，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确有许多超乎寻常的亮点：1、以住房、汽车和通信类产品为代表的新一轮消费潮流已经形成并将持续发挥作用。其成因五：一是刺激内需已经成为我国一项基本宏观调控政策。自1998年以来，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依靠内需扩张来支持经济增长，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效应正在越来越明显地得到显现；二是这几年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一轮以住房、轿车和电脑商品等为主导的新的消费浪头已经开始初步形成；三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低消费能力的农民正在转化为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市民；四是关税的下调对消费的增长有促进作用，与世界消费接轨速度加快。另外，按照中央最新的政策，今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度将加快，具有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将相应得到提高。
2、加入WTO后，我国成为世界“大工厂”进程加快。一是实际利用外资持续增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在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逐步上升。（2）“世界大工厂”生产的产品范围越来越广（从轻工，到一般机电到IT制造业），档次越来越高。3、在进口增长和外商投资增长的拉动下，东、中部地区投资快速增长，甚至高出了西部地区。1-2月，东部地区投资947亿元，同比增长22.9%；中部地区投资205亿元，增长25.9%；西部地区投资218亿元，增长22.8%。
4、新开工项目增加，投资规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1-2月，新开工项目3107个，同比增加374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596亿元，增长49.5%，新开工项目平均投资规模达5138万元，增长31.5%。
与此同时，2002年的中国经济也存在着一些不利的因素：1、下半年投资增长可能回落：（1）当前投资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国债投入和外商投资。但国债投资的乘数效应较弱，且存在项目储备不足的缺陷。而利用外资的增长受制于上年合同外资额。从2001年下半年我国利用外资合同金额增长情况看，下降明显，12月甚至下降了37.7%。受其影响，今年下半年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增长速度将相应回落。（2）投融资体制改革还没有实质性突破，虽然民间投资受WTO效应的影响，已处升温状态，浙江等一些地方出现了投资增速的迹象，但还有待进一步刺激。2、外贸形势可能将有所恶化：（1）进口将加快。一季度进口增长出人意料地慢，有一些原因，比如，我国的合理应用WTO手段保护国内市场（如对美国转基因大豆进口的限制），以及国内需求增长格局对除了汽车之外对其它国外产品需求较少。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今年进口关税税率的下调估计要到二季度才能真实运作到位，许多进口商将本该一季度就报关的产品，也推后到二季度以后进口。（2）出口增长可能放慢，原因在于大多数国际贸易伙伴（如欧洲、日本）经济还不景气，导致对这些地区出口大幅滑坡。今年一季度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主要是美国，而美国经济反弹到底能持续多久，还是个未知数。
总体上看，我们认为2002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GDP增长可达7.4%。
（三）中长期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与唱衰中国的论调相对应的是，我们非常看好中长期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今年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洞悉经济市况，掌握无限商机》的中国调研报告。根据该调研报告的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30年会从现在的第六位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可以再维持3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本世纪中叶前中国经济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强的经济体。
中国国家统计局核算司司长许宪春等人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于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12年超过德国，本世纪中叶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在本世纪内很难超过美国。205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2000年的水平。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4月10日在柏林出席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举行的宴会时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我们的计划是，到2010年，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再翻一番。中国2030年将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以为，中国经济运行之所以能被看好，是因为中存在着多部可持续工作的发动机。
从国内因素看，“三点决定内需增长面”的格局依然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
前两个点还是汽车和住房。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受多方面因素制约，我国汽车和住房的发展严重滞后，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不匹配。近几年来，汽车和住房在拉动内需方面所起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过去制约汽车和住房消费的政策将不断被消除。与此同时，这几年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一轮以住房和汽车主导的新的消费浪头已经开始初步形成。应该说，这一轮消费浪潮，一旦真正启动，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的推动力，不管是从力度看，还是从时效看，都将是前所未有的。以住房为例，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在人均年收入到达1万美元以前，住宅业都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发展势头，而目前我国人均收入还不到1千美元，假设以后每年以8%的速度递增，在住宅市场在到达饱和之前，还有长达30多年的时间，住宅业都能够一直以较快的增长速度推动国民经济向前发展。
第三个点则不再是上述的通信类产品，尽管它还能保持一段时期的快速增长，但是不会太长远。从长远看，中国经济增长将有一个推动力量更大的支撑点出现，即城市化建设。加入WTO后，为了解决农村问题，我国城市化进程必将加快。有人预计，到2010年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将会提高到50%左右，每年将有2000万至5000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城市化的最大作用在于它能提供有效的供给。绝大多数服务业在农村都无法生存，但在城市里却可能犹鱼得水。同时推动房地产业和汽车业两大支柱产业的快速发展。
从国际因素看，全球化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已经主导成为了全球轻型制造业的主导，在这个领域上国际市场出囗价格与获利率不再取决於西方与中国的成本差异，而是由泛中华企业彼此间的竞争来决定。加入WTO后，中国作为“世界大工厂”所生产的产品范围将不断扩大，地位将越来越牢固。中国不仅价格低廉的劳动力人数众多，而且素质越来越高。目前，中国具有高等学历的劳动人囗已达４千万，每年从高校毕业的人数不久后又将超过300万。这一切吸引着越来越多为提高竞争力的境外企业来到中国落户。这一现象在日本企业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马来西亚投资的日本企业大部分已经开始抛弃马哈迪尔总理的多媒体电脑城计划，把资金转往中国。一些人预言，越来越多的日本高科技企业将关闭国内工厂，大批迁往劳动力、土地和效用成本更低的中国。与中国搭上边的经济体就会赚钱，搭不上或是不愿意搭的就会萎缩，这道理已经基本成为了国际共识。
总之，从长远看，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经济的第四个火车头，这个火车头，也许是地区性的，也许是世界性的，它决不会因为当前国际上唱衰中国的潮流而发生任何变化。
来源：博士咖啡（http://doctor-ca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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