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又重新订阅了《杂文报》，究其原因大概有三个：一是因为网络的发达，有些报纸时效性已经严重不足，比如既便是《新民晚报》这样的名报纸，因为发行投递的原因，我们看到的已是两三天前的报纸了，就算是当天的报纸，许多信息也都在网络里浏览过了。二是因为费用问题，许多报纸，版面越来越大，广告越来越多，自然价钱也越来越贵，今年我停止订阅《新民晚报》和《南京晨报》，而重新订阅《杂文报》，节省的费用非常可观，尽管是公费订阅，也没有刻意的去考虑费用，但我的行为还是一举多得，至少为单位节省了开支。第三，那纯粹是个人感情的原因，我与《杂文报》有着一种特殊情缘。

说起这段情缘，还得上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记得那时的我，刚刚大学毕业，上大学时我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到单位我仍然是最年轻的，青年教师中我是唯一的一名中共党员······条件优越，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豪情万丈。《杂文报》“革故鼎新，激浊扬清”的办报宗旨，正切合我那颗年轻的心，觉得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愤世嫉俗，匡正时弊，我觉得这就应该是我等的职责和使命。用现在的话说，我属于那种典型的“愤青”。我又是学文学的，大学时代就通览了《鲁迅全集》，走上社会早就该小试牛刀了。于是，自费订阅《杂文报》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写稿用稿，当然是写得多用的少。记得《杂文报》大概是83年前后创刊的，后来又创办了《杂文界》杂志，我都是自费订阅，至今还保留有部分当时的报纸和杂志。记得当时发表的杂文有《铜头铁尾豆腐腰》，该期报纸已无法查找，具体日期也无从记起了。我很关注杂文理论的探讨，发表过几篇文章，如《强化杂文的文化意识》（刊于89.7.14杂文报）、《杂文家的文化人格》（刊于89.12.1杂文报）、《杂文应该多研究些问题》（刊于92.7.31杂文报）等。还记得当时的理论版编辑是阎长龄老师，不知他现在是否安好，挂念之中。杜文远老师还专门就《杂文家的文化人格》一文，撰写了与我讨论的文章《创造性非一家之专利》（刊于90.2.16杂文报），后来从报上得知，杜文远先生逝世的消息，心里不禁产生一种凄凉的感觉。后来还写过几篇新基调杂文理论的探讨文章，发表在《杂文报》和《杂文界》上，新基调杂文理论的首创者刘甲先生，我们多次书信交流，在马鞍山我们还见过一面，如今他也早已离我们远去，真的有些物是人非的感觉。

记得那时，杂文创作蔚然成风，各地相继成立杂文学会，创办杂文报刊，我们马鞍山也不例外，我自然是积极参与其中的活动，并成为骨干分子之一。后来的岁月，不知是何原因，活动停止了，组织消失了，虽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压力，但毕竟是事实如此。就我个人而言，可能是因为生存和工作的原因，停止了与《杂文报》的联系。生存，可想而知，男人总要挣钱养家糊口；工作，是因为担任了一些行政管理工作，事情杂了，压力大了，应酬多了，心也乱了，再也没有淡定之心和深邃的观察去写什么杂文了。先后担任了学校主任、副校长、校长职务，靠个人努力能当上校长，我多少有一些沾沾自喜。在我担任校长多年之后，一次偶遇本地一位杂文前辈，不知有多久没有见过面了，那时的他已然满头白发，显然他也时时关注着我的情况，临别时他丢下一句不轻不重的话，至今仍然压在我的心头，他说：“可惜，可惜！能当校长的大有人在，能写杂文的却非常难得。”我不知道，我人生道路的选择有没有差错，但至少我已觉察出其中的缺憾，重新订阅《杂文报》即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