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本文是作者应邀为《江湖、学问与张五常》（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书所作的序

这一年多来，来自香港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大陆各地的高校可谓真的“橘子红了”。要说，他的“橘子”早就熟了。当“新制度经济学”风靡中国新生代经济学人的时候，张五常在经济学界可谓大名鼎鼎了。可是，这一次无论怎么说都是不一样，他的名字正在变成媒体追逐的对象，而他的出现和演讲在这段时间看起来已经被娱乐化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他的经济学论文在大陆被广泛地阅读了（真正读懂他论文的人又能有多少？），也不是由于他被人点名商榷过、被人写文章指责过，这些事情应该都不是原因，而是一连串的结果罢了。

不错，张五常的形象卡通，演讲不用国语，边上坐着自己的太太担当翻译，语出惊人，这些都使张五常具备了“做秀”的必要条件，但并不充分。他早些年被上海财经大学的程恩富教授发动“十批”时，并没有得到大众社会的关注。当80年代末他带着弗里德曼来到中国的时候，也没有掀起过什么热潮。对于知道张五常的人来说，张五常不过是一位身居港岛的著名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而已。

依我看来，张五常最近火红大陆跟中国学界和媒介的热闹周期有相当紧密的关系。曾几何时，我们就是喜欢不间断地炒火一个人的名字。炒火一个人，跟红几个人，而且大家还能热闹一阵子。最后，想出名的出了，想发泄的的泄了，想挣钱的挣了，想走（出国）的走了，只有一堆垃圾留下了。

好象我们长期以来已习惯了这样的热闹周期。这一次为什么轮到了张五常呢？因为这些年来媒体和经济学界的后生们还没有遇见过一个像张五常这般狂声傲语、放荡不羁的经济学家。既有“卖点”，还不吵上“江湖”？但不幸的是，这一次，张五常却是站在一座由学问和思想堆垒起来的大山顶上，能接近它已相当艰辛，需要勇气和本领，而要翻越它，谈何容易呀。至于撞它两下，又能怎么样呢？

去读“张五常”吧。

佃农理论

我第一次知道张五常教授大概是在80年代的中后期。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熟读过他那个小开本的《卖橘者言》，这本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作为当时极为流行的“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本。在当时，大陆经济学界很少见到经济学家的“随笔”，最多只是看到一些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有关《资本论》的读书笔记或者“札记“之类的书籍。而《卖橘者言》让人眼界大开。

1990年，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哈勒根(William Hallagan)博士以富布赖特学者身份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执教，与我可谓一见如故。在他那里，我知道了Steven.N.Cheung出版过一本叫《佃农理论》（英文书名是“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的书。但是当时并不知道这个Steven.N.Cheung就是张五常教授的英文名字。我现在已记不得是什么时候把Steven.N.Cheung与张五常等于起来的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知道Steven.N.Cheung就是张五常的时候，我马上告诉了哈勒根。在那个时候，能把张五常与Steven.N.Cheung联系起来的也许并不多。一个例证是，经济科学出版社在80年代末组织翻译的英文巨著《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撰写“产权”条目的张五常竟然还是被翻译成了“史蒂夫·程”。

那么，哈勒根为什么会提到张五常呢？这是因为，哈勒根1977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分成制”(share-cropping)的理论。而分成制也是张五常1969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这本博士论文的中心论题。事实上，张五常的这本著作的英文名字的直译应该是“分成租田的理论”。正好，“租田”的农户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佃农”的含义了。

可以说自从亚当。斯密时代以来，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史上，分成租田或者分成制一直被认为不如租赁制有效率，尤其是剑桥大学的大经济学家马歇尔给出了他的那个著名的图解之后，基本已盖棺定论。但1966年2月，学生时代的张五常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上“心灰意冷”6个月之后偶在图书馆发现台湾的土地改革和农业产量的数据，发觉在地主与农民的分成制下农产量竟然在上升。好奇心让张五常没有参考任何理论读物，两天功夫就做出理论模型来解释产量为什么上升了。张五常对自己能一口气写出这个被认为可能“会引起地震”的理论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只凭着三个简单的“原理”去推理：

一是，产权对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二是，佃农分成合约与其它合约一样，条款是由双方决定的；第三，农民之间要竞争，地主之间也要竞争，所以合约的条款是在私产和竞争双重约束条件下决定的。因为私人产权和竞争的约束条件是一样的，所以，无论是固定租约、分成合约还是自耕自种，收入或者产量都应该大致相同。张五常回忆说：“我反复思考，找不到错处，就写了11页纸，题为《佃农理论—引证于台湾的土地改革》，寄到加大作为博士论文的大纲。第1页预告了大纲内的6个结论。”

这样看来，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分成制不如租赁制有效率的成见其实是标准的经济学所产生的一种错觉。张五常的《佃农理论》(第2章)在理论上证明，这种错觉来自于传统的经济学从来没有对分成合约的结构和条款做过调查研究，从来没有明确说清楚私人产权对生产行为的影响方式。而张五常的简单的推理则很容易证明，只要私人产权（土地和劳动力）是界定清楚的，地主一方的竞争和佃农一方的竞争足以使分成制下的产量与租赁制的产量相等，如张五常所说，“这是因为竞争的局限条件大致一样。”

当然了，这个思想本来应该首先可以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内做一般化的表述：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无摩擦力”的世界上，是地主雇佣劳动（工资合约）、佃农租赁地主的土地（定额租约）、还是佃农与地主通过分成方式（分成合约）来耕作，在产量上应该都是没有区别的。不过，张五常在《佃农理论》的第4章进一步证明，即使我们放松零交易成本的假设条件，只要产权是专有的和可以转让的，不同合约下的资源配置的结果也应该是相同的。但是，既然这些不同的合约安排对产量没有影响，为什么还要有不同的合约存在呢？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发展出来了一个在交易成本约束条件下的合约选择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存在交易成本的条件下，人们选择不同的合约，是由经营的风险大小和当事人的风险偏好决定的。张五常在《佃农理论》里发展起来的关于解释这个合约选择的理论简单地说是这样的：尽管采用固定租约或工资合约的交易成本和协商成本相对较小，但是，对于有风险的耕作，仍会采用交易成本相对较高的分成合约，因为在分成合约下生产的随机性风险会在地主与佃农之间分担，风险越大，来自风险分担的好处就越大。这个解释与台湾的农耕制度非常吻合，在台湾，耕种小麦常常采用分成合约，因为小麦生产的随机性风险比水稻大得多。而象水稻一类的低风险农作物则倾向于采用租赁合约。

再来说哈勒根。如果说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关于人们为什么要选择不同合约的理论的话，那么哈勒根在1975-1976年感兴趣的问题就非常类似了。他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旧金山淘金热时期，当地的金矿主与来自亚洲的劳工会采用不同的合约安排？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与张五常“没有参考有关的理论读物，只两天这理论就做出来了”不同的是，哈勒根则广泛地阅读了关于佃农问题和合约选择的大量的文献，认真揣摩着这些文献的经验基础。

哈勒根在回顾“合约选择”的经济学文献时首先提到了张五常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但他很快又注意到另一位学者在1971年发表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关于印度的佃农理论。在“不确定性、企业家才能与印度的分成制”的论文里，拉奥(C.H.Rao)发现，与风险分担理论所预言的情况正好相反，在印度，水稻的耕作采用的是分成制，而风险更高的烟草作物则倾向于使用租赁合约。受拉奥的“企业家能力”的启发，哈勒根的博士论文发展出了一个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自我甄别”(self-selection)的“佃农理论”。在哈勒根看来，是采用分成合约还是租赁合约或者工资合约，与农户的企业家才能（经营能力）的大小有关，而未必取决于当事人的风险偏好和是否需要分担风险。

具体而言，哈勒根的“佃农理论”或者“合约选择”理论引进了阿克勒夫-斯宾塞(Akerlof-Spence)的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框架。在这个概念框架里，哈勒根认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分布，地主提供不同合约的目的为的是让农户自己通过选择不同的合约来“自我甄别”，也就是说，不同合约的存在起着“甄别”不同类型的农户的信息功能，只是这个功能是通过农户的“自我甄别”来实现的，因为具有较高企业家才能的农户一定会选择租赁合约，缺乏企业家才能的农户则选择工资合约，而选择分成合约的是企业家才能有限的农户。哈勒根援引的多个经验研究都发现，地主与农户在收入分配上的差别实际上反映了他们的初始能力禀赋的差别，这似乎与“甄别”理论的解释相当一致。

尽管哈勒根的论文沿袭了信息经济学的概念，但是，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对哈勒根的影响还是深远的。当哈勒根知道我在写这篇“阅读张五常”的文章时，他对我说：“在将合约理论推进到可检验的假说方面，张的分成合约的论文（台湾的水稻与小麦）是我那时看到的第一个。虽然该理论并不复杂或没有使用计量经济学，但却是重要的贡献，因为它推动了一代年轻的经济学家去试图发展这些思想。”

今年初夏，我与哈勒根当年的导师之一、现在夏威夷大学经济系的罗马塞特教授（James Roumasset）在复旦校园谋面，其间还说起张五常教授的《佃农理论》与哈勒根的“佃农理论”。罗马塞特教授在1976年也出版过一本研究分成合约的书，《水稻与风险》，其中第四章是关于佃农理论的，自然也评述了张五常的这个《佃农理论》。在共进午餐时罗马塞特教授对我说，比尔（哈勒根博士的名）太不爱张扬，其实他的博士论文也是对现代合约选择理论和代理理论在早期阶段的一个重要贡献。我早就注意到，不爱张扬的哈勒根博士对什么都无所谓，沉湎于华盛顿州普尔曼小镇上的那个悠闲自得的生活。说起来，他至今还没有解决正教授的职称呢。今年夏天，我收到他从欧洲发来的电子邮件，说自己要做起“农民”来了，因为他在华盛顿州立大学附近购置了一个小农场。难道这是当年的“佃农理论”与农民兄弟结下的一段“情缘”？

应我的请求，罗马塞特教授这两天在与我来往的电子邮件中高度评价了张五常教授的《佃农理论》。他说：“张五常关于佃农的文字性理论的分析令人信服，是科斯式经济学一个绝好的范例。科斯告诫我们不要止步于‘黑板’式理论模型，在这里说的就是马歇尔颇具影响的关于分成制的图示分析。张五常在考察台湾案例的过程中发现地主能够觉察到卸责行为，并解雇那些劳动投入明显低于有效水平的佃农。他推测，分成合约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是劳动力市场（工资契约）的完美替代……须注意的是，张五常的命题（在充分竞争条件下，合约是市场的最优替代）与科斯定理是一致的，但较后者具体。很多数理经济学家不愿意接受科斯定理的各种变形版本，认为它们或是错误的或是套套逻辑。正如‘核收敛’定理所表明的，作为科斯定理的一种版本，张五常的命题是正确的，有着丰富的含义，一直是个重要的解释性工具。”

罗马塞特教授本人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成分制、生产的外部性与合约理论”中证明，张五常的命题是德布鲁－斯卡夫定理（Debreu-Scarf Theorem）的一个推论，也即，一个农业经济中走向竞争性均衡的“核收敛”（犹如存在土地和劳动的竞争性市场）。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学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形式化，而且后来罗马塞特教授曾与这位学生合作过一篇关于“科斯－张五常定理”的论文。

回想起来，我是1992年年底在英国萨塞克斯（Sussex）大学的图书馆里认真阅读了张五常的《佃农理论》的英文原版的。而今天我手中实际上收藏着另外两种《佃农理论》的版本。一个版本是大多数人看到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个中文版本，由人民大学的易宪容翻译。而另一本则是一位曾经在《书城》任执行主编的李韧君送我的香港英文版，它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9年的那个英文版本的重印本，2000年在香港“花千树”出版公司出版。张五常教授用中文为它写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序言“《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另外，值得玩味的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拉斯。韦尔因(Lars Werin)先生还专门为这个版本作了一个“导言”，而韦尔因教授一直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经济学科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主席。

就我个人的好奇心而言，特别想要提到的还有这个版本的封面。封面上的“佃农理论”四个中文书法格外的优雅，一看就知道它出自上海的著名书法家周惠君（注意：君字左加王字边）女士。我曾听谁说过，张五常最欣赏的是周的书法。好象他曾拜周为师，学习书法，是真是假，那我就不得而知了。周的书法也是我从中学时代就喜欢上的，而且周至今仍是我最喜欢的书法家。说来也巧，现在由我任主编的双月刊《世界经济文汇》在80年代初复刊时也正是由周题写的刊名。由于这个原因，我甚至至今不愿意更改这个刊物的名字。

这个香港版本的封面上还采用了一幅彩色摄影，它出自张五常教授自己的摄影作品。这是一张夕阳时分由收割机与麦浪构成的浓彩画面。张五常教授在《佃农理论》的中文序言里一开头就提到了他的摄影：“《佃农理论》是我学生时的论文习作，大约1966年5月动工，1967年4月交卷。那时在加州长堤大学任较职，每星期要教12课，又要在长堤艺术博物馆开什么个人摄影展，所以真正下功夫的时间不到6个月。66年的秋天，我有3个月听不知音，食不知味。”所以，对满足好奇心而言，张五常教授视摄影与研究经济学一样的重要。对于摄影和写论文，讲究精彩过瘾也是同等极端的重要。未能找到好的题材，就决不动工去写经济学的文章，宁愿“拿着相机静坐在一个园林中搞摄影”。

经济解释

我案头还有的就是张五常教授的一本《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以及一些单行印出的经济随笔集了。关于随笔，容我后面再来涉及，先说这么一本取名《经济解释》的论文集。这本《经济解释》收集了张五常教授在1968-1998年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该书是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的张卫东教授赠送给我的。张卫东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比我高一班，但与我均在宋承先先生门下。毕业后在原华中理工大学执教，后经张培刚先生举荐到港大张五常教授那里工作两年。这本《经济解释》就是他与当时同在那里访学的人民大学的易宪容君联袂选编和翻译的。今年初夏，我在武汉与张卫东教授见面，他还多次聊起他的“港大岁月”和有关张五常先生的一些趣闻佚事。

收集在《经济解释》中的论文有不少都是我所熟悉和喜爱的，尤其是“企业的合约性质”、“价格管制理论”和“蜜蜂的寓言：一项经济调查”等论文，让我百读不厌。但是收在《经济解释》首篇的那个“经济解释：让我们做弄潮儿”的文章，我倒是第一次读到，而且格外地喜欢。这是张五常教授1982年回香港就任港大经济讲座教授时的一篇就职演说。我认为，这篇演说最能体现张五常教授在经济学上的功力和他在经济研究中所追崇的“解释经济”的信仰。他的大师风度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就精彩程度而言，完全可以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在授奖仪式上的演讲相媲美：

“这个演讲以悲观的调子开始。太多的未经检验的理论和太少的确凿事实，构成了我所追溯的早期经济研究的特征。诚然，今天我们仍带有一些传统的观念。经济学中的许多人仍然不愿意检验含义；他们仍然把道听途说当作事实来接受；他们还敢作无根据的政策建议。但我们也要看到乐观的一面。潮流正在转变，且是不可抗拒地转变。这种转变开始于50和60年代，在70年代变成了经济解释而非政策建议的持久不衰的滔滔洪流。当世界看到亚洲两类国家经济绩效的鲜明例子时，人们更迫切地感到需要这种转变……马歇尔是伟大的。我建议当我们做高涨的经济解释潮流的弄潮儿时谨记他的劝告。如果我们利用我们所处的时间与地点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对理解经济体制的运行作出我们的一份贡献。”

凭心而论，张五常的这本《经济解释》无疑是这一潮流转变时代的最有力的见证。我在这里特别想点评“蜜蜂的寓言”和“企业的合约性质”两篇论文。我一直认为，这两篇论文对推动“经济解释”这一范式转变的浪潮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值得我们后生认真体味的。后来我注意到，张五常在其随记“学术上的老人与海”里也格外点到了这两尾“巨鱼”。他是这样说的：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可观的鱼，机会不大，但我遇过两次。最明显的一次，是在西雅图华大与一位老同事进午餐时，他不经意地说他的一位女婿，养蜂为业，把蜜蜂组给苹果园使用。我一听，哗，那岂不是大鱼一尾？我取得他女婿的电话，午餐没有吃完就钓鱼去也。三个月后，我搜获的缝租与花蜜市价的资料，天衣无缝，二十多页的文章一挥而就，过瘾之极……该文题为《蜜蜂的神话》（在《经济解释》中被译成“蜜蜂的寓言”—引者注），虽然深度平平，但因为新奇过瘾而立杆见影。”

“以经济学而言，我认为一篇发表了五十年的文章，若还有每年被引用二十次的影响力，那就真是一尾巨鱼了。据我所知，二十世纪内只有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那一篇达到这个水平。自己的应该没有机会达到。但我那篇1983年任职港大时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在《经济解释》中被译成“企业的合约性质”-引者注），今天看其成长，观其走势，似乎可与科斯打个平手。”

“蜜蜂的神话-一项经济调查”是1972年的事。1973年这篇文章发表在科斯主编的芝加哥大学的《法和经济学杂志》上。可以说，该文一举推翻了1952年英国经济学家米德（J.E.Meade）的那个苹果和蜜蜂的“经典寓言”（该文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学报上）。而在此之前，按照张五常的说法，米德的文章可以说把经济学搞得天翻地覆。因为自从庇古以来，关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背离或者所谓“外部性”的理论一直是鼓励政府干预市场活动以矫正无效率的重要依据。但要说明这个理论有牢靠的经验基础，就必须在现实中找到更多的所谓“市场失效”的例子。可是，正如张五常在这篇论文的开头写道的：

“非常令人惊奇的是，除了庇古的工厂污染和西奇威克的灯塔以外，很难再找到一些令人信服的例子。直到1952年，即在庇古最初分析的30多年以后，米德才提出了另一些例子，使政府干预行动论卷土重来。J。E。米德所举的最重要的例子是关于苹果种植者和养蜂者的情况，这个例子不久就成为经典。”

米德的“苹果与蜜蜂”的例子是这么说的，养蜂者的蜜蜂飞到隔壁的果园里采蜜而又不付任何费用肯定导致果树数量低于最优数量，而蜜蜂采蜜的同时也在传播花粉，所以果园主也没有向养蜂者支付蜜蜂传播花粉的服务费用。从社会的角度讲，这两者都是市场失效的表现，所以需要政府既对养蜂者补贴也要对果园主补贴以实现社会最优数量的蜜蜂和果树。

然而，就是那样一个与同事共进午餐的偶然场合，张五常捕捉了一个注定要做出杰出贡献的机会，因为他在饭桌上听到了养蜂者与果园主之间在美国是存在租赁合约的！这后来就有了很是过瘾的“蜜蜂的神话--一项经济调查”的诞生。在“蜜蜂的神话”里，张五常在华盛顿州的“苹果之都”一带的调查惊人地发现，不仅养蜂者和果园主之间有花粉传播服务的合约和蜜蜂采蜜的细致的合约，而且价格厘定的精确不亚于市场上其他的物品，所以，有关采蜜和授粉的定价与合约安排可以说非常有效率，那里有米德所想象的那种“市场失效”？“蜜蜂的神话”与《佃农理论》所蕴涵的精巧思想一样，现实中之所以不存在人们所想象的那种所谓的“市场失效”，是因为合约安排完全取代了（现货）市场的交易，如果有足够的竞争力量存在的话。这样一来，米德的“苹果与蜜蜂”的寓言与早年马歇尔对佃农耕作所做的漂亮的图解一样，皆为科斯后来所说的远离真实世界的“黑板经济学”而已。

坦率地说，如果你真读懂了这篇“蜜蜂的神话”以及后面我要提到的“企业的合约性质”，你就能领会张五常教授所说的下面这句话的丰富内涵了：“我是为过瘾而搞学术的。与自己的钓鱼兴趣一样，博大不取小。有等于无的学术文章，不写算了。”“大的凤毛麟角，小的多如海中沙。如果百分之九十九的文章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类的知识什么损失也没有。”这是大师。

回过来说，既然在美国，农民与养蜂者之间的合约安排长期以来已成为家常便饭，为什么米德的“苹果与蜜蜂”这个神话如此让人相信呢？张五常开玩笑地说过，很容易理解，“苹果与蜜蜂”的神话为什么广为流传，因为它新颖而迷人，田园诗般的景色，蜜蜂从苹果花中采蜜的调皮样子容易唤起经济学家及其经济系学生们的丰富想象力。”当然，实际上“蜜蜂神话”代表了一个在经济学说史上很常见的现象。对此，不久前《21世纪经济报道》刊出的张五常的另一部《经济解释》（我后面将专门点评）的第66期，即关于“科斯定律”的那一章，张五常倒是提起过这个现象：“胡乱引经据典的行为可不是庇古独有的。理论上的引经，引者不敢乱来，因为引错了被引的人会反驳。但事实的引经是另一回事，胡乱引的在经济学很常见。1969年我研究公海渔业时，就发觉有同类的习惯。一位作者举一个假设的例子，第二个作者引而据之，经过了三几个，就变成了实例，一般学者深信不疑。”这么说，倒也验证了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的一句话：经济学家完全像普通人一样，也会犯错误……他们最常犯的错误或许就是相信其他经济学家。

再回头说张五常十年后的那尾巨鱼，“企业的合约性质”。它是张五常教授回香港大学任职后发表的第1篇论文，张五常说，“企业的合约性质” 也是为科斯的荣休而作的。以我之见，这是一篇可以而且理应与科斯的“企业的性质”（1937）相提并论的经典论文。它是“现代企业理论”范畴内思想和想象力最为丰富的作品。发表这篇论文的那一年是1983年。但是，对形成该文重要思想的调查活动却可以倒推至70年代初。我注意到，张五常在港大就职演讲中提到过这次回港的调查，在为《佃农理论》香港重印本所写的序言里还说到过这次的调查。

要懂得为什么张五常的这篇论文对当代的企业经济学如此之重要，我们得先从科斯1937的论文的思想说起。众所周知，科斯学生时代的作品“企业的性质”（1937）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可以按照市场的信号来生产并出售，为什么还要跑到一个“企业”里受他人指挥呢？科斯的回答是：因为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由于存在着这个“交易费用”，因而企业就出现了。科斯的论文不仅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与“生产费用”相对应，而且第一次把“市场”与“企业”看成可以相互替代的制度了。可以说，形成了“交易费用”这个概念，科斯就能够把这个复杂的世界给简单化了。

但是，在张五常看来，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因为这个“企业取代市场”的假说不能解释大量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地带”，比如现实世界中的大量的计件工资合约的存在。这些“中间地带”的存在使得科斯的那个“企业”与“市场”的替代关系变得模糊不清了。张五常曾经提起过：“1968年我问高斯（我们现在翻译成科斯-引者注）：‘假若苹果园的主人聘请养蜂者以蜂传播花粉，究竟是一家公司还是两家？’我见他答不出来，就知道公司的本质还没有完整的理解。”

我手头没有找到资料来说明张五常在什么场合或者为什么会注意到计件合约对理解企业本质的极端重要性，但他1974年显然就知道了这个计件合约的意义。他在“企业的合约性质”一文中承认，1974年就有了这个思想，深信计件合约是理解企业本质的关键，因为计件合约正好处在市场与企业之间。他甚至认为，如果科斯当年意识到计件合约的意义的话，他那个1937年的论文今天可能就是另外的样子了。

传统的标准经济学教科书通常是把“市场”放在第1章来讲述，把市场描述成产品和服务的直接交换，价格由供求共同决定，从不提什么合约安排；而要素市场则放在最后一章来讲。这样一来，市场与企业（企业是有关生产要素的）就分开成为不同的东西了。科斯的论文从某种意义上说，遵循的也还是这个标准理论的概念范畴，在他那里，市场和企业有明确的界限，尽管在论文里实际上并没有给两者下一个清晰的定义。而张五常的另类和想象力恰好就表现在这个地方。也许有了早期《佃农理论》所培育的反叛直觉和一直保持着的对真实世界的好奇心，张五常对企业与市场的这个看似截然的区别深表疑虑：当我们说市场与企业是不同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为了解读张五常教授的这篇经典作品“企业的合约性质”，让我从一个简单的情况开始。假如一个人拥有生产性的要素，如劳动力。他有三个选择：（1）自己生产和销售产品获得收入；（2）把自己的要素卖掉换取收入；（3）把这个要素的使用权委托给他人换取一定的收入流量。第三种选择实际上意味着企业的出现，因为企业家是根据合约而获得一组对他人的生产要素的使用权的“代理人”。令张五常疑惑的问题是，如果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是自己的，并且有选择的自由，看不出人们非要选择第三种的理由。科斯1937年的思想是，人们选择第三种，是因为前两种选择将包含较高的“交易费用”。那么，什么是交易费用呢？张五常花了不少的笔墨讨论了科斯的交易费用的含义。在张五常看来，科斯的交易费用概念里面，最重要的实际上应该是“度量费用”。顺便说一句，张五常的同事、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巴泽尔（Y. Barzel）在1982年发表过一篇关于“度量费用”的重要论文，但巴泽尔说，他的思想却是来自张五常的。

但是，仅仅注意到交易费用中的“度量费用”的重要性还不够解释人们选择“企业”的理由。张五常接着就提出了构成他重要贡献的一个被称为“替代定价”的思想。这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的思想。这个思想是这样的：如果能够直接度量要素所以者的每一种贡献大小或者对他们的活动能够直接去定价的话，那么上述第三种选择就是多余的。但是因为直接度量要素所有者的单个贡献或活动的成本高昂，所以，就需要寻找替代的办法来间接定价。这种“替代定价”可以象计件工资那样的简单明了，也可以象“企业”那样的复杂。科斯显然只考虑了复杂的替代，认为这种替代就是“企业”。但张五常认为，现实世界比科斯的“企业”还要复杂，还有很多简单的替代方式，计件工资合约（他称“计工合约”）是最好的例子。张五常在香港的调查发现，香港有太多的计件合约的实例。以件计酬而不是以劳动努力的贡献大小来计算报酬，显然是因为后者的度量费用太高；同样，企业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直接度量企业家比全部和分别度量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的贡献更容易。

“替代定价”思想的提出把科斯的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替代转换成了对不同合约的选择问题。尽管科斯有了“企业是一个合约替代一系列合约”的想法，但这恐怕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在张五常看来，企业对市场的这种替代并不总是发生，例如计件工资合约的存在，并没有出现科斯所说的“企业”。所以，张五常的贡献是，企业仅仅是一种替代，还有大量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地带。这样一来，问题变成了对合约的选择—选择什么样的合约。科斯说企业替代了市场并不完全正确，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合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五常认为，我们并不总是能肯定企业的范围，因此“企业是什么”是没有意义的问题。

张五常教授后来回忆道，科斯读到这篇文章后回信说，这是他看到的10多年来还能学到一点东西的文章，虽然他不太想同意张五常的“不知企业是何物”的观点。对此，张五常教授则对自己的这个重要的思想深信不疑。无论如何，如果说科斯1937年的论文现在可以被认为实际上开创了今天颇为流行的“合约选择”理论的先河的话，那么，这恐怕全然得益于张五常对科斯的这个早期理论的重新解释。我认为，这是科斯对张五常欠下的一份情义。

在结束点评“企业的合约性质”这篇论文之前，我忍不住还要把张五常教授在该文“结束语”中提到的一个精彩片段摘录下来与读者分享：“1969年，在香港，我坐在路边的一个空木箱上，让一个男孩儿替我擦皮鞋，讲定价钱是两角。他刚开始擦，另一个男孩儿就走了过来，二话不说擦起了我的另一只鞋。‘我怎么付钱’我问。‘每人1角’，一个男孩子回答道。我问他们是怎么定价的，结果惊讶地发现，这两个男孩子相互完全不认识。但使我领悟到，这一定就是科斯所说的市场：假如我一只脚穿一只普通的鞋，另一只脚穿一只不常见的长统靴，那么把一笔交易分成两笔交易就不那么顺利了。这个小插曲使我从一种不同的角度重读了“企业的性质”，随后专门研究合约，以满足我的好奇心，这种研究构成了我现在所作的解释的基础。”
    还是经济解释   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就是这么的另类和迷人。而魅力不凡的还有另一本同名的《经济解释》。这本《经济解释》是张五常教授介绍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以及发展之来龙去脉的随笔集。与我前面提及的那本收入张五常25篇经济论文的《经济解释》不同，这本书主要是写给非经济学专业读者阅读的。据说最初是从1989年在《香港经济日报》上连载的，后来因故停了下来，两年前卷土重来，开始续笔。我并没有见到或者现在是否出版了完整的一本集子，但我一年来阅读了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连载的这个集子中的不少文章，也从网上零星地阅读过也属于这个《经济解释》和其他随记性的不少片段。
    回头想想，我开始注意并比较集中地接触到张五常教授的这些思想随笔应该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那是一次在匹兹堡大学经济系的讲学机会。午饭后，我的学生陪我在比邻的卡内基-梅隆大学（CMU）的校园里散步，其间她向我提到了两位经济学家，一位是最近刚刚造访中国的“数学天才”约翰。纳什教授，而那天我们刚好从纳什曾经工作过的CMU的那幢建筑物门前走过。另一位则是“经济学的怪才”张五常教授了。提到张五常教授，是因为在匹兹堡大学读书的她对张五常教授的随笔赞不绝口，还不停地咏诵着他那篇“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和“具解释力重于斟酌对错”中的一些耐人寻味的话。现在重新找回来，摘录如下：
    “几年前我问过几个专攻金融财务学的青年学者，有没有读过费沙的《利息理论》。他们都说没有，因为是过时了。胡说八道！这些后起之秀本领再大，也不可能有费沙十分之一的功力。今天不能，永远也不能！（费沙名著的第一段只有一句—‘收入是一连串的事情’—不知他们想过没有？）”
      “价格理论之所以是经济理论不可或缺的基础，是因为一旦掌握得通透，简单之极。问题是这‘通透’来得不易：概念要懂得透，重点要拿得准，引用时要来得活。要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们要由浅入深，由深转复杂，然后再回到深，又再到浅。我自己来来回回几次后，三十年来就只懂得用浅的，而忘记了深的或复杂的了。今天的经济学的后起之秀所写的文章，我一看其理论就觉得复杂无比，不想再读下去。这使我意识到，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
    由于学生这般推崇张五常的这些妙语连珠的经济随笔，从匹兹堡回到哈佛大学以后，我便从<http://www.booker.com.cn>和<http://gd.cnread.net>上下载了张五常教授的多篇思想随笔，一读为快。那时我并不知道国内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正在连载张五常教授的这本飘逸潇洒的《经济解释》。而这本《经济解释》我更喜欢了。我甚至打算将它用作（西方）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发展史的教本，尽管张五常教授先此声明过，“《经济解释》这本书不是课本。选修经济的学生可以读，也应该读。但因为我往往不依常规，学生考试时用上我的答案，不免凶多吉少。众所周知的经济学，不用我再写出来吧。”
    上周，我从韩国庆北国立大学飞回上海小住，正赶上《21世纪经济报道》刊出《经济解释》的第66期，即关于“科斯定律”的那一章（前文我已提到）。信手翻来，上面有这样一段文字让我拍案叫绝：“庇古最弱的地方，是对事实的考证马虎之极。伟大如剑桥的经济学传统，在事实考证那方面是令人失望的。马歇尔马虎，庇古更马虎，而与庇古同时期的凯恩斯在这方面也不见得有过人之处……庇古有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大地如茵的禾田，火车从中穿过，其火花损害了谷稻，也不用负责。这例子有个真实的笑话。1969年，斯蒂格勒与阿尔钦旅游日本，坐火车穿过田地。他们问火车上的管理员：近于车轨的农地是否因火车的损害而地价下降？管理员的回应，是近车轨的地价较高，因为火车的声浪把吃稻的飞鸟吓跑了！”用经济学家的这些精妙绝伦的故事来演绎经济思想的演进路途，学生对经济思想史之类的课程岂能不着迷？
    张五常的经济思想随笔不仅其内容“不依常规”，它的表述方法更显示出张五常教授博大精深的国文功夫，乃我辈可望而不可及的。我记得2001年9月在北京香山参加新制度经济学的年会时（张五常教授也参加了这个会），张曙光教授也对我说起张五常的博学与文字之精炼令人望尘莫及。后来我注意到，不仅是他的国文，连他在英文的《佃农理论》中也保持着这种“手起刀落、开门见山”的文体风格。进入《佃农理论》的正题，第一句话就是“本研究有两部分”(This study consists of two parts)。张五常教授自己得意地说：“简单直写说易颇易，说难甚难，但用起来奇妙无穷也。”这是功夫。再来说为什么张五常这么钟情于“经济解释”？莫非在西方经济学界，经济解释始终是经济研究的使命。错了，事实可能正好相反。我们前面曾经点到，张五常在1982年回香港大学任教职时的演说特意选择了做“经济解释”的弄潮儿的题目，可见“经济解释”在那个时候还处在经济学思潮的大转变时期。张五常自己甚至开玩笑地说，如果要是以“改造社会”为己任，自己恐怕活不到今天。
     在一篇题为“大师的教诲、不解的缘分”的文章里，张五常回忆了自己对“经济解释”独有情钟的因缘。张五常说，60年代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虽然还算不上经济学的重镇，但好象除了芝加哥学派之外，特别注重依赖假说来解释经济现象的只有UCLA了。而张五常理解的“经济解释”，顾名思义，就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用上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现象或人的行为。他深信，“怎样办”是工程学的问题，而“好不好”是伦理学的问题，科学不问“怎么办”，也不问“好不好”，在科学的范畴内，问题来来去去只有一条：为什么。而经济学是科学！与“经济解释”的这个因缘还与两个“老头子”相连。张五常在上面提到的这篇回忆文章里写道：“当年在加大还有一件今天不容易相信的事。那就是卡纳(R.Carnap)在该校的哲学系教大学一年级的逻辑学，是关于科学验证的方法的。卡纳是逻辑哲学大师，整个二十世纪无出其右！我当时不知道，但见成绩比较好的同学都嘟囔着要去听他的课，我就跟着去凑凑热闹了。一进教室，见到在人头涌涌的大堂的最后一排，坐着一个老头子。那是我们经济学系的大教授K.Brunner。这使我意识到我是走进了一个金矿，于是用心地听起课来了。那是四十年前，当时卡纳六十九岁。‘经济解释’这个名目，是从卡纳的教诲想出来的。他的课替‘解释’一词作了明确的阐释，屡次提到‘科学解释’(scientific explanation)，而又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那高不可攀的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有高人指点，学问就是那样迷人。”张五常又是幸运的。
       我从网上曾经下载过张五常就科学的逻辑实证主义所写的多篇重要的随笔，它们共同以“科学的方法”为题被置于《经济解释》的开篇之章。在这些随笔中，张五常用精彩的笔触讲述了科学方法的逻辑结构和证伪主义的科学思想。例如，在“经济解释之四：具解释力重于斟酌对错”的文章里，张五常说，如果有人问，在整个科学方法的结构中，哪一点最重要？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理论的假说或者推测一定要“可能被事实推翻”。可能被事实推翻而暂时没有被推翻，就算被证实了。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是没有解释能力的。实证科学的主旨就是创立一些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句子或者假说来做推测的。他对“实证科学”的结构和实证主义的逻辑做过这样一个精彩与易于理解的的表述，让人回味无穷：“验证一个理论含义的唯一办法，是以事实反证。这点很重要。要验证下雨必定有云这个含义（验证A→B），是要以没有云就没有雨（Not B→Not A）的事实作反证。以没有雨就没有云（Not A→Not B）来验证，是一个很常见的谬误（在逻辑学上，这谬误叫做fallacy of denying the antecedent）……。
        中国古代有一个传说，认为月蚀是一只很大的天狗把月亮吃掉。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中国人曾以这无稽的假设，准确地推测了月蚀所发生的时刻！这个月蚀时刻理论是错了的，但却大有解释（推测）能力，算是有用的理论了。我们今天的月蚀时刻理论代替了中国古代的，不是因为今天的对而昨天的错，而是今天的有较大的一般性，可以解释天体中的其他现象……不管是对还是错，有解释力的理论就是有用的理论。说没有天狗吃月亮，所以不能以此准确地推测月蚀的发生，则是谬论。”不难理解，张五常之所以将这个“科学的方法”拿到《经济解释》的首篇并且长章大论一番，是因为他认为科学的方法论对中国人比对其他好些民族更为重要。中国的文化重仁义道德胜于科学精神，对科学的本质有根深蒂固的误解。以我之见，对科学的理解问题即使在今天依然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的范畴里。因此，张五常的这两本《经济解释》在今天应该引起我们的格外重视，应该得到更广泛的阅读，这恐怕也是张五常教授选择用中文发表这后一本《经济解释》的用心吧。         2002年10月11日于韩国庆北国立大学